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6年7月7日訊】我叫胡天民，生於1937年，原籍是甘肅省古浪縣泗水區上包壩胡家爐院村。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在家裡幹活，放牲口，圈養牲口，給牲口餵草料，或是將牲口趕到澇池去飲水，還幫著大人們牽著牲口拉著石磙子碾場等，十分勞累辛苦。但是農村的艱苦勞動鍛練了我的身體，磨練了我的意志，也讓我身上一直保持著農民勤勞樸實的精神。
我爺爺弟兄二人，大爺爺叫胡振德，我爺爺叫胡振聲，一生以務農為主，都不識字。我爺爺忠厚老實，勤儉持家。他非常能吃苦，除了帶領全家務農以外，夏季兼做祖傳翻砂生意。開設爐院，鑄造犁鏵，有時還鑄造火盆、鏊子、車軸、大鐘等。由於工藝精良，遠銷古浪、武威、天祝等地。到了冬季，不論風雪嚴寒他親自挑擔走村串戶，為人補鍋，賺些收入。
爺爺有五個兒子，大兒子胡文煥、二兒子胡文秀、三兒子胡文炳（佔憲）、四兒子胡文理、五兒子胡佔援。我父親就是胡佔憲（文炳）。爺爺為了這個家庭一年四季走南闖北，遇到過許多事也接觸了很多人，深感沒有文化的困難，所以儘管日子過得緊巴，只要兒子願意學習，他都全力支持他們努力求學，學科學學文化。這樣大兒、二兒、四兒在家務農，三兒、五兒由於愛看書，他都全力支持進行學習。大兒子文煥特別能吃苦，到古浪斷山溝種山坡地，雖然是靠天吃飯，但遇雨水多的年間，收成很好，幾年下來糧食積攢幾十石，於是到柳條河買地修房，另立門戶，家業發展很快。三兒子胡佔憲（文炳）和五兒子胡佔援都畢業於當時在武威的省立四中。
我父親胡佔憲生於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5年），從小聰敏好學，勞動之餘常畢恭畢敬去向地方上有文化有教養的人求教，問字求義，學習古文。他平時苦練毛筆字，背誦精句名篇，功夫不負有心人，於光緒末年考中秀才。後來進入省立四中這種洋學堂，雖然以前數理化英語從未學過，但他憑著頑強的毅力，勤學苦練，博聞強記，終於克服種種困難，如期畢業。
父親從省立四中畢業後，當時在地方上就算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才。民國初年，他通過縣政府在家鄉修建學校，招聘教師，創辦了古浪城關小學，他自任校長、校董。民國十年，他又創辦了古浪土門小學，自任校長、校董。民國十六年（1927年），父親回到我家鄰村嚴家灣教私塾。農曆四月古浪大地震，當時父親正在學校，他匆匆趕回家搶救被壓的家人。我的前母邸氏就是這次地震被房屋壓死的，她死後留下了一男一女兩個子女。民國十八年（1929年），家鄉又發生大飢荒，父親弟兄幾人大約於這時分家各立門戶，自謀生路，每人分得祖地三石六斗（約54畝）。
民國二十年左右，父親又在古浪縣泗水創辦小學，任職一年。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父親在地方群眾的強烈推舉下，當選了二區泗水區區長，但幹了一年就辭職回家務農。
父親是一個非常勤奮且很會料理家務的人，除了種植糧食以外，在親朋的幫助下發展養羊，逐年成群達到一百多隻。而且家裡添買了母馬，下了騾駒，由於操心得當發展較快，騾馬有了七八匹。家中飼養耕牛，也達到了十多頭。這期間他又增買了二三十畝土地。還增加了鐵、木馬車，這些馬車為家里拉土運糞，拉運麥捆、糜谷捆。後來家裡又擴建庭院，增蓋房屋，共有十多間房子。還有一個果杏園子。我們家逐步興旺發達，就是憑全家人的勤勞節儉和合理安排發展起來的。這在只有十多戶人的小小村莊就是一個非常扎眼的富戶人家。
