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前後，林彪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圖片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公開質疑林彪幾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1966年前後，林彪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林彪被寫入黨章，成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大會通過的黨章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制度化，也使他在政治象徵上達到頂點。
然而，在這種政治氛圍之下，一位曾長期在中共地下系統、地方公安和軍隊民運系統工作過的女性，卻選擇用大字報的方式公開批評林彪。她叫王藕，原名祝振榮，曾用名祝成龍、祝況、王泳，也長期使用「舒賽」這一筆名。公開資料顯示，王藕出生於1917年9月15日，湖北江陵人，1971年5月24日在關押中病逝，1987年獲得「平反」。
王藕的一生折射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運動中的一個深層悖論：一個長期為體制服務、並深信自己是在維護理想的人，最終卻被同一套政治機器碾碎。
從抗戰宣傳者到女公安局長
王藕出身湖北江陵的書香家庭。公開資料稱，她的父親祝雄武畢業於保定軍校，曾參加武昌首義。少年時期的王藕性格剛直，讀中學時便參加學生運動，後來被學校勒令休學，只能轉為自學。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王藕投身抗日宣傳活動。1938年，她進入應城湯池訓練班學習，並於同年11月加入中共。此後，她先後從事宣傳、婦女工作、統戰、社會部和公安系統工作。公開資料記載，她曾任雲夢縣委社會部副部長兼縣公安局局長、江陵縣委社會部部長兼公安局局長等職，被稱為中共早期第一位女縣公安局長。
在抗戰時期，她也曾有過被捕經歷。1941年，她奉命赴敵占區偵察時被捕，遭到審訊與威逼利誘，後經營救脫險。此後，她繼續在鄂豫邊區和江漢一帶工作。1945年後，她前往東北，曾任吉林省社會部司法科科長，後來又進入第四野戰軍總政治部民眾運動部工作，並隨南下工作團返回湖北。
從這些履歷來看，王藕曾是中共體系內部的一員，也曾在公安、社會部和軍隊政治系統中承擔實際職責。她後來對權力運行的懷疑與抗議，才更具有複雜性：她以一個舊日參與者的身份，試圖向她仍然相信的政治中心發出質疑。
49年後的挫折 倍受懲罰
中共篡政後，王藕轉入地方機關工作，先後在中南軍政委員會民眾運動部、中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建築工程系統任職。1953年後，她因肝病調往北京。
公開資料普遍提到，王藕在建國後因批評個別領導的不正之風、長期申訴而遭到處理。1958年，她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1960年前後又被逮捕、開除公職，並被戴上「壞分子」帽子送去勞動教養。還有資料稱，她曾多次被送往精神病院檢查，試圖證明其存在「精神病」，但相關檢查並未確認她精神異常。
她的剛直性格、對中共的「滿懷信任」、對不公的執拗申訴，使她成為一個「不容易被安置」的人。她仍然相信自己是在維護黨的原則，卻已經被組織系統視為麻煩人物。
大約1962年或1963年，王藕被保外就醫。沒有穩定收入後，她靠親友接濟生活。資料中還提到，曾經的老上級陶鑄得知她處境困難後，給她寄去300元，但她並未據為己用，而是將錢送到中組部。
林彪地位的上升與王藕的疑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的地位快速上升。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到1969年九大時，林彪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林彪是毛澤東個人崇拜體系的重要推動者。林彪在政治宣傳中不斷強調學習毛澤東著作、貫徹毛澤東指示等口號。林彪曾宣稱：「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正因為林彪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其對毛的吹捧也達到到了極至，不僅提出了「四個偉大」，還宣稱「毛澤東同志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吹捧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等。
王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警覺。她看到許多老幹部被打成「黑幫」「走資派」「叛徒」，而林彪卻扶搖直上。她並不理解，為什麼一個在她看來製造口號、擴大個人影響、推動政治混亂的人，反而成為毛身邊最紅的人？
她將問題主要歸因於林彪「矇蔽」了毛澤東，仍然相信只要毛澤東看到材料，就會糾正錯誤，她試圖用她的忠誠反抗荒謬。
孤身抗議 從小字報到「紅報」
