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李唐〈炙艾圖〉。（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古人如何養老呢？中國的傳統觀念有養兒防老、宗族互助等，那麼老來無依時只能聽天由命嗎？如果回顧宋代，尤其是北宋後期，你會發現，中國古代其實已經給出了一套相當具體的回答：養老並不只是家庭倫理問題，也是一項可以由官府分工、立法、撥款、執行的公共事務。
北宋大觀元年深秋，陝州漏澤園的一塊墓磚上，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甲子睦字號，抬舁到身死百姓張吉，系本州人事。」這個並非一塊普通墓磚的題記，它實際上記錄了一條制度。它意味著，這個叫張吉的人沒有悄無聲息地死在路旁，他依靠官方救助體系，生前貧病無依，進入安濟坊接受救治；死後無人收殮，則由漏澤園統一安葬。
也就是說，宋代的「養老」有一整套覆蓋「生存、疾病、身後」的社會救助網路。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的福田院，但真正發生質變，是在北宋中後期。元符元年，朝廷已經頒行「居養法」，規定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由官府「居養之」，並且「疾病者仍給醫藥」。到了徽宗時期，這種救助進一步制度化、分工化：居養院負責收養窮老孤弱，安濟坊負責醫療救助，漏澤園負責安葬無主及貧乏亡者。政和年間御筆甚至把這套邏輯概括得非常明確：「鰥寡孤獨者有院以居養，疾病者有坊以安濟，死者有園以葬，王道之本也。」這段話等於承認：國家對弱者的保障，是治理秩序的一部分。
宋代制度真正先進的地方，也正在這裡。它不再把「救濟」理解成逢災施米、偶爾行善，而是拆分成若干專門機構，各司其職，彼此銜接。崇寧五年，朝廷還要求凡戶數達到一定規模、設有知監的城、寨、鎮、市，皆仿州縣設置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園也隨之向地方鋪開。這說明它已經不是京城裡的樣板工程，而是在嘗試形成一張向基層延伸的制度網路。對於冬季倒斃街頭者，朝廷還不斷擴大救助範圍。例如大觀元年閏十月，徽宗曾下詔：「遇冬寒雨雪，有無衣服赤露人，並收入居養院，並依居養院法。」後來又擴展到「道路寒凍倒臥之人」。換句話說，宋代不只是坐等貧者上門，而是開始出現帶有主動發現、主動收容意味的街頭救助。
今天我們說養老保障，講准入門檻、給付標準、分層照顧；宋代居然也已經出現了相似思路。大觀元年，朝廷規定，居養院收養的鰥寡孤獨老人，年滿五十歲以上即可入院；到了宣和二年，由於收養人數過多，年齡門檻提高到六十歲以上。這一變化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國家已經不是模糊地「善待老人」，而是在面對財政與需求壓力時，用明確數字來界定保障對象。
更重要的是，宋代並不是簡單「給口飯吃」就算完事，而是制定了層次分明的供養標準。居養人每日可得粳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每年十一月至次年正月，另加柴炭錢五文。高齡老人還有加碼照顧：八十歲以上，給新色白米及柴錢；九十歲以上，每日增給醬菜錢二十文，夏天發布衣，冬天發衲衣絮被；年逾百歲者，還要再添肉食錢，並把醬錢合計提高到三十文，冬給棉絹衣被，夏給單絹紗褲。這樣的條文越細，越能看出宋代已經把養老從道德提倡推進到了行政管理層面。什麼年齡可以收養，冬天是否加補貼，高齡老人吃什麼、穿什麼，都被寫進位度，而不是交給地方官一時善心去處理。
這種制度也並非只停留在紙面。南宋淳熙五年重建的蘇州居養院，規模已經相當可觀：有房三百餘間，田地一千六百六十畝，每年可收租米七百餘石，旁邊還配有糧倉、水井、廚房和園圃。它說明，宋代地方官府已經在探索讓養老與救濟機構擁有較穩定的財源，而不是完全依賴一次性撥款。換句話說，他們已經意識到，救助不是一時之舉，而是要靠持續運轉的財政基礎支撐。
當然，宋代的養老制度也不是只照顧老人。居養院收養對象其實相當複雜，除了鰥寡孤獨老人，還包括貧乏不能自存者、殘疾者、孤兒、棄嬰、流民、乞丐，甚至過境病軍和災後遺孤。後來南宋又逐漸分化出慈幼局、嬰兒局等專門機構。這恰恰說明，宋代所謂「養老」，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狹義的老年福利，而是以「無力自存者」為核心對象的一整套社會救助體系。老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但不是唯一的。