父親為人磊落，學問好且寫著一手好字，在古浪縣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他常常給人們寫對聯、匾額、作文紀傳、祭祖敬神。他不愛做官，誨人不倦，一生為地方興教育，辦實業，於1947年9月病故。
父親去世後，我們弟兄幾個有的還年幼，有的年輕從未管過家事，家庭失去了頂樑柱，於是家中的擔子就落在了我母親的肩上。我母親張氏生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母親的小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舅張生值比母親小十六歲，由於外祖父、母相繼去世，其他幾個舅舅在逃荒中死亡，他成了孤兒，母親就將小舅舅從小接到我們家來與我們全家一同生活。我們弟兄五人小時候都和小舅舅很親，他常常領我們一起玩耍。小舅舅成年後就在我家裡做活，到了成家年齡，父親託人將小橋堡劉家姑娘介紹與其成親，結婚後小舅舅仍然和我們一家生活。父親去世後，小舅舅家人口也多了起來，於是在1948年另起鍋灶搬到了我們家房子張家院裡。1951年土改時，小舅舅家分了土地、牲口，開始有了自己獨立的生活資源。後來小舅舅一家入了農業社，下苦力，掙工分，收入微薄，生活過得很是艱難。1958年大躍進帶來了全國性的大飢荒大災難。幾年的飢荒，小舅舅身體已非常虛弱，有一天到了磨房勉強抬開小石磨的磨盤，掃了些殘留的麩皮充飢，又到樹園子裡捋一些樹葉吃上。由於身體極度虛弱，又被隊裡派去犁地，犁了不多一會兒，回家的路上天下小雨，上一個小坡時跌倒後抬回家就再也沒有醒來。
我有親弟兄六人。大哥胡登甲，前母所生，後來在山區另立門戶。我母親生了我們弟兄五個。二哥胡仁民，1922年生，小時在家放羊，上學較遲，上學後讀完小學讀中學，讀完中學讀大學，1947年考入西北師範學院藝術系，學習美術專業；剛進校由於父親病故在家休學一年，復學一年後又到古浪中學任教導主任一年，中學撤消後，又去復學，因休學原因1953年才大學畢業。三哥胡先民，1926年出生，性格開朗，從小活躍好動，聰敏有志；1944年考入武威師範學校，抗日戰爭時放棄學業，投筆從戎，參加了抗日青年軍；1945年日本投降後，三哥回到古浪縣老家，在縣辦中學當教務員；因為三哥操持家務較多，土改時25歲的他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四哥胡澤民生於1929年，五哥胡信民生於1931年，他兩人都從小在家務農。
我們家由於父親的勤儉持家，帶領全家老小發憤圖強使這個家庭逐步興旺發達。而我們家的敗落也是從父親去世開始的，1949年上半年，母親當時還未從父親突然離去的精神創傷中出來，我們家就連遭兩次土匪搶劫。
1949年正月初九那晚，村裡的人們準備鬧社火，在澇池邊擊鼓打鈸，好些大人小孩熱鬧了很長一會才散，各自回了家。我家院裡人們剛剛入睡，突然院裡的狗一起狂吠猛叫，房頂被踩踏得噼啪咯吱亂響。緊接著匪徒們有的翻越院牆，有的踩著廁所矮牆下房，他們野獸似的扑進院子，踹開各個房門，闖進屋子。土匪們綁住仁民哥，準備燒燙要物，可趁土匪們找柴生火之際，他掙脫逃出，叫來鄰近村莊的人，大聲呼喊將土匪嚇跑了。
我家第二次被搶劫是在舊曆六月的一個晚上。這一次土匪將母親衣服脫了綁在屋檐下的柱子上，燒紅鐵锨，在她的身上燒烤，逼著要金銀和鴉片煙。但我們家根本沒有這些東西。母親慘叫時，土匪們又將我這個十歲剛過的孩子往火堆裡推，並對母親說：「趕快說，要不說，就把你娃娃推進火堆去燒死……」就這樣，不斷地把我推過去，又拉過來，威脅我的母親。這一次，是登堂哥跑出去後叫來周圍幾個村子的人大聲喊叫，土匪們由於人多又有槍，並沒有像前一次倉皇逃離，而是繼續慘無人道的燒燙母親，還把我繼續往火堆裡推，一直持續到後半夜快到雞叫時才逃離。母親這次燙傷在炕上躺了兩三個月，身上脫了好幾層皮才慢慢痊癒的。