公開資料顯示，從1966年8月起，王藕開始用小字報批判林彪，對林彪的言論和政治口號逐一反駁。她把材料送往中組部，希望轉呈毛澤東。但這些材料沒有得到回應。
10月下旬，她開始在北京公共場所張貼反林彪大字報。地點包括王府井百貨大樓、北京站、國務院門口、西單、府右街北口等。由於最初沒有直接點出林彪的名字，大字報很快被其他大字報覆蓋。
王藕沒有停止。她賣掉收音機，買來紅紙和金粉，將大字報改寫成她所謂的「紅報」。11月，她寫成19張大字報，標題為「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邊的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分子」。她署名「王詠」或「王詠」，並到派出所遞交了改名書面通知。
12月2日至3日，她帶著大字報和漿糊，騎自行車前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以及西單、中組部、王府井、北京站等地張貼。她離家前給弟弟留下簡訊，大意是自己可能再也回不來，如果死了，希望將遺體埋在母親墳旁。
從後來披露的內容看，王藕在大字報中將矛頭指向林彪，稱其製造個人迷信、製造政治術語和組織混亂，意在整倒幹部、篡黨篡政篡軍。
她說林彪是「黑幫頭子」，是「陰險惡毒的政治陰謀分子，是混入黨內的國民黨黨徒、資產階級陰謀復辟分子，是不折不扣的無產階級敵人、反革命」；她還說林彪「拚命製造個人迷信，拚命製造政治術語、專用詞，不過是為了製造政治、思想甚至組織上的混亂，然後趁機渾水摸魚，暗害、整倒中共的優秀黨員、骨幹，再進一步則要打倒毛主席，實現其篡黨篡政，進而篡軍的陰謀」。
她還認為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四個唸唸不忘」不合實際，說林彪將毛思想說成「最高指示」，是庸俗化了，表面看起來是在抬高，實際上是在貶低。
她曾把「林彪」改寫成「小老虎」，利用「彪」字與「虎」的關聯暗示對象，以避免大字報剛貼出就被撕掉。
公安機關後來的監視顯示，王藕單獨行動，並無其他嚴密組織聯繫。她的抗議主要來自個人判斷、政治信念和長期積壓的不平。
拘捕、審訊與判刑
王藕的大字報很快被報告給海淀區、西城區公安機關，並上報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經筆跡比對，公安機關確認大字報為王藕所寫，並對她進行全天候監視。
1966年12月7日，王藕被拘捕。公開資料中保留了一個富有象徵性的細節：她在拘留證上寫下「拒絕簽字」，理由是林彪本人也說要搞「大民主」，為什麼自己貼一張「紅報」就被拘留？
根據幾次的訊問記錄，王藕的堅持自己的看法：
1、認為批判劉少奇的材料是不充分的，認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2、覺得劉少奇寫《論共產黨員修養》對中共是有貢獻的，他沒在報上發表什麼講話。而林彪有那麼多講話，有問題也沒人批判。
3、紅衛兵連學校黨的領導也不聽了，黨的組織癱瘓了，這都是受林彪講話的影響。
4、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不合常規，缺乏重點。林彪講「讀毛主席的書」，這句話不符合一般的中國文法。還有什麼「活的思想」，人的思想本來就是活的。
5、認為「林彪是反毛主席的，我要捍衛毛主席」，認為毛「受了林彪的矇蔽」。
6、談及對林彪的看法時，她表示感到林彪比較突出個人的威信，不夠謙虛，宣傳毛思想不夠。1949年「四野」進北京時，騎兵走在步兵的前面，這使得整個隊伍稀稀拉拉。這件事林彪有責任。在中南，林彪包庇重用變節分子，「三反」中使一些黨員受到打擊。
隨後，王藕受到多次審訊。審訊中，她堅持認為林彪有問題，認為許多幹部被打倒與林彪的宣傳和講話有關。她還質問，為什麼給劉少奇貼那麼多大字報無人追究，而她批評林彪卻被拘捕。
1967年12月，王藕在被關押一年後再次受審，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此後，她被繼續關押，並最終遭到判刑。
遲來的「平反」
1969年10月，林彪發布「一號通令」後，北京部分未判決犯被轉移到山西。資料稱，王藕被押往山西臨汾第三監獄。她在獄中身體惡化，感染肺結核，卻未能得到及時治療。
1971年5月24日，王藕病逝，終年54歲。幾個月後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256號三叉戟專機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人員全部死亡。九一三事件隨後成為文革政治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中共官方資料稱，九一三事件標誌著「林彪集團覆滅」，也「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破產」。
王藕沒有等到這一天。她在林彪倒臺前數月死於獄中。她曾經冒死揭露的人，後來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核心；但這並沒有改變她在生前遭受的一切。
直到1987年，有關部門才對王藕案進行清理，撤銷原有「反革命罪」立案，承認對她長期拘留、逮捕和關押是錯誤的，並予以平反。1987年2月26日，相關部門在北京八寶山舉行了她的遺物安放儀式。由於她沒有骨灰，儀式安放的是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