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計畫生育」政策影響的幾代人。（圖片來源：PETER PARKS/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7月22日訊】1969年春天，張鳳玲出生在遼寧省鐵嶺縣凡河鎮英守屯村。
五十多年後，她坐在記者面前，沒有急著講述自己的苦難，而是先報出一個又一個日期。
1969年4月8日。1993年10月28日。1994年2月6日。1997年11月1日。1998年6月15日。2012年6月26日。
這些日期，她幾乎不用思考便能脫口而出。
彷彿時間已經過去二十多年，她真正記住的不是四季輪迴卻是一道道刻在生命裡的傷口。她告訴記者："這些事情，我一天都沒有忘記。"於是，她重新把自己的人生排列了一遍：出生、結婚、生子、再次懷孕、強制墮胎、輸卵管結紮、丈夫患病、負債、喪夫。那些別人眼中早已翻過去的年份，在她這裡，從未真正結束。
她記得1993年10月28日。
那一年，她二十四歲，嫁給了初立偉。在她的講述裡，那幾年，是人生少有的平靜時光。丈夫勤勞，公婆和善，夫妻倆在村裡經營著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農村家庭。婚姻、生育、土地，共同構成了他們生活最樸素的秩序。
一個東北農村家庭對於未來的想像，並沒有多少宏大的夢想。不過是希望孩子平平安安長大，老人身體健康，莊稼每年都有收成，屋頂不漏雨，冬天有炕燒，夏天有糧吃。
1994年2月6日，女兒出生。夫妻倆給她取名初明慧。三年後，1997年11月1日，兒子出生。名字叫初明志。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在許多農村老人眼裡，這已經是一份圓滿。可是，對於丈夫作為家中獨子的家庭來說，老人依然希望家裡能夠更加興旺，人丁更加繁盛。
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尚未來得及出生的孩子，會徹底改變這個家庭後來的命運。
1998年2月，張鳳玲發現自己再次懷孕。那一年，她二十八歲。距離兒子出生，僅僅過去三個月。她說，當時一家人雖然知道政策越來越嚴，但還是偷偷高興過。
那個孩子，後來沒有名字。沒有照片。沒有出生證明。沒有被寫進戶口簿。甚至沒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張鳳玲只記得，他（或她）在自己身體裡，大約生活了四個月。然後，有人敲響了家門。
"房子拆掉，地也收回去"
張鳳玲告訴記者，得知她懷上第三胎後，凡河鎮計畫生育辦公室很快找上了門。她至今仍然記得那些話。"如果不去做手術，房子拆掉。""承包地全部收回。"
在今天的人看來，這也許只是一句行政處罰。但對於一個1990年代的東北農村家庭而言，房屋和土地幾乎意味著全部生活。土地，不只是收入來源。它是一家人的口糧，是老人晚年的依靠，也是孩子未來繼續生活下去的保障。房子，不只是磚瓦。它意味著一家人在村莊裡的根。失去房屋，意味著失去容身之所；失去土地，意味著失去謀生能力。被懲罰的，從來不只是那個懷孕的女人。而是整個家庭。
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計畫生育政策執行最嚴厲的時期。在許多地方，人口出生數量被層層分解為行政指標，基層幹部需要對轄區出生率負責。幹部的政績、獎金，甚至升遷，都與完成計畫生育目標直接掛鉤。當人口數字變成政治任務，女性的身體，也逐漸變成了政策執行的現場。國際組織、人權機構以及大量歷史研究，都曾記錄過那個年代不同地區發生的強制墮胎、強制絕育、拘禁、罰款和拆除房屋等案例。儘管中國政府長期將這些事件解釋為基層人員的"過度執行"，但對於許多普通家庭而言，這些事情卻真實地發生在他們的人生裡。
張鳳玲並不知道什麼叫人口政策，也不知道什麼叫行政指標。她只知道，那一天來到家裡的幹部，並不是來和她商量。那是一場沒有選擇的談話。
她和丈夫最後還是去了醫院。準確地說，他們沒有權利真正作出選擇。
在房屋、土地和整個家庭面前，他們只是接受了那個早已替他們作出的決定。
1998年6月15日。張鳳玲被帶到了當地醫院。二十八年過去，她仍然記得那個日期。
關於那一天，她沒有太多修飾。她只是平靜地告訴記者：