安濟坊的出現，則讓這套體系具有了更清楚的「醫養結合」意味。什麼是安濟坊呢？說起來它與蘇軾在杭州的經歷相關。元祐四年，蘇軾到杭州任知州，先遇旱災，繼而瘟疫流行。他一面賑災，一面「遣吏挾醫，分坊治病」，又自出私財設病坊，積錢糧以備長期救治。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記下了這件事。這個病坊，後來被稱為安樂坊，被認為是安濟坊制度化的重要先聲。到了崇寧元年，朝廷在各地設置安濟坊，專門收治「有疾病而無告者」。當時的宋代已經看到：無依的老人，也是最需要醫療保障的人。居養院管「養」，安濟坊管「醫」，兩者聯動，構成完整的兜底。
而漏澤園，則把這套保障延伸到了人生最後一步。正式以「漏澤園」為名並在全國推廣，是崇寧三年以後的事情，但它的制度淵源還可以上溯。到了徽宗朝，漏澤園已經有了明確規範：選擇高曠不毛之地安葬無主骸骨與貧苦亡者，埋葬要「深三尺」，不得暴露；要置籍登記，方磚刻記姓名、年月、身份等信息；有些地區還按《千字文》編號，便於日後查驗與遷葬；園內設祭祀之所，平時多由僧人管理。這種管理方式很有意思，它既有行政登記，也保留了傳統社會對死者「入土為安」的禮俗尊重。換句話說，宋代連「死後無人收殮」都不再被視為純粹私人問題，而是納入公共治理。
考古發現讓這些文字記載變得格外可信。以三門峽市郊的北宋陝州漏澤園墓地為例，已發掘墓葬八百四十九座，出土和採集墓磚三百餘塊；放到更大範圍看，全國已有八個省市十九個地點發現漏澤園墓葬，出土銘磚四百多塊。磚銘內容通常包括死者編號、身份、姓名、年齡和埋葬時間。它們讓我們看到，所謂「窮者有所歸，病者有所療，死者有所葬」，並不只是史書中的漂亮話，而是在地面上真實運行過的制度。它曾經處理過一個個具體的人：貧民、軍人、病人、孤兒，以及那些死後仍需要被社會記住名字的人。
當然了，宋代這套制度也有短板。首先是財政壓力，救助機構的經費，主要來自戶絕財產、常平息錢、常平米等，部分地方還輔以公田租入。問題是，只要地方財政緊張，制度就會率先吃緊。南宋以後，不少地區維持機構運轉已相當困難。其次是執行扭曲。《宋史》就批評過崇寧年間的救助有「糜費無藝」之弊：一些地方奉行過當，雇乳母、女使，備帷帳，開銷成倍增加，結果變成「貧者樂而富者擾」。說得更直白些，就是福利標準一旦失控，容易引發財政透支與民間反感。再往下走，便是熟悉的老問題：虛報人數、冒領經費、少壯混入、真正應受助者反被排斥。制度越細，執行越考驗官僚體系的誠實與能力，自古不變。
還有一層更深的脆弱性，在於宋代福利制度對政治人物的依附。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的大規模推廣，與徽宗朝和蔡京主政密切相關；一旦政局變化、主張更替，這些制度也會隨之起伏，甚至被裁撤、整頓。也就是說，宋代雖然把社會救助推進到了制度層面，但它還充滿著人治色彩。
即便如此，宋代留下「養老」經驗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它證明在宋代，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套相當成熟的國家救助體系，養老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資料來源： 《宋史》卷一七八（維基文庫整理本）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宋史/卷178
郭文佳：《宋代官辦救助機構述論》，《信陽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http://xb.xynu.edu.cn/cn/article/pdf/preview/1003-0964(2003)02-0118-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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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宋代墓磚》 https://www.chnmus.net/content/redirect?id=512156412931711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