我們家鄉土改是在1951年冬天。我們家雖然父親去世後，家庭逐漸敗落，但在一個只有十多戶人家的村裡就有些顯眼了。由於劃成分時將我小舅舅張生值算成了我家的長工，這樣我們家就被劃為地主成份。我母親張氏和三哥胡先民被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母親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後，成了被專政的對象。一個小腳女人被批鬥時，站在地上時間長了站不住，蹲下來又不許，吼叫聲，辱罵聲，威脅聲，恐嚇聲，接連不斷。就這樣鬥爭，加之三哥先民被逮捕關押，判刑勞改，母親常常以淚洗面。1953年，母親最得意的兒媳二嫂生孩子時胎盤未下，因沒有人來接生，更沒有住院的條件，不幸身亡。這對母親又是一次沈重的打擊。由於接連不斷的打擊、摧殘、憂傷、痛苦，再加上飢餓和過度的勞累，使她精神恍惚，身體每況愈下，1957年堅強的母親再也撐不住了，一病不起，到七月不幸離開人世，結束了她年僅54歲的苦命。
三哥胡先民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後，遭受多次打罵批鬥，土改結束時被逮捕關進了監獄。他在泗水宣判會上陪過被槍斃的死刑犯衛克明的殺場，從此失魂落魄精神受到嚴重摧殘。後來三哥被判刑三年，在勞改隊修鐵路，從甘肅省榆中縣境內一直往河西走廊西進。刑滿後就業一年多，於1956年春季釋放回到家中。回到家中後，因為是地主分子加勞改釋放犯，在生產隊裡干最苦最累的活，還挨批挨打，經常被打得鼻青臉腫，口吐鮮血。1958年縣裡大修曹家湖水庫，勞動強度太大，勞動時間又長，加上吃不飽，大部分人實在忍受不了，有人就在附近的十八里堡的郵箱裡放了個紙條，反映了這種情況。開郵箱的人發現後，立即將紙條交給了公安部門，公安部門馬上就當反革命事件調查。到附近學校對照老師、學生的筆跡，查不出來就擴大範圍來查。因為我先民哥是地主分子，而且有文化，調查不出來就硬說是他寫的。其實我們家離水庫有40多里路，離十八里堡也有30多里路，他根本就沒到水庫勞動過，與他毫無關係。審訊時他覺得莫名其妙，堅決否認。於是，公安部門就召集群眾對先民哥批鬥打罵，逼著他承認。因為不是他做的事，再批鬥，再打罵，他也不能承認。那個時候對於先民哥這樣受冤受害的事情舉不勝舉。
1960年大飢荒降臨，地主分子更是雪上加霜，餓得難以忍受。他不知從哪裡聽說，蘭州阿干鎮煤礦招收背煤的臨時工，為了求生他抱著幻想到那裡去應招。他在隊裡的另一處地方——離我們村十多里的斷山溝勞動，請假說到韭菜沖（隔一山溝）侄子家去。到韭菜沖侄子那裡住了一夜，要了侄子胡維才的一件破衣服，第二天一大早翻山越嶺，到古浪縣火車站扒上拉煤的火車去了阿干鎮。到了阿干鎮打聽情況時，他被當地派出所審查出地主分子身份抓進了看守所。三哥被關押後，天天被押去強制勞動。此時已到了冬季，天氣越來越冷。他沒有棉衣，只穿著幾件破單衣，凍得實在忍受不了，就給在蘭州一中上學的我寫信，要飯碗，要破絨衣。在當時的極端困難情況下，我自己穿的破衣爛衫非常單薄，只是心急如焚，怎麼也找不到破絨衣或破棉衣，只找了兩個小飯盆送到八里窯看守所，等犯人們收工後通過看守的人送了進去。三哥收到小飯盆後，寫了「收到搪瓷盆兩個」的收條傳了出來，但我未見到他本人。不多久，三嫂就接到通知，人已經死了。親戚們私下推測，年僅34歲的三哥是冷凍、飢餓、勞累、病痛，戴著地主分子的帽子含冤而死去的。三哥去世後，三嫂帶著兩個可憐的女孩改了嫁，因為地主家庭的黑帽子會影響他們的一生。
