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以億計的農村民眾瀕臨斷糧、數千萬農民餓死，毛和中共當局都可以不當一回事。（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大饑荒與體制性失靈
廬山會議和接踵而來的「反右傾運動」堅持繼續高舉「三面紅旗」、繼續「大躍進」和反瞞產私分，繼續加大收構農副產品力度的結果，除造成數以千萬計的饑民(主要是農民)餓死之外，還導致國民經濟進一步嚴重失調和幾乎所有的生產生活物資的極度匱乏，整個國民經濟已陷入全面崩潰的狀態，使國家和民族面臨不僅是中國歷史上而且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危急的全面毀滅的狀態。由於各省糧食調不上來(實際上各省糧食都自顧不暇，根本沒有糧食可上調)眼看連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巳面臨斷糧的危險。數以億計的農村民眾瀕臨斷糧、數千萬農民餓死，毛和中共當局都可以不當一回事。因為外國使領館人員、外賓和新聞記者跟本就不可能進入這些地區，也就無從瞭解到農村大量餓死人的真實請況，當然也就無損於毛和中共在全世界自吹自擂起來的「光輝」形象。而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卻不同，那裡不僅有各國的使、領館工作人員、外賓，更有許多無孔不入的外國新聞記者，如果讓他們知道居民們連口糧都供應不上，那豈不讓毛和中共在國際上臉面丟盡嗎？如果讓全世界都知道毛和中共連自己的國家都管理不好，都被毛和中共搞得一塌糊塗連糧食都供應不上，這讓毛怎麼好意思再當世界共產革命的偉大領袖？毛和中共連自己的人民都救不了，怎麼能當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對於一心想當世界共產革命的偉大領袖、而且把面子和自己的「光輝」形象看得比幾千萬人的生死更重要的毛和中共當局，直至此時才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嚴酷的現實不僅令中共領導集團意識到；而且從異想天開的顛狂狀態回到現實中的毛，也開始認識到必須糾正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瘋狂政策和異想天開的胡作非為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以挽救面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和讓民眾能吃飽肚子以減少民怨，只有這祥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和「皇位」。
七千人大會：危機中的權力調整
在這種危急狀況之下，毛和中共領導集團決定於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起召開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和重要大型廠礦主要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來又決定吸收軍隊的部分領導幹部參加。與會人員達七千餘人，故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強調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統一領導、加強全局觀念，以迫使各地方採取一切強迫命令的方式，向已大量餓死人的農村要糧食，用來保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會議還把一九五八年以來因毛和中共領導集團的好大喜功、異想天開、胡作非為所造成的一切惡果、特別是餓死幾千萬人的責任都統統歸結為是分散主義、本位主義所造成的，要省地縣各級領導負責。試圖把毛和中共領導集團的罪責推得一乾二淨，試圖繼續維護毛和中共領導集團「一貫正確」的虛假形象。這引起與會大部分幹部的不滿和抵制。為避免引起眾怒，迫於無奈毛和中共中央都在大會上發言，空洞地表示要對一九五八年以來事承擔責任，而實際上把具體責任都推到省、地(市)、縣、公社、大隊直至生產隊各級幹部的頭上。還無中生有製造出「三年特大自然災害」、顛倒黑白的所謂「蘇修逼債」和許多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基層政權被「階級敵人」所掌控，這三個彌天大謊。試圖把餓死幾千萬人、物資極度匱乏、經濟全面崩潰的責任推到這三件子虛烏有的事情頭上。