"他們在我不情願、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對我實施了強制墮胎。"
說完這句話，她沉默了很久。她沒有描述手術室是什麼顏色。沒有說醫生當時有沒有安慰她。也沒有告訴記者，自己最後一次感受到孩子胎動，是在哪一天。那些細節，似乎都被她埋進了記憶深處。她只記得，手術結束以後，一切並沒有結束。工作人員沒有徵求她的意見，又繼續實施了輸卵管結紮手術。
沒有詢問。沒有簽字。沒有同意。她後來才意識到，從那一天開始，自己永遠失去了再次懷孕的可能。
押送過程中，她曾拚命掙扎。她說，自己被人推撞到牆上，耳朵受傷，後來留下了穿孔。這些傷痕，有的還能通過醫學檢查找到痕跡；有的，則早已只剩下身體記憶。她告訴記者，最深的創傷，並不是疼痛。而是在那個瞬間，她第一次意識到，一個人竟然可以徹底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決定權。
她沉默了一會兒，只說了一句話："他們把我當成牲口一樣。"這句話，沒有更多形容詞。也沒有眼淚。卻讓採訪現場安靜了很久。
對於許多人來說，計畫生育政策常常只是課本上的一段歷史，是人口統計圖上的一條曲線，是新聞裡的一個名詞。但對張鳳玲來說，政策不是數字。政策發生在她的子宮裡。發生在她被結紮的輸卵管裡。發生在耳朵留下的傷口裡。也發生在她此後二十八年的人生裡。
女性身體，在那套制度中既承擔著生育人口的功能，也成為控制人口的對象。一個孩子是否能夠出生，不再完全取決於夫妻是否願意撫養，而取決於戶籍、地區、生育指標以及地方規定。基層工作人員進入家庭，檢查懷孕情況，要求節育；一旦出現"計畫外懷孕"，處罰便迅速延伸到整個家庭：房屋、土地、罰款，甚至親屬，都可能成為政策實施的一部分。
這種治理，並沒有隨著那場手術結束。真正漫長的後果，才剛剛開始。
張鳳玲回到了家。她仍然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仍然是丈夫的妻子。仍然是公婆的兒媳。第二天，飯還是要做。衣服還是要洗。地裡的莊稼還是要照料。老人還是要看病。一個農村婦女，可以在經歷人生最劇烈的創傷之後，第二天繼續下地幹活。
勞動讓生活看起來恢復了正常。也讓她的痛苦，更容易被整個世界忽略。然而，真正沒有走出1998年6月15日的人，並不只有張鳳玲。
她告訴記者："我丈夫，也沒有。"
張鳳玲告訴記者，丈夫的變化，是從1998年那個夏天開始的。
她很難說清楚，到底是哪一天。也許是她被帶走之後。也許是她從醫院回來以後。也許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兩個人誰也沒有說話，只是坐在炕邊發呆的時候。
她只知道，從那以後，丈夫越來越沉默。
在採訪中，張鳳玲始終沒有詳細描述丈夫當時的樣子。她沒有說他哭過沒有。沒有說他有沒有埋怨過自己。也沒有說，他們夫妻之間是否因為那個失去的孩子爭吵過。
很多問題，她只是輕輕搖頭。"過去太久了。"她說。
但有一句話，她始終記得。丈夫曾反覆說："我是個男人，卻連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保護不了。"
這是張鳳玲第一次聽見丈夫這樣評價自己。也是後來很多年裡，他始終走不出來的一句話。
丈夫的"目睹"究竟意味著什麼，如今已經無法完整還原。他是否親眼看見妻子被計生人員帶走？是否一路追到醫院？是否站在醫院門口，卻無能為力？是否曾經與工作人員發生爭執？
這些細節，隨著他的離世，已經沒有人能夠回答。
記者也無法再去驗證。但張鳳玲始終認為，那一天，不只是自己被摧毀了。丈夫也一起倒下了。
羞辱，同時落在了夫妻兩個人身上。對於張鳳玲而言，是身體被侵犯。對於丈夫而言，則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家庭保護者角色的徹底崩塌。他無法阻止別人進入自己的家。無法保護腹中的孩子。也無法替妻子討回一句公道。
在一個傳統農村家庭裡，一個男人一旦失去了"保護家庭"的能力，這種失敗感，往往比貧窮更容易吞噬一個人。
張鳳玲說，丈夫後來越來越不願意出門。原本性格開朗的人，慢慢變得沉默。親戚來了，他躲進屋裡。鄰居叫他喝酒，他推辭。有人問起那次懷孕，他便一句話也不說。後來，他被診斷患有抑鬱症。
疾病，像一塊石頭，壓在這個本已搖搖欲墜的家庭身上。為了治病，他們開始四處借錢。一次住院。一次買藥。一次複查。一筆又一筆開銷，很快超過了這個農村家庭能夠承受的範圍。兩個孩子也慢慢長大。學費要交。生活費要花。老人年紀越來越大，看病的錢越來越多。