二哥胡仁民1953年在西北師範學院美術專業畢業後被分配到蘭州女子師範學校任美術教師，兼任蘭州市中學美術教研組組長；1962年調蘭州十六中任美術教師。二哥由於家庭出身地主，所以他謹小慎微，在歷次政治運動的風暴中都小心翼翼地過了關。但到了十六中後，他看不慣學校領導的一些做法，多次給領導提意見，得罪了個別領導。1962年因檢查女學生衛生，上美術課時給學生看裸體石膏像，被領導抓住把柄，於是對他造謠誣陷，又結合家庭出身，無限上綱。結果被戴上階級敵人的帽子，開除公職，押送原籍農村接受群眾監督勞動改造。二哥當時簡直是五雷轟頂，肝裂心碎。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經常被押到大會小會進行批鬥，受盡了凌辱。他常常忍著飢餓，被派去幹農村中最苦最累的活，他曾修過水庫、河壩、山地，有時還冒著狂風暴雪夜裡幹活。每逢過年過節，他被派去給貧下中農掃院子，搞衛生。在「一打三反」運動期間，他蘭州的妻子被別人逼著與他離了婚，帶走了孩子，這對他的精神又是一次沈重打擊。他在十五年的煎熬當中，衝破重重阻力上訪申訴幾百次，直到文革結束他才得到徹底平反，回到了蘭州，在蘭州二十二中任教，被評為高級教師，直到一九八八年退休。復職後他生活有了保障，在美術專業上有較高造詣，作品發表在各地報刊，並多次參加省市畫展，被吸收為「中國美術教育研究會」會員、「甘肅美術協會」會員，擔任「中國美術教育研究會甘肅分會」常務理事，於2011年病逝。
四哥胡澤民土改時雖未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但因地主出身，在農村裡一直按照地主分子對待，哪裡活重活苦活髒就往哪裡派。1958年大躍進時，他被派到曹家湖水庫去勞動，因為長時間勞動，又吃不飽，苦累飢餓難忍，一天他偷著拔了附近人家的兩個蘿蔔，被發現後，開大會批鬥又被公安局抓去，押到監獄，後來又送到松山林場勞改。在勞改時他冬天赤著腳，在冰地石渣路上行走。家人聽說後，到古浪縣公安局打聽情況，想送雙鞋給他，卻被公安局的政委訓斥出來。後來他又被押到甘肅永昌縣土佛寺農場勞改，不久就凍餓而死。死後未通知家人，屍體被拋到沙灘，他留下的妻子和兩個幼兒生活苦不堪言。
五哥胡信民，因為家庭是地主，生活貧窮又受人歧視，一直找不上媳婦，終生孤苦一人。三年大飢荒時期，農村生產隊集體食堂缺糧，地主家庭的人更是很少給飯吃。他那時餓得實在忍受不了，就找一些爛菜葉、草根往肚裡吞，後來連這些也找不到了。他餓得皮包骨頭，奄奄一息路也走不動了。就在這時，由於全國大批地餓死人，中央開始搶救人命。在堂兄胡登洲的關心建議下，把他送到當地小橋堡大隊所在地，大隊找了一間屋子派專人做飯給他們這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吃。我放假回去看時，五哥躺在炕上完全變成了一個骷髏，像實驗室裡的骨架標本，只是兩隻眼睛還能微微動一動，且能發出微弱的聲音。他看見我，只細小地說了一句無奈可憐的話：「你回去給哥（指仁民）說說，把我救一救！」我當時難受得心如刀絞。回到蘭州，我把情況給二哥詳細講了，他聽後也只是難受，因我們此時也正在受飢餓的煎熬，實在無能為力。我們當時想，他可能救不活了，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堂兄登洲來信說，五哥信民被救過來了，臉上開始有了肉，也能走路了。我們聽後心裏才有了些寬慰。五哥信民孤苦一生，於1993年離開人世。