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員們懾於毛的淫威紛紛在大會上發言，一方面為毛開脫罪責，一方面繼續對毛加以吹捧，其中以周恩來、林彪、鄧小平表現最為無恥。周、林竟然不顧大躍進造成的一切災難都是按毛的異想天開、好大喜功和胡作非為的瞎指揮所造成的這一鐵定的事實，反而在大會上宣稱所造成的這一切災難，都是因為未完全按照毛的「英明」指示辦的結果(周、林在大會上上演的這一幕顛倒黑白為毛開脫和吹捧的「醜劇」令毛龍顏大悅。這為毛今後依靠林、周發動「文化大革命」清洗以劉少奇為首的潛在反對派埋下了伏筆)。鄧還在大會上拿出了兩個本本，一本是鄧通過陳伯達選擇性收集的這一階段毛的語錄、指示以證明毛的英明和一貫正確；另一本是具體的中央指示、批轉的文件以證明問題出在書記處批轉的這些文件上。鄧違心地讓自己和書記處為毛承擔責任(鄧的這一表現是鄧在「文化大革命中」未遭滅頂之災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彭真和劉少奇在發言中除為毛開脫罪責外，還含蓄地表示毛應負一點點的責任，因而召致毛的忌恨，毛認為這有損他一貫正確的「光輝形象」。彭在發言為毛開脫後僅說毛應負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責任，召致毛的不滿使彭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被打倒的第一個政治局委員。劉在發言為毛開脫後，針對毛的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錯誤是一個指頭和後來的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的說法，借農民的口說，有的地方是三分成績七分錯誤；餓死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的這一發言令毛大為不滿，被毛認為是對其絕對領導地位和毛氏皇朝的挑戰。此時毛已打定主意要將劉置於死地(劉在毛四年後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被毛整得死無葬身之地)。
潛在反對聲音與毛的警覺
儘管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周、林、鄧、彭(真)、朱(德)……等中央領導紛紛為毛開脫罪責、甘當毛的替罪羊，然而毛從大會上聽到的許多代表的發言，和看到的各小組討論的簡報上感覺到了，黨內潛藏著批評、否定、反對毛倡導的「三面紅旗」的種種「暗流」，又看到大會上出現的「打倒毛澤東」的標語。毛擔心這些「暗流」有朝一日匯合起來湧出地面，將對毛的以「三面紅旗」為代表的異想天開、胡作非為、好大喜功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史無前例的深重災難進行徹底的清算，他將被作為錯誤路線的總代表被趕下臺。毛似乎已意識到與會的這些領導骨幹大多數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將來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聯合起來把他趕下臺的異己力量。
面對大會上許多代表發言暗示毛應當退下的局面，毛為了摸清政治局常委們在大會上為其所犯罪行開脫、頂罪是否是發自內心；常委們是否真心擁護自已繼續當領袖？毛對此心裡還沒有底。於是毛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十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上，毛在會上虛偽地表態：「願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德、陳雲、鄧小平為平息與會代表和全國民眾的怨憤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職務(這是毛在今後的清洗運動中決定將鄧打倒的主要原因)。但對毛的陰險狡詐、貪權戀棧有深刻瞭解的周恩來、劉少奇、林彪卻表態支持毛繼續當領袖，再加上毛自己。這樣毛「名正言順」地繼續當他的黨中央主席和毛最看重的軍委主席。
現在有人提出這樣的論點：當時如果劉少奇、周恩來都表態歡迎毛辭去主席職務，趁勢召開中共九次代表大會，團結全黨，徹底清算毛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總結餓死幾千萬人的慘痛教訓，給毛安排榮譽職務養老，廢除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實行民主憲政，與民更始，可以使改革開放政策提前二十年。國家將避免一場浩劫(指「文化大革命」)，劉少奇也不至於是那樣一個悲慘結局。
體制本質：一黨一人專權
持這種看法的人是因為他們對毛和中共共產極權體制的本質認識不清。這個共產極權體制，實行的是集權獨載統治，它的本質就是一黨一人獨裁。這個體制的最高獨裁者掌握了軍事、政治、經濟的一切大權。這個體制與民主憲政是互相對立、互不相容的。指望一個封建奴隸式的共產極權體制國家實行民主憲政；取消個人獨裁，無異於與虎謀皮，是完全不可能的。
