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圖片來源: 中央社圖)
【看中國2026年8月3日訊】大家好，今年5月份的川習會上，習近平在談到日本時，出現了令美國官員感到意外的一幕。習近平當時語氣激動而且情緒明顯升高。他所針對的一個是日本的女首相高市早苗，而另一個就是日本增加國防支出，而川普也毫不含糊的給習近平懟了回去，他公開讚揚了高市早苗的領導能力，同時指出，朝鮮威脅日益升高，日本必須採取更積極的國防政策。
有消息人士稱，習近平對日本的言辭抨擊，是這場峰會中「火藥味最濃」的一段。
那麼很顯然，日本對臺灣的支持和日本軍隊的迅速改革，就是習近平最為惱火的因素，因為日本實實在在的劍指中共。
美國的7月31日，也就是中共的所謂「八一建軍節」當天，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在胡佛研究所發表文章，指出「日本悄然完成了自1945年以來最深刻的一次國防理論變革。」，讓中共感到惱火的是，余茂春更清晰指出「推動這一變革的催化劑，並不是抽象的憲法理論，而是中（共）國」。
顯然，這是余茂春給習近平和中共當局送上的一份「厚禮」，當然這個「厚禮」是打引號的，咱們今天就來和大家分享這些內容。
日本的戰略核心目標發生轉變
余茂春教授的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安倍的最終勝利：日本的國防革命與戰後和平主義的終結》。
文章開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近八十年裡，日本對國家安全的定義，建立在它拒絕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之上。它不會發動戰爭；它不會向海外投射軍事力量；它不會擁有進攻性武器；它依賴美國承擔作戰任務，而日本則專注於保衛本土。《日本憲法》第九條不僅是一項法律約束，更成為一種國家身份認同。
這樣的日本已不復存在。在沒有正式修改憲法的情況下，日本悄然完成了自1945年以來最深刻的一次國防理論變革。這場革命始於首相安倍晉三執政時期，在首相岸田文雄任內加速推進，如今正在首相高市早苗領導下全面實施。所有這些變化累積起來，其結果無異於徹底重新定義了日本軍隊存在的目的。
余茂春說到這裡指出，推動這一變革的催化劑，並不是抽象的憲法理論，而是中（共）國。
咱們說，中國的老百姓一直說習近平是加速師，他今天還朝著川普(特朗普)氣的跳腳，跳什麼腳啊？這腳就是他自己砸的，從某種角度，日本都應該謝謝這個習近平，沒有他這麼到處鬥，日本想走到今天這一步，那是相當不容易。
面對中共的威脅，安倍晉三首先看到了這一切。
余茂春指出，安倍比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領導人都更早認識到，中（共）國帶來的挑戰，與日本在整個冷戰時期所準備應對的傳統威脅有著根本性的不同。朝鮮能夠發射導彈；俄羅斯仍然是日本北方的重要安全威脅；但是，這兩個國家都不具備改變東亞戰略平衡所需要的經濟、工業、科技和軍事綜合實力。而中（共）國具備。
這一認識改變了一切。
幾十年來，日本的國防規劃一直圍繞著保護日本領土免遭入侵展開。如今，日本戰略的核心目標已經變成：在中（共）國發動侵略之前，就阻止其侵略。威懾，而不是被動防禦，已經成為日本軍事規劃的基本原則。
這就是安倍留下的最偉大政治遺產。
日本國防革命的兩大支柱
余茂春認為，這場革命有兩大支柱，首先是思想層面的轉變。他說，日本實際上已經將中（共）國確定為其長期國家安全面臨的首要挑戰，而不是朝鮮和俄羅斯。這實際上意味著日本數十年來戰略思維的一次重大轉變。
安倍認識到：中（共）國的崛起，並不僅僅意味著另一個大國的出現，而是一個威權國家的崛起。這個國家決心通過軍事現代化、經濟脅迫、科技優勢，以及在東海、臺灣海峽和南海日益具有攻擊性的行動，來改變地區秩序。
一旦中（共）國被確定為日本面臨的核心威脅，日本國防政策的其他所有方面，都必須隨之作出相應調整。
第二大支柱，則是資源投入。
幾十年來，日本一直非正式地將國防支出控制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約1%左右。現在，日本已經啟動了現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國防擴張計畫，並承諾將國防開支提高到接近北約國家的標準。
余茂春指出，這一變化的重要意義，遠遠超出了預算增加本身。日本已經不再只是購買安全，而是在建設真正的軍事力量。
這種區別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日本的目標，並不僅僅是採購更多坦克、軍艦或飛機，而是重建本國的國防工業基礎，使其能夠支撐長期、高強度戰爭。烏克蘭戰爭已經證明，現代戰爭歸根到底是一場工業能力的競爭。庫存重要；生產速度重要；製造體系的韌性同樣重要。日本已經吸取了這一教訓。