1951年我家被定為地主後，我一個十二三歲的娃娃也成了專政的對象。我父親去世後，家裡的一些牲口和羊，由親屬們代養，並讓他們使用。我家有一頭母驢和十多隻山羊由堂哥胡登山家給代養使用。堂哥家住在西山川最裡邊的柳條河，離我們村莊將近六十里，其中山路有三十多里。土改剛宣布我家被定為地主後，我家在親戚們處的東西就成了地主家轉移出去了的財產，要追要回來。於是，民兵胡登海和胡登位押著先民哥和我去將養在堂哥胡登山家的驢（母驢已下了兩個驢娃）和山羊要回來。當時民兵讓我去的任務是去趕驢和羊。那天下著大雪，山路上不一會兒雪就厚厚的一層，有一尺多厚。民兵胡登海和胡登位騎在騾子和馬上，我和先民哥徒步小跑跟著他們。我那時只有十三歲，穿著一雙破布鞋，一雙自製的破毛線襪，走了不多一會兒鞋裡就灌滿了雪，只能腳尖套在鞋裡，腳跟卻露在鞋外，走一陣，脫下鞋把裡面的雪倒掉，穿上再走。走一陣，倒一次，走一路，倒一路，真是難受得苦不堪言。到登山哥家已經晚上很遲了。第二天把母驢、兩個驢娃和十多隻山羊要上，我和先民哥趕著，民兵們仍然騎著騾馬，跟在後面。因為路遠加之雪地裡難走，回到家就到半夜了。
剛要回了驢羊，怕驢不習慣跑了，就圈起來餵養，過了幾天，白天把它們放出去在地裡、河溝裡找草吃，下午太陽偏西時趕回家圈起來。趕了幾天，驢自己到時就回家了。可是有一天驢沒有回家，我和家人到處找也沒找到，我想是不是跑到原先養了它們的柳條河登山哥家去了。此時我心急如焚，心裏一下慌了，要是驢找不回來，民兵們就不答應了，說不定要鬥死我和家人。我在院子裡瘋了般地轉了一陣，趕快就去追驢。我一路小跑，順著汽車路去追，追了一陣，還是不見驢影，於是我就再順著舊大路追，但還是不見驢的影子。我跑一陣，走一陣，急得心好像要從胸腔裡蹦出來一樣，飢腸轆轆，兩腿酸軟，追了15華里，過了縣城，進入西山口，太陽已經落山，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我坐在西山口路邊的一個高土坎上，整個兒癱軟了，我望著茫茫的黑夜，周圍死一般的寂靜。我悲苦地想，要繼續追到柳條河還有40多里的山路，在深冬的黑夜裡，我一個娃娃怎樣去追尋呢？要是碰上狼怎麼辦？若要返回家，驢又沒找到。我是既不敢前進，又不能回家，我已經六神無主了，今夜到底怎麼過呀！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在這絕望愁苦中，我突然聽見了馬車的聲音，站起身定睛一看，這馬車正從縣城那邊駛來。到跟前細看，趕馬車的一個我還認識，他是我登山哥的妻弟，他們上完公糧連夜回家。我向他們說明情況後，就坐上他們的馬車。一路上寒風不斷向我破爛的棉衣裡灌，傷筋刺骨地難忍，腿腳一陣麻木，一陣疼痛，顛顛簸簸到了半夜才到登山哥家。進了家門，急得通夜未眠的母親一見我，潸然淚下。到家才知道，驢是被別人趕走了。
在土改運動和其後的那些日子裡，我們一家經常會被訓斥打罵，就連我們這些地主家的孩子也是不會放過的。土改結束後，村裡的尕蛋子（後來學名胡登貴）就煽動村莊裡的一些男女兒童，在他的操縱帶領下，天不亮偷偷到我家將我抓走，讓我背著芨芨草編的破背篼，冒著零下20多度的嚴寒，裹著颼颼的冷風，頂著黑沉沉的夜幕，在村莊裡外找拾大糞。因為此時我家的院門是不讓鎖的，這些兒童每天天不亮就扑到我的屋裡，將我拉到院子中央，推推搡搡，謾罵一陣，警告一番，然後逼著我去拾大糞。那些日子，我每日背上背篼在村內村外轉到天大亮，直到吃早飯時，凍得渾身僵硬，上牙嗑著下牙，直打寒顫。以後的日子裡對我的欺辱、迫害開始一步步升級，起初是這些人天不亮突然偷偷來抓我，後來就沒有固定時間了，到了夜裡，這些男女孩童想什麼時候抓我，就突然闖進我的屋。