毛是一個嗜權如命的大獨裁者，毛深知國家暴力工具軍隊、情報、特務系統，以及欺騙民眾的輿論宣傳工具(報章雜誌、廣播、電影、戲劇……等)對維護其個人獨裁的重要性。毛通過林彪、汪東興、羅瑞卿、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等把軍隊、特務、情報、治安和輿論宣傳系統的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即使在二月十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如果朱、陳、鄧、周、劉都表態同意毛辭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毛也會輕而易舉地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發動一場軍事政變，把朱、陳、鄧、周、劉等及他們的黨羽置於死地，然後通過毛掌控的輿論宣傳工具向全國民眾宣布：在毛的英明領導之下，成功地粉碎了以朱、劉、鄧、周、陳為首的反黨集團的篡黨奪權陰謀。就像毛在幾年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時所做的那樣。
退一萬步說，即使當時把毛搞下去了(實際上這種可能性幾乎等於零)，換朱、劉、鄧、周、陳……中的任何一個人上臺，只要維持中共這種封建奴隸式的共產極權體制不變，中國就不可能廢除個人獨裁體制，就不可能實行民主憲政。頂多只能讓中國民眾所遭受的苦難比毛時代略少一點，這已為此後中國的現實所證明。毛死後華國鋒上臺；華下臺(因當時的軍隊掌握在以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為首的中共元老們手中)鄧上臺當太上皇重演慈禧垂簾聽政醜劇；鄧之後江澤民上臺；江後胡錦濤上臺；胡後習上臺無一不是實行個人獨裁，無一不是實行一黨專政，中國至今連異議人士和他們的言論都容納不下，哪裡還有什麼民主憲政的蹤影。
毛為保住自己的「皇位」，在自已死後把「皇位」傳給江青過渡，最後傳到毛的姪兒毛遠新手中，以實現毛家天下千秋萬代世世相傳的夢想，毛已決定對自已的手下進行徹底的清洗，以清除毛實現由「黨天下」向「毛家天下」轉變的一切障礙。這就是幾年後毛發動另一場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更為深重的巨大災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根本原因。
面對毛發動的「大躍進」造成的爛攤子，毛撒手不管，讓劉少奇、陳雲、周恩來、鄧小平……等去收拾殘局。從一九六一年春到一九六二年中共當局在劉少奇等的主持下，制定並實施了一些恢復農業生產(恢復農民的自留地、變相的包產到戶、取消公共食堂……等)、壓縮工業盲目發展(壓縮並下馬了一大批盲目擴建和在建的工業項目)、壓縮城市人口(將近兩千萬城市職工和城鎮居民和他們的家屬下放回他們在農村的老家)。當劉少奇帶著常委們的這些所謂的「調整、鞏固、提高」的意見去請示毛時，毛正在游泳池戲水，毛知道劉的來意，在水中大吼：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一向在毛面前像綿羊一樣溫順的劉，也忍無可忍地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說：三面紅旗也否定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為顧全毛的面子，劉說：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公共食堂不辦。調整政策還得繼續，該退的還得退夠。
儘管如此，毛還是認為劉冒犯了他，傷了毛的面子，毛已把劉視為挑戰自己地位和權力的最大的潛在對手。
到一九六二年以後整個國民經濟才逐漸好轉，餓死人的現象也大為減少。在安徽、河南等餓死人很多的省的許多地方，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劃了自留地給農民，有的以種種名義變相包產到戶。這種地方到當年底農民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不僅能吃飽肚子，許多農戶還有餘糧。
個人經歷：饑餓與恢復的記憶
抗美援朝。（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CC BY - SA 3.0）
筆者家兄，曾參軍「抗美援朝」，後轉業到河南省泌陽縣工作。一九六一年在泌陽縣鄧莊公社某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當包隊幹部，該大隊在一九六一年春就劃了自留地給農民，又默許農民上山開荒種地，收穫歸己(那裡地廣人稀，山坡上能開墾的荒地很多)，到這年秋收後，當地農民面貌已大為改觀，不僅都能吃飽肚子，還有餘糧，勞力多又勤勞的農戶有的到過年時還殺了年豬。這年筆者正在大學讀書，因營養不良(實為饑餓)也患了浮腫病。家兄知道後，便寫信邀我到他那裡去過年，以便吃幾頓飽飯，治治我的浮腫病(吃飽飯是治療浮腫病的不二靈丹妙藥)。一放寒假我便乘車到家兄包隊的那個大隊，和他一起住在大隊書記家裡，有時也應邀到別的農戶家做客，不論是在大隊支部書記家裡；還是在其他農戶家裡吃飯，紅薯、玉米餅甚至白麵饃饃都可敞開肚子吃個夠。
在那將近一個月的寒假期間，我終於找回了久違的「飽」的感覺，這種感覺是那樣的美妙、那樣的值得反覆回味，是沒有經歷長期處於饑餓狀態之下的人，永遠也體味不到的。