張鳳玲告訴記者，那幾年，他們幾乎一直在借錢。今天借親戚。明天借朋友。後天再借別人。還上一筆，又欠下一筆。家裡的債，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她沒有計算過，到底欠下了多少錢。因為後來，她已經不敢算了。她只記得，那些年裡，家裡幾乎沒有一天是不發愁的。有人敲門，她先想到的是不是來討債。電話響起，她害怕聽見的是催款。
丈夫越來越沉默。自己越來越忙。她一邊照顧丈夫，一邊照顧老人，一邊拉扯兩個孩子長大。她後來才知道，這樣的人，在今天有一個名字。
照護者。
可是，在那個年代，在那個村子裡，沒有人會這樣稱呼她。
她只是一個妻子。一個母親。一個兒媳。一個女人。所有照顧別人的事情，都理所當然地落在她身上。沒有工資。沒有休息。甚至沒有一句"辛苦了"。
精神疾病，對於一個普通農村家庭來說，從來不只是醫療問題。它意味著，一個勞動力消失了。意味著家庭收入減少。意味著治療費用增加。意味著原本兩個人承擔的生活，變成了一個人。張鳳玲開始同時承擔幾種身份。她既要下地幹活，也要掙錢養家。既要陪丈夫看病，也要送孩子上學。既要照顧公婆，也要應付越來越沈重的債務。
白天，她沒有時間難過。夜裡，她卻常常睡不著。
她說，那幾年，她最大的願望，就是丈夫能夠重新笑一次。
哪怕只有一次。
可是，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女兒慢慢長大。兒子也開始上初中。
看上去，這個家庭還維持著原來的樣子。飯照樣做。年照樣過。孩子照樣上學。鄰居看見他們，仍然會打招呼。很多人以為，他們已經走出來了。只有張鳳玲知道。那個夏天，從來沒有結束。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留在這個家裡。
2012年6月26日。
那一天，丈夫初立偉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張鳳玲沒有向記者描述那一天發生了什麼。她沒有說，是誰第一個發現丈夫。沒有說，自己聽到消息時是什麼反應。
也沒有說，孩子哭了多久。她只是低著頭，說了四個字：
"離我而去。"
她把死亡，說成了一場離開。彷彿這樣，事情就不會那麼疼。
後來很長時間，她都不願意回憶那一天。因為每回憶一次，就意味著，她要重新失去丈夫一次。
心理學研究表明，自殺通常並非由某一個單獨事件造成，而是精神疾病、長期壓力、經濟困境、家庭關係、社會支持等多種因素長期交織的結果。記者無法斷言，1998年的強制墮胎直接導致了2012年的死亡。沒有任何研究會這樣簡單地下結論。
但對於張鳳玲而言，這兩件事情，從來沒有分開過。
她始終相信，是那個孩子，是那場手術，是之後十四年的疾病、債務和絕望，一點一點耗盡了丈夫。這不是醫學意義上的因果。卻是她理解自己人生的方式。
2012年6月26日。對於國家而言，這只是全年死亡統計中的一個數字。對於張鳳玲而言，卻是另一個人生的開始。丈夫去世時，女兒十八歲。兒子十四歲。一個剛剛成年。一個還沒有成年。從那一天起，這個家裡，只剩下她一個成年人。
丈夫去世以後，張鳳玲沒有時間一直沉浸在悲傷裡。第二天，飯還是要做。孩子還是要上學。老人還是要吃藥。債主不會因為這個家庭剛剛失去一個人，就停止敲門。她後來回憶，那幾年，她幾乎沒有真正哭過。不是因為不難過。而是因為生活沒有留給她悲傷的時間。
她說："孩子還在，我不能倒。"
這是許多中國母親都會說的一句話。也是很多母親唯一能說的話。
十八歲的女兒法律意義上，女兒已經可以獨立。現實生活裡，兩個孩子都還沒有真正長大。他們仍然需要母親掙錢。需要母親做飯。需要母親處理家裡的一切事情。
一個家庭原本由夫妻共同承擔的經濟、教育、情感和照護責任，一夜之間全部落到了張鳳玲一個人身上。
她既是母親。也是父親。既要掙錢，也要安慰孩子。既要面對債務，也要告訴孩子："沒事，有媽媽在。"
她告訴記者：
"我獨自一人撫養兩個孩子，生活極度艱辛，幾乎走投無路。"
說這句話的時候，她沒有哭。反倒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
許多人會以為，一個失去丈夫的家庭，應該能夠獲得社會更多幫助。