我嚇得趕快穿上衣服跳下炕，走到院裡去背背篼。如果稍微起床慢一點，他們就將我從炕上拽下拉到院子裡，推來搡去，又是打罵，又是在我的臉上吐唾沫，還用指頭搗我的頭，腳踢拳打一頓。那些日子裡，我整夜整夜膽戰心驚，提心吊膽，不敢入眠。因為我們家是地主家庭，誰都可以隨時闖到家裡來對我們進行打罵、侮辱，於是我在1952年春天，無奈之下我只好夜裡到我十媽（親嬸娘）家去住。我心想我十媽家是中農成份，她又很疼愛我，若這些人隨便去抓我、鬥我，我十媽是會保護我的。可是，沒過幾天尕蛋子就帶著人來了，先是對我警告一番，後來沒過幾天照樣到了後半夜，一幫人就去抓我、鬥我。我十媽家是敞院，沒有院子牆，他們一進院子，我若聽見響動就急忙去穿衣服，要是從炕上下得慢一點，他們就抓住我拉到門外，將我圍起來辱罵、踢打，推搡撕拉後，每個孩童娃娃都要在我臉上吐唾沫。我十媽看在眼裡，疼在心上，勸說這些人，這些娃娃根本不聽。那個時候，這些孩童把欺辱、打罵我這個地主子女當作樂趣，每次將我打罵蹂躪完後，他們就嘻嘻哈哈、洋洋得意地回去睡覺。我悲憤填膺，但只有忍氣吞聲，忍受痛苦，摸著黑去幹活。
有一次雞剛剛打過鳴，他們輕手躡腳進了院子，突然偷偷抬開門，一下扑進屋，我來不及穿衣服被他們推出房門。我赤條條的渾身一絲不掛，寒夜的風像無數鋼針刺著我的肌體，我又是凍，又是氣憤，頭腦發木，咬著牙直打哆嗦。這時，我十媽跑出屋大聲喊道：「你們不要這樣了，不要這樣了！放開他，叫他把衣裳穿上，不要把人凍壞了！」這些孩童根本不理睬，他們將我推過來，搗過去，有的罵著，有的啐著，還有的往我身上踢著。我小舅舅也住在這個院子，他聽見後急忙穿上衣服，衝出屋把他們一個一個推開，把我抱住，護著我，讓我進了屋，穿上衣褲，登上鞋，我站在屋子的地上一直心跳發呆。從此以後我晚上睡覺再也不敢脫衣服了，也不敢睡著，一聽見動靜，就趕快跳下炕。又有一次，剛吃過晚飯，尕蛋子就叫上一群男女兒童把我抓到草園子門口批鬥。他們辱罵著、威脅著，還呼喊著口號，個別孩童趁機踢打著我，有的還用指頭在我臉上亂戳。我的臉上被他們啐滿了唾沫，整整將我打罵欺辱了兩三個小時才將我放了開來。此時我已頭腦發昏，精神迷離，心裏不知是什麼滋味。前幾年我回老家，當時鬥爭我的一個人冷笑著對我說：「那時在草園子門口斗了你的情景你還記得嗎？你戴的破帽子上那晚唾沫珠子啐滿了。」我那時常常想，我們這些娃娃當時究竟犯了什麼法？這樣天天受欺辱、夜夜受煎熬的日子何時是個盡頭？我還能不能活下去呀？
後來我聽說只要上學當了學生就一律平等了，就不會隨意再遭人欺辱挨鬥爭了。於是，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上學，好好學習，將來有個出路去改變自己的命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我跟著大娃娃們在小橋堡初小斷斷續續上過兩年學，後來就中斷了。1952年下半年，我不顧家裡人的困難義無反顧報名到小橋堡初小去上學。雖然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上過學，但沒有什麼基礎。於是，我那時在放牲口的時候，拿個柴棍棍在地上劃著演算算數，不懂的就問比我學得多的娃娃們。到了學校我就苦鑽勤學。小橋堡初小只有兩位老師，各年級分得不清，混合在一起上課的情況比較多。