在那個期間我終於實現了在學校裡長期處於饑餓狀態下的同學們之間談論最多的(也是夜晚夢得最多的)夢想─何時能敞開肚皮吃上一頓像銃子一樣硬的飽飯(因糧食定量標準低，還要被食堂工作人員尅扣一些，當時流行的做法就是煮或蒸飯時多加水，致使煮或蒸出來的飯像稀飯，可在飯後的短時間內緩解一下人們的饑餓感，所以吃一頓硬飯也是當時人們的一種「奢望」)。我不僅實現了當時人們何時能飽餐一頓的最大夢想，而且在那個寒假期間幾乎是頓頓飽餐。將近一個月的飽飯，不僅使我的水腫病消失得無影無蹤，臉上還呈現出久違的紅潤。很難想像泌陽這個一年前還是個餓死了近20％人口的地方，一年後居然發生了如此巨大的的變化。人還是原來的那些人，只是減少了近20％；地還是原來那些地，只是多了一些新開墾的荒地和分給了人們一點自留地。
政策的些微鬆動便帶來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和效果，足見國民經濟的全面崩潰，和餓死數千萬人完全是毛和中共當局的異想天開、胡作非為漠視國民疾苦和生命，一心想充當世界共產革命領袖的狂想所造成的。而不是毛和中共所聲稱的「三年自然災害」、「蘇修逼債」、「民主革命不徹底」、「許多基層政權被階級敵人所掌握，階級敵人進行階級報復」所造成的。
為了調動各級幹部的積極性，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決定對大躍進以來所有被拔白旗、被劃為右傾饑會主義分子的黨員、幹部進行甄別平反，為這些人摘掉「白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據鄧小平在相關會議上稱：(被「拔白旗」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數(他們的家屬、親友、同事…)有數千萬。
儘管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的「調整、鞏固、提高」的政策已經取得較為明顯的效果，幫毛度過了危饑，保住了毛的「皇位」，但毛並不買帳。
毛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又大講階級鬥爭，嚴批「黑暗風(指認識到當前情況的嚴重性的看法)」、「單幹風(指自留地、開荒、包產到戶等)」和「翻案風(指為被拔白旗者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甄別平反)」。到這年九月廿四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不再提他那臭名昭著的「三面紅旗」，而是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毛聲稱在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此後毛還提出辦一切事情都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並聲稱只有綱舉才能目張。老姦巨滑的毛把事實上已經不存在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提到路線的高度，就使得毛在今後的黨內鬥爭中可以輕而易舉的將「階級敵人」、「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一些罪名強加到被毛視為潛在對手(劉、鄧、周、陳、彭真……等人)的頭上，令他們死無葬身之地。
而劉、鄧、周、陳、彭真……等人不知裡就，居然還跟著毛在全國大抓階級鬥爭。
四清運動：再一次責任轉嫁
在一九六三年全國經濟形勢已全面回升後，毛為了全面推卸自已造成國民經濟全面崩潰、餓死四千多萬人的罪責，和證實毛關於許多地區民主革命不徹底、全國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掌握在我們手裡，掌握在(階級)敵人手裡的無中生有的論斷。毛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試圖把農村刮共產風、浮洿風、強迫命令風、強拆農民房屋、打人罵人、打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餓死人的罪責全部推到「四不清幹部」和「階級敵人」頭上。
通過「四清運動」毛不惜忍痛把一大批「大躍進」時期，實行毛的胡亂指示最堅決、「五風」刮得最厲害、產量「衛星」放得最高、反瞞產運動最下得手、上調糧食最積極、餓死人最多的緊跟毛的積極分子(毛內心深處是非常欣賞、看重這些緊跟他的積極分子的，但為了推卸洗涮自己的滔天大罪，冷漠無情的毛，毫不猶豫地把這些積極分子拋出來作為自己的替罪羊)打成「四不清幹部」、「階級敵人」。因為這些人民憤極大，毛忍痛犧牲這些緊緊跟隨他的這些積極分子，就是要把毛的胡作非為造成的一切災難的罪責都推到這這些人的頭上。毛要讓農民們知道，是毛領導的「四清運動」才把他們從「四不清幹部」和「階級敵人」的欺壓下再次解放出來，毛這個造成國民經濟全面崩潰、和平時期餓死四千多萬人(其中主要是農民)的罪魁禍首又把自己打扮成了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的這一招現在看起來不可能有效的十分拙劣的技倆，在那個信息閉塞的年代、在數以億計長期被中共洗腦、灌輸共產極權教條的中國民眾面前，還十分起作用。這使得當時許多不明真相的民眾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辦公社食堂……造成的巨大災難遷怒於「四不清幹部」和「階級敵人」，許多人居然認為毛和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幹部把事情搞糟了。