同樣具有革命意義的，還有日本武器採購體系的全面改革。日本大規模生產價格較低、可消耗的自主作戰系統，包括無人機、無人水面艦艇、自主水下航行器、人工智慧支持的偵察系統、電子戰平臺，以及更為重要的電磁軌道炮和其他新一代武器。
習近平的指揮中心面臨毀滅性反擊
還有一個最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變化，那就是日本在打擊目標方面的戰略轉變。日本的軍事理論長期假定，日本負責承受敵方攻擊，而美軍則負責實施進攻性作戰。
現在，這一假設已經消失。
日本如今正在發展遠程巡航導彈、高超音速武器、精確制導打擊系統以及反擊能力，這些能力專門旨在打擊位於中（共）國戰略縱深地區的軍事目標。
余茂春認為，這不是一種表面的軍事理論調整，而是徹底推翻了日本戰後國防政策最核心的假設之一。
日本這些武器的目的，是通過拒止性威懾實現威懾效果。中共的軍事決策者如今必須計算，如果對臺灣或日本發動侵略，中國大陸境內的指揮中心、後勤樞紐、導彈基地、海軍設施、機場以及關鍵軍事基礎設施，都可能立即遭到毀滅性的反擊。
這是自1945年以來，日本首次打算在侵略行為得逞之前，就讓任何侵略者付出直接的軍事代價。首相安倍晉三及其繼任者成功說服了日本國民：在繼續遵守日本憲法禁止進攻性軍國主義要求的同時，建立具有進攻性的威懾能力是必要的。
咱們說，為什麼習近平大為惱火，余茂春的這段分析已經說的再明白不過了。日本不光是有高市早苗的表態，最關鍵的是它的軍事實力和這種根本性的改革，導彈直指習近平和北京。
余茂春指出，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是，日本重新定義了它與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
戰後的美日同盟建立在一種默認的分工基礎之上：美國負責作戰，日本負責支援。
自安倍政府於2015年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以來，日本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同盟關係。如今，這一同盟已經不再只是建立在美國單方面保衛日本的基礎上，而是越來越設想由日本與美國共同作戰，以維護地區安全。
日本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受到保護的盟友，而是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戰略夥伴，能夠直接參與整個印太地區聯盟的聯合軍事行動。
這一演變，恰好契合了安倍關於「自由開放的印太」這一更宏大的戰略構想。他認識到，要維護地區秩序，必須依靠有能力的民主國家共同採取行動，而不是完全依賴美國的力量。
因此，日本已經不僅僅是安全的消費者，也成為了安全的提供者。
中共軍事的結構性弱點
文章指出，這場國防理論革命的最後一個組成部分，或許將被證明是最具創新性的。
日本的戰略規劃者越來越認識到，中共軍事現代化進程中存在著一些重要的結構性弱點。
中共軍隊擁有數量可觀的導彈庫存，以及迅速擴張的海軍力量。然而，它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嚴重的脆弱性：在太平洋方向上的作戰航空兵航程相對有限；高度依賴較為脆弱的指揮與控制網路；缺乏真正的實戰經驗；在第一島鏈之外執行遠程後勤保障面臨挑戰；以及快速推進武器研發過程中伴隨出現的一些工程技術方面的薄弱環節。
日本正在形成的「統一綜合防禦系統」，並沒有選擇與中（共）國逐個平臺進行對等競爭，而是致力於專門利用上述這些弱點。
綜合防空與導彈防禦、天基監視、網路作戰、電子戰、無人作戰系統、分布式海上作戰、具有韌性的指揮網路，以及遠程精確火力，正被整合為一個統一的作戰體系。這一體系的設計目的，是在削弱中共軍隊優勢的同時，進一步放大其自身存在的弱點。
日本致力於使中（共）國的軍事行動變得難以實施、代價高昂，並最終無法取得成功。
通過這樣做，日本悄然放棄了其戰後安全政策中或許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基本假設——和平主要可以依靠軍事克制來維持。
安倍提出了另一種理念。和平需要力量。和平需要做好準備。最重要的是，和平需要讓潛在的侵略者相信，戰爭不會取得成功。
這個曾經通過憲法承諾放棄戰爭的國家，如今已經成為印太地區最堅定倡導「以實力實現威懾」的國家之一。這並不是因為日本放棄了和平主義，而是因為中共使消極和平主義在戰略上已經過時。
這就是安倍的最終勝利。這也很可能成為戰後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軍事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