我雖說上學了，但因家裡忙又不能堅持，於是家裡活多了，就不去上學，活少了就趕快去學校。有時家裡雖然忙，我還是早早吃完飯就到學校去。有時家裡牲口沒人放，家裡人就不讓我去上學，我就請假幫家裡做幾天活，放幾天牲口，偷偷又去上學了。在此期間，星期天我把家裡積攢的一小芨芨籠雞蛋提到十五華里外的縣城賣掉後，買了一支小楷毛筆。這支小楷毛筆用著很好，同學們都說我買了個好毛筆。可是沒過幾天毛筆尖竟然沒有了，後來經過老師同學們的細心暗查，原來是曾經領著孩童打罵欺凌過我、此時我的同學尕蛋子偷偷用牙齒咬掉了。
在小橋堡初小教我們的老師一個是我的堂哥，我們叫三哥，他很關心支持我的學習。我斷斷續續學了一年左右就學完了三四年級的全部課程，1953年暑假我順利地考上了古浪城關完小。古浪城關完小我從五年級開始學習，這時我才算正式走上了求學之路。吃住都在學校，星期六下午回家。學校在灶上吃飯，要從家裡帶麵粉入灶。因家裡成了地主，家中經常斷糧，我帶不上面就入不了灶。有兩次家庭情況好一點的同學你三斤、他五斤地幫助我，賣給我，我二哥仁民此時也有了工作，他給我寄一些零用錢，這樣就解決了我兩個月的吃飯問題。有時候實在沒有辦法給學校食堂交麵粉，我就到街上買一點吃的。我那時還到班主任楊成瑞老師家吃過幾天飯。有一個冬天的早晨，因我沒有麵粉交到灶上，入不了伙食，不好意思到灶房舀水洗臉，我就到馬路上大車碾壓的坑裡雙手捧起一些冰渣子去洗臉。
儘管生活異常艱難，但我對學習絲毫沒有放鬆，以堅強的毅力刻苦努力，克服一個個困難，到畢業時，全班40多個同學我的成績排在上中等。1955年，當時古浪縣還沒有中學，我就考入了甘肅省武威第二中學。雖然我經常忍飢挨餓，中間還有母親病故的打擊，但在二哥仁民的鼓勵下，我還是在1958年考入甘肅省武威第一中學高中進行學習。入校後，瘋狂的大躍進就開始了，學生們整天參加大煉鋼鐵，到鄉下深翻土地，還到古浪峽挖石灰，到天祝的石門河挖石膏。天大寒，地凍得堅硬，用鋼釺鐵錘鑿挖。口糧定量，吃不飽。而且天氣非常寒冷，飯吃到最後碗底就已結了冰。在這半年裡，主要是勞動，很少上課。那個時候，誰也不敢流露半句凍、餓、累的話，否則被人舉報，就要被扣上「對現實不滿」的大帽子，受到批鬥，還要記入檔案，一輩子都要受到影響。
我是1959年秋季轉入蘭州一中高二學習的，這時候大躍進帶來了大飢荒、大災難，每個人的口糧一降再降，人們常常餓得渾身發軟，心裏發慌。此時我們的勞動比武威時雖然少多了，但還是要經常參加勞動。1959年深秋，學校抽了我們高二年級六個班的學生到蘭州附近河口張達家臺平田整地，我們住在農民家裡早出晚歸。早上每人憑票買一個小饅頭，兩片醃西瓜皮。再買一個中午的饅頭帶上。有的同學餓得克制不住就將帶的中午饅頭在上工的路上吃了。中午休息時，一點也沒有吃的，只好蹲在低窪處發呆、忍受。下午還得照常勞動。下午收工回來吃兩碗清湯麵條。有的同學去時帶了幾斤糧票，那裡有個小飯館，賣棗兒包子，他們拿糧票偷偷買了包子吃，同學發現匯報給班幹部，晚上就開總結會，對買吃了包子的同學開批判會。
這兩年期間，先民哥和澤民哥含冤而死，小舅舅被飢餓奪去了性命。他們的慘死讓我心如刀絞，悲痛難忍，但我不敢讓任何人知道，只有默默地埋在心裏。蘭州一中的校長華尊舜是個有經驗的教育家，他的領導能力非常強，把學校各方面的工作都管理得井井有條。這裡的老師們都很敬業，業務和講課水平也很高，他們輔導、批改作業特別認真。學生們在這裡聽課的效果自然很好，學習勁頭十足，一有時間就拚命學習，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我在這裡如魚得水，雖然自己理科和外語基礎比別的同學差，但我忍著飢餓、悲痛，用比別人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精力查漏補缺、追趕學習。我的文科基礎一直不錯，作文在班上多次受到老師表揚。