知識分子整肅
階級鬥爭。（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為了整肅、威懾青年知識分子(中老年知識分子早已被「解放」後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整得服服貼貼，不敢「亂說亂動」了)，因為只有新成長起來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有知識有文化，也就有判別是非的標準和能力。其中不乏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他們之中面對「解放」以來毛和中共的所作所為，特別是「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對國家和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感到痛心疾首。其中的先知先覺者，已對中共及其倡導的共產極權體制的正確性、先進性產生了懷疑。
他們之中已有人在思考、探索救國救民的新的道路。這種狀況毛和中共當局，早已通過遍佈全國各行各業、各單位的宻探、告密者、線人而有所察覺。毛和中共當局決定在高校的青年知識分子中(主要是全國各高校的應屆畢業生)開展一場整肅運動，其性質與目的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相似。毛指使周恩來與高校部、中宣部共同制定了一個196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這是一份關於在高等院校學生中，主要在應屆畢業生中查處一批所謂「反動學生」的中央文件)，該文件要求全國各高等院校，每年都要在應屆畢業生中，按一定的比例查處一批「反動學生」，並組織全校師生對他們的「反動思想」(對其中思想特別「反動」的典型要組識全省高校師生聯合進行批鬥)進行反覆的檢舉、揭發、批鬥，然後將「反動學生」遣送農場「勞動教養」、「勞動考察」。以此來殺雞儆猴，震懾全體師生。該文件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實施到一九六六年因「文化大革命」開始才停止實施[註：八]。
幹部互鬥與恐懼治理
毛號召各級幹部都要下到農村搞「四清運動」，開始幹部門不知毛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耽心將來又招來「左傾」或「右傾」的罪名，所以各級幹部對「四清運動」並不積極。因為毛為達到威懾、懲處、操縱手下各級幹部的目的，同一件事，毛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一會兒把它說成是右的；一會兒又把它說成是左的；一會兒把它說成是好的；一會兒又把它說成是壞的。你無論怎麼緊跟毛，毛總是能找到藉口給你加上某種罪名，對你加以打擊、懲處，而毛自己總是對的、總是立於不敗之地。這讓毛的手下在毛的面前總是顫顫兢兢、低頭認罪、接受懲罰、哀求獲得毛的寬恕。
更何況這場運動要懲處的對象就是各級幹部，所以受到各級幹部的消極抵制也是情理中的事。見此狀況，為討毛的歡心，為緊跟毛的「偉大戰略佈署」以鞏固自己毛的「接班人」的地位，劉少奇指示組識部長安子文，安排各級幹部下到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劉指示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於是全黨動員，省部級幹部下去一百八十多人、地市級幹部下去一千多人。
權力焦慮與清洗動機
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各地分批次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這一狀況令生性多疑的毛感到自己的話不不如劉少奇靈了。毛認為這是大權旁落、自己已被劉、周、鄧、陳……等人架空的徵兆。此事更堅定了毛要盡快除掉劉、鄧，以消除對自己絕對統治地位的威脅。
儘管劉跟隨毛幹「革命」數十年，劉居然沒有把毛的本質看透，毛哪裡是真正要劉當自己的接班人，毛是想要劉、周、鄧、陳、林彪……等人輔佐自己建立的毛氏王朝千秋萬代永續下去。
毛髮起「四清運動」的目的是想把自己領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等一系列異想天開的胡作非為給民眾(特別是農民)帶來的深重而巨大的苦難的罪責推到「階級敵人」和「四不清幹部」的頭上。
毛開展「四清運動」的方式是典型的毛氏手法，即：挑動幹部與幹部之間、幹部與民眾之間、民眾與民眾之間彼此爭鬥，毛和中共從中操縱，以達到運動的目的。毛和中共先從一部分地區抽調一批幹部組成「四清工作團、隊、組」，到另一地區開展「四清運動」，發動當地的貧下中農對當地的各級幹部、階級敵人進行檢舉揭發、批鬥、處分；等這個地區的「四清運動」結束後，又組識這個地區原來被批鬥的幹部組成新的「四清工作團、隊、組」對前一個地區那些來批鬥過自已的幹部進行檢舉揭發批鬥。全國各個地區依此輪番進行「四清運動」。搞得各級幹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許多幹部、「階級敵人」被批鬥、毆打致殘、致死或被迫自殺，許多家庭被搞得家破人亡。