但現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記者查閱中國近年來有關社會救助政策發現，在中國現行社會保障體系中，"單親家庭"本身並不是一個自動獲得專項社會福利的資格。
一個孩子，並不會因為父親或母親去世、離婚或者離家，便固定獲得生活補助、住房保障或者長期照護支持。社會救助更多依據的是家庭收入是否低於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否屬於特困供養對象、是否存在重大疾病、殘疾或其他特殊困難。也就是說，成為單親家庭，並不意味著一定能夠得到穩定而持續的國家支持。許多家庭即使失去了一個主要勞動力，只要收入尚未低到最低保障線以下，仍然需要依靠自己承擔生活的全部壓力。
制度關注的是"貧困"。而不是"失去"。
記者查閱公開資料發現，中國目前並沒有一套專門針對全國單親家庭的完整統計體系。關於單親家庭到底有多少、生活狀況如何、政策覆蓋程度怎樣，公開數據十分有限。相比老齡化、少子化等人口議題，單親家庭長期缺少系統性的社會調查，也較少進入公共討論。在媒體報導中，人們更容易看到"離婚率""出生率"這樣的數字。
卻很少有人統計，一個失去丈夫的農村母親，需要怎樣獨自撐起一個家庭。
張鳳玲，就是這些統計空白中的一個人。她沒有出現在任何年度報告裡。沒有成為任何政策討論中的案例。
她只是繼續活著。
對張鳳玲來說，"單親媽媽"不是一個身份標籤。它意味著，每個月所有賬單，都由她一個人面對。孩子生病，她一個人陪。學校開家長會，她一個人去。老人住院，她一個人照顧。家裡的燈壞了，她想辦法修。莊稼要收，她自己去。債務要還，她自己想辦法。她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商量。更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在她累的時候接替她。
很多年裡，她最大的願望，只是能夠睡一個安穩覺。
可是，她很少睡得著。夜深以後，她常常一個人坐著。
想到丈夫。想到那個沒有出生的孩子。想到兩個還沒有長大的孩子。想到第二天還要繼續生活。
然後，她擦乾眼淚。
第二天照常起床。
這種矛盾，構成了許多中國喪偶女性共同的處境。
她們可以悲傷。卻不能停下來。因為孩子需要繼續成長。老人需要繼續照顧。生活不會因為一個家庭失去丈夫而暫停。她們必須把哀悼壓縮進做飯、洗衣、幹活、掙錢的縫隙裡。甚至很多時候，連哭都要等孩子睡著以後。
張鳳玲說，她後來越來越少提起丈夫。不是因為忘記了。而是因為，每提起一次，孩子就會難過一次。於是，她把所有悲傷都留給了自己。
記者採訪結束時，她忽然說了一句話：
"其實這麼多年，我一直沒有離開1998年。"
記者愣了一下。
她繼續說：
"只是後來發生的事情越來越多，把那個夏天蓋住了。"
丈夫生病。借錢。治病。還債。丈夫去世。撫養孩子。
這些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看上去，她的人生一直在向前。實際上，她始終停留在那個失去第三個孩子的夏天。丈夫的死亡，沒有結束那場創傷。反而像是在那道已經裂開的傷口上，再一次劃開一道更深的裂縫。
從一個孩子，到一個家庭。
從一個女人，到一個男人。
再到兩個尚未長大的孩子。
一場發生在1998年的強制手術，其影響並沒有停留在醫院裡，而是沿著時間不斷延伸，穿過婚姻、疾病、債務和死亡，最終改變了整個家庭的人生軌跡。
記者無法用醫學證明這一切之間存在簡單直接的因果關係。但對於張鳳玲來說，這就是她理解自己人生的方式。
也是她至今無法放下的原因。
2015年，中國宣布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六年後，三孩政策出臺。曾經嚴格限制一個家庭多生孩子的國家，開始不斷鼓勵年輕人生育。人口政策，在短短几年間完成了一次方向上的轉彎。官方宣傳裡的關鍵詞，也從"少生優生"變成了"優化生育政策""鼓勵生育""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
時代向前走了。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隨著政策一起翻過那一頁。對於許多人來說，政策可以改變。
人生，卻不能重來。
採訪中，記者問張鳳玲："如果今天允許生三個孩子，你會想到什麼？"
她沉默了很久。然後輕輕地說：
"我的孩子已經回不來了。"