1961年我報考了文科，由於家庭出身地主，被貶到三類大學——後來的甘肅教育學院語文專業。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蘭州鐵路局的蘭西鐵中任初、高中的語文課，一直到1998年退休。
十年文革期間，由於我家庭出身地主，加上那時知識份子是臭老九，我一直受人歧視，整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度日。但因我年輕，歷史清白，加上與同事關係不錯，才倖免揪鬥。毛澤東死後，粉碎了「四人幫」，國家形勢大變，重視知識，重視人才，我的心情在這段時間格外暢快，被評為中學高級教師，由於我努力工作，獲得了不少榮譽。在省內外報刊上發表各類文章幾百篇，有兩篇教學論文被收入國家級大典《中國當代教育教研成果概覽》，我還參加了「陝甘晉川冀」中學語文研究會和甘肅雜文家協會。現在想起來，土改運動後的極左年代裡，我的心靈受到了嚴重傷害，精神受到了極大摧殘，人格受到了莫大侮辱，肉體受到了無度折磨。但在那樣的形勢下，那樣的環境裡，我們這些地主家的子女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只能忍氣吞聲，只能默默忍受。可我所遭受的這一切卻激勵我去改變自己的環境，讓我更加珍惜學習和工作的時光。
現在的年輕一代不知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幕幕慘劇，更不知道那個年代土改運動給地主富農和地富子女帶來的血淚災難。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發生在我們甘肅省古浪縣西山川裡的「西山事件」，真是駭人聽聞，慘絕人寰。造反派們在支左部隊的支持下，給柳條河裡的毛家灣、朱家莊，還有郭家莊、西山堡、四窪等村莊的地、富分子莫名其妙地加上「反動救國軍」的罪名，進行了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燒殺。他們用了五十多種最殘酷的刑法，如把北京火爐的大圈、二圈、蓋子在烈火中燒得通紅後，將被害人用繩子捆了後打得跪在地下，大圈套在肩上，二圈套在脖子上，蓋子頂在頭上。人此時被燒得皮肉吱吱響，冒出的青煙有幾尺高。被害人先是疼得慘叫，接著就昏了過去。然後造反派們將水潑灑在這些被害人的頭上，等被害人醒來後繼續打罵燒烤，直到氣絕為止。
做這一切的時候，這些人還將被害人家裡的子女拉到現場觀看。我先民哥的外孫姚國偉的親爺爺是地主分子，伯父是姚作舜是小學教員，他們父子兩人就是相繼被這些人活活燒死的。造反派對女地主、富農非常殘忍，他們扒掉這些女人的褲子，將棍子從這些女人的陰道穿進去，再從她們嘴裡穿出來，過一會兒，這些女被害人就在鑽心的疼痛中氣絕身亡了。
有一地主家母子被殺害後，放到水衝下的大坑裡，母親的屍體被仰臥著，造反派們將兒子的屍體抬去趴在母親肚子上一同掩埋掉。我三哥胡先民的舅子李葆廉是個地主兒子，被斗急後，突然將自己肚子用鋸條豁開，腸子頓時全部流了出來，造反派們就將他的腸子原裝進肚子裡，用縫粗毛線口袋的大針胡亂縫了起來，這個李葆廉時間不長就死了。
關於「西山事件」甘肅省古浪縣政協原副主席李國華曾經詳細寫出，古浪縣黨校原副校長朱芳華幫助修改後對我說了，我向朱芳華索要複印稿件，他本來答應給我，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直到如今人們還是心有餘悸，不敢將「西山事件」的真相公布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