毛通過「四清運動」雖然已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高舉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國民經濟全面崩潰、餓死四千多萬人的罪責轉嫁到「四不清幹部」和「階級敵人」的頭上。但毛的威信在各級幹部(上至中央下到省市縣)眼裡已大不如從前。毛為重樹自已的絕對權威、為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各級老幹部作準備(毛視他們對毛的絕對領導地位和權力形成了潛在而巨大的威脅)；毛還把在他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功勳卓著，現在又位高權重的黨政軍的所有老幹部們都視為其由黨天下向毛家天下轉變的最大障礙。
走向文革：清除政治對手
於是毛決定打著反修防修、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的旗號，在全國範圍之內，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運動」(其實文化只是這場運動的由頭和導火線)。這場運動規模之大(波及全國每一個角落)、時間之久(長達十年之久)、對文化、社會、經濟、道德、人性和人的生命造成的破壞、摧殘和災難不僅對中國而言；甚至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史無前例的。
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實目的，至今國內外絕大多數人都還不清楚。許多人誤認為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防止修正主義、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許多人誤認為毛在「文化大革命」發動群眾是為了監督黨、改造黨、使黨實現革命化、民主化；許多人誤認為毛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新社會；就連那些對中共極權統治的本質有所認識的人都認為「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毛與中共領導集團之間的另一場狗咬狗式的內鬥的新形式，只是內鬥的規模比以往更大一些；時間更長一些罷了。
這都是因為這些國內外人士對毛的本質、對毛參加共產革命的動機與目的缺乏深刻的瞭解所致。
毛是懷著實現自己的封建帝王夢、建立千秋萬代永續不絕的毛氏王朝的「理想」投身中國共產革命的。滿腦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為毛死後將「江山」先交給江青過渡，等毛的姪兒毛遠新成長起來後，再將「江山」交給毛遠新(以後一代一代交給毛家的子嗣)掃除一切障礙。毛要掃除的最大障礙就是那些提著腦袋跟隨他打「江山」勞苦功高、現在又位高權重的、以劉、林、周、鄧、陳……等為首的一大批黨政軍的老幹部們。這些人不打倒或被整得服服貼貼甘心情願輔佐江青、毛遠新完成由黨天下到毛家天下的過渡，毛就不能實現毛氏天下代代相傳的封建帝王夢想。因為這些勞苦功高、位高權重的老幹們儘管在毛死後極有可能為爭奪「江山」而彼此爭鬥得你死我活，但他們決不會在毛死後把江山交到勞少功低、位低權輕的江青、毛遠新的手裡，這一點精明老道的毛早已看出來了。
為達到把阻礙毛把黨天下轉化為毛家天下的幾乎所有老幹們都打倒的目的，毛知道光靠以前貫用的通過栽贓罪名拉攏幾個老幹，打倒幾個老幹的手法，已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把老幹們全部打倒，或是把他們整得服服貼貼甘當毛家王朝的忠實家臣，誠心誠意輔佐江青、毛遠新完成從黨天下到毛氏天下的轉變。毛必須找到一種更快更有效的辦法在他有生之年內，在較短的時間裡把那些阻礙他完成由黨天下到毛氏天下轉變的黨政軍各級老幹們全部打倒。
由於許多地方、許多部門、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的實權基本上都在老幹們的手裡。毛深知僅靠自己的幾個親信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這些手握實權的老幹們都打倒的，搞不好激起老幹們團結一致的反抗，自己反而有可能被團結起來的老幹們打倒，使自己多年來對國家對民族所犯下的罪行遭到清算。毛決定利用三年大躍進以來，民眾對各級幹部的不滿和怨憤，利用自己被老幹們吹捧起來的威望，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鼓動民眾特別是毫無人生經驗、缺乏判別是非能力的青年學生來打倒黨政軍內的各級老幹。為達到這個目的老謀深算的毛作了充分的準備。