她說的，不是政策。而是那個沒有出生的孩子。
人口政策可以調整。法律可以修訂。宣傳口號也可以改變。但對於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身體留下的記憶，並不會隨著一紙政策消失。
張鳳玲真正無法釋懷的，也許並不僅僅是那場手術。而是此後二十多年的沉默。
沒有人向她解釋。沒有人向她道歉。沒有人告訴她，她和丈夫究竟承受了什麼。
更沒有人告訴她，一個普通農村家庭為什麼會從那個夏天開始，一步一步走向崩塌。
她告訴記者，這麼多年，她從未得到任何賠償。也沒有人因為那次經歷聯繫過她。生活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繼續。只有她知道，一切都已經不同了。
"我害怕。"
害怕什麼？
害怕再次面對那個沒有人為自己負責的地方。害怕自己的經歷繼續被否認。害怕那些已經過去很多年的事情，在別人眼裡，從來沒有真正發生過。
這種恐懼，並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現。它是在漫長歲月裡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從醫院的手術臺開始。經過丈夫的病床。經過債務。經過葬禮。又經過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長大的每一年。最後，變成了一種始終無法擺脫的不安全感。
記者採訪結束前，張鳳玲從包裡拿出一疊材料。那裡面有身份證複印件一大堆材料。也有她自己寫下的時間表。
她把那些紙攤在桌上，一張一張擺好。
彷彿不是在出示證據。
而是在重新拼湊自己的人生。
她說："這些都是真的。"說完以後，她又補充了一句："我只是希望，有人相信。"
這句話，比任何控訴都更加平靜。
也更加沈重。因為對於許多經歷過重大創傷的人來說，最大的痛苦，並不僅僅來自傷害本身。
還來自不斷證明那些傷害，確實發生過。
張鳳玲的兩個孩子，都有名字。
初明慧。初明志。
"明"字，寄託著父母最普通的願望。希望孩子聰明。希望孩子光明。也希望他們一生能夠明辨是非。
唯獨第三個孩子，沒有名字。沒有出生證明。沒有照片。沒有戶口。
在人口統計裡，這個孩子從未存在。
可在母親的記憶裡，他（她）卻從未離開。每一次講述，那個沒有名字的生命，就彷彿重新出現一次。
如果那次懷孕能夠繼續。那個孩子，大約會在1998年年底，或者1999年年初出生。
如果一切如常。2026年的今天，他（她）應該已經二十七八歲。也許早已離開鐵嶺，在另一座城市工作。也許已經結婚。也許已經成為父親，或者母親。也許逢年過節，會帶著自己的孩子回家，看望外婆。
這一切，都只是無法驗證的假設。也是一個家庭永遠失去的另一種人生。
創傷最殘酷的地方，並不僅僅在於它讓人反覆想起已經發生的事情。更在於，它會讓一個人不斷想像那些原本可能發生、卻永遠不會發生的人生。
那些想像，沒有答案。卻會伴隨一個人很多很多年。
張鳳玲告訴記者，這些年，她一直在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
"重建"是一個經常被提起的詞。它聽起來像是在廢墟上重新蓋起一座房子。
只要足夠努力，生活似乎總有一天可以恢復原樣。可是，有些東西，並不會回來。
丈夫不會回來。第三個孩子不會長大。她的身體，也不會再回到1998年6月15日之前。
她能夠重建的，並不是過去那個完整的家庭。而是學會帶著這些失去，繼續活下去。
採訪結束時，她再次拿起那張寫滿日期的紙。
她輕輕念了一遍。
1993年10月28日。結婚。
1994年2月6日。女兒出生。
1997年11月1日。兒子出生。
1998年6月15日。被帶去醫院。
2012年6月26日。丈夫離世。
這些日期，一顆一顆，釘子一樣，把她的人生釘在時間裏。可是，在所有日期之間，還有一個永遠沒有寫出來的日子。那一天，本該有一個孩子來到這個世界。
也許會有一聲啼哭。會有一個名字。會有一張出生證明。會有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生。
然而，那一天終究沒有到來。那個生日，從未來過。
對於張鳳玲來說，她記住的，不只是那個沒有出生的孩子。也是那個從1998年開始，被徹底改變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