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裡面出一切東西的毛，首先以「接班人」作為誘餌拉攏掌握軍權的親信林彪，毛通過林彪把軍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裡。毛深知，只有在民眾和青年學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能從容操縱不明真像的民眾和無知盲從的青年學生通過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這場破壞力無與倫比的群眾運動，毛美其名為「文化大革命運動」)把黨政軍內的老幹們徹底打倒或懾服，以鏟除毛由黨天下向毛家天下轉變的障礙。
為此毛通過林彪首先在軍內，然後在全國大力宣揚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大樹毛的絕對權威、大力宣揚毛的英明偉大、一貫正確。在林和毛掌控的御用文人們和御用宣傳工具的大力宣揚和無恥吹捧之下，毛的威望一路飈升，直至被捧上神壇，毛的威望已達到難以逾越的顛峰狀態。
在這場毛通過林彪發動的造神運動中，那些毛要打倒的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為首的老幹們也「功不可沒」，沒有他們對毛一貫的吹捧、宣揚；沒有他們在這場造神運動中不遺餘力地推波助瀾，毛的威望不可能達到這種顛峰狀態，更不可能被捧上神壇。
可憐這些老幹們跟隨毛幹了一輩子「共產革命」居然沒有看清楚毛參加「共產革命」的動機與目的。不知道毛參加「共產革命」根本不是為了在中國實現那虛無飄渺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而是打著共產革命的招牌以實現自己的帝王夢，並建立一個世代相傳的毛氏王朝，就像今日北朝鮮的金氏王朝一樣。
老幹們特別是那些最高層的老幹們不知裡就，居然都眼巴巴地盼望毛百年之後，把他們和毛一起打下的「江山」傳給他們。老幹們為爭當毛的「接班人」不僅爭相向毛獻媚，吹捧、討好毛，而且彼比之間還進行了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殘酷爭鬥(如高崗、饒漱石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之間的鬥爭；劉少奇與林彪之間的鬥爭，以及後來林彪、陳伯達與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之間的鬥爭；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與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再加上毛遠新之間的鬥爭)。
到一九六五年毛認為掃除他實現從黨天下到毛家天下轉變的障礙的時機已經成熟：毛通過林彪已經把軍權牢牢控制在自已手中；毛通過汪東興、謝富治等已經把情治、特務系統牢牢掌控在自已手中；毛通過康生、陳伯達、胡喬木等已經把絕大部分輿論宣傳工具牢牢控制在自已的手中；毛通過林彪等親信已經把毛心目中毛家王朝的過渡繼承人——毛的老婆江青成功推上了政治舞臺、毛心目中真正的「皇位」繼承人毛遠新正在大力培養之中；毛的威望在林彪和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各級老幹們還有以無恥文人郭沫若為首的御用文人、學者的無恥、狂熱吹捧之下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毛已被吹成了真理的化身，這使毛擁有了可以顛倒黑白、反手為雲復手為雨、指鹿為馬的絕對權威。
從廬山會議到文革導火線
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提倡海瑞精神，要幹部學習海瑞「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其目的是誘使一些老幹向毛提意見，然後對其進行無情打擊和懲罰，以把毛實際上的和毛臆想中的潛在的對手消滅在萌芽狀態。
在不久之後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果然中招。在會議期間彭上書給毛、張會上發言對毛髮起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辦公社食堂僅僅避重就輕地提了一點意見，給果被毛夥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等打成彭、黃(克誠)、張、周(小舟)反黨集團而慘遭打擊迫害。
毛還通過胡喬木動員無恥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註：9]寫了一篇《海瑞罵皇帝》的文章，後來吳又為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編寫了《海瑞罷官》的京劇劇本。吳這些討好毛的行徑不僅未得到毛的賞賜，反而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給自己召來殺身之禍。
到一九六五年底毛認為整肅老於們的時機它經成熟，毛通過江青鼓動張春橋、姚文元撰寫了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名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此為起點掀起了對吳晗及其《海瑞罷官》以及吳晗、鄧拓、廖沫沙合寫的《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和與此相關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綱」的大批判，由此揭開了毛整肅老幹以掃除其由黨天下向毛心儀已久的毛氏天下轉變的最大障礙為目的的，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序幕。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對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深重災難的運動。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了毛於一九六四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領導小組(成員為：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和吳冷西)。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組，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為副組長，組員包括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七人。接著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發布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俗稱：「五一六通知」，許多研究「文革」的人都把「五一六通知」發布的時間，當作「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時間)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完成於望春軒
[註：8]：從一九六三年起每年高校畢業生進行畢業鑑定前，全國各高等院校的校長、院長、黨委書記都要被高校部、中宣部召集到北京開會，佈置查處「反動學生」的任務。高校負責人被要求按布置的比例回自己負責的院校完成查處「反動學生」的任務。凡未按比例完成查處「反動學生」任務的高校員責人，今後該院校分配出去的畢業生如在政治上出了問題，將追究該高校負責人的政治責任。因此.絕大多數高校負責人回校後都不遺餘力地按規定的比例查處「反動學生」。有的院校實在查不出貨真價實的「反動學生」也不得不拉幾個出身不好或是「只專不紅」的學生來湊數。這個中央文件是196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政治上反動的學生處理通知》。該文件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實行，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才停止實行，總共實施了三年。按筆者查到的湖南省高等院校在這三年中查處的「反動學生」人數推算，全國在這三年之中在應屆高校畢業生中查處的「反動學生」總人數約在一千五百人至兩千伍百人之間。
[註：9]此人原為歷史學家「觧放」前參加「民盟」極力攻擊、反對國民政府。「解放」後被毛和中共當做民主黨派參政的花瓶，安排擔任有名無實的北京市副市長。
「解放」初為迎合毛、周恩來的心意，不顧以林徽因、梁思成等專家學者的勸阻、反對，堅持拆毀北京城的古城牆和多處城樓、門樓使北京這座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都城遺蹟被嚴重破壞，給中國甚至全世界的歷史文化遺蹟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損失。吳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應比一般人更清楚被他堅持拆毀的這些歷史古蹟的巨大價值，吳的卑劣無恥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期間，吳積極參與、主持對其昔日「民盟」中的盟友儲安平、羅隆基……等的揭發批判，致使他們紛紛被劃成「右派分子」，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帶來了家破人亡的深重災難。
「文革」期間因其奉毛旨意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和與鄧拓、廖沫沙合寫的《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而遭批鬥，於一九六八年三月被捕入獄，一九六九年十月死於獄中，其妻也於同年三月被迫害致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與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