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毛澤東和彭德懷在延安。（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提起延安，很多人腦海中還是被灌滿了「紅色革命聖地」之稱、「艱苦奮鬥」以及「中共在抗戰時期的重要根據地」等官方說辭。然而，歷史真相是什麼呢？當年延安普通百姓的真實生活、喜怒哀樂與所思所感，同樣構成了歷史的重要部分，為什麼鮮為人知呢？
1941年夏天，延安曾發生過一件頗具戲劇性的事件。一次討論徵糧問題的會議期間，一道閃電擊中會場，造成一名縣長身亡。事後，一位農民情緒激動之下竟脫口而出：「咋不劈死毛澤東？」這句震驚四座的話，後來被記錄在相關史料之中，也成為研究延安社會狀況時一個罕見的細節。
如果真如中共鼓吹，延安時期的共產黨與當地民眾關係十分融洽，那麼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公開抱怨與咒罵？這究竟只是個別人的過激言論，還是反映了當時部分基層百姓的真實情緒？海外歷史學者林輝的文章《中共當年盤剝延安人被罵很「黑」》，透過當年的財政負擔、徵糧制度、自然災害以及邊區社會狀況，還原一個比宣傳畫更複雜、更真實的延安，披露那個時代延安人的處境與心聲。文章分析到：
被中共視為「紅色聖地」並讓被洗腦的國人頂禮膜拜的延安，其實充滿了無數罪惡。比如毛澤東在此通過「整風運動」，一方面確立了自己的權威，另一方面炮製了大量冤假錯案，迄今有多少人遇害依舊是個謎，而運動也為文革做了預演。
比如中共為了自身生存，在南泥灣大量種鴉片，賣給國統區，賺取金錢的同時，戕害自己的同胞。比如中共今日的特權制度就開始於延安，當時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比如中共媒體炮製了不少謊言，包括中共要擁抱美國的民主，讓中國人享有自由。再比如，毛暗害了陝北人都尊敬的領袖劉志丹……
而當年中共對延安人的橫徵暴斂，也曾讓中共遭到了普通老百姓的詛咒，這樣的詛咒如果讓當下的中國人知曉，一定心有慼慼焉。
中共對延安人橫徵暴斂 激起民怨
1935年底，被國民黨四處圍剿的毛，率領殘部終於在陝北延安落腳。一年後，在中共的策劃下，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軍事叛變，拘捕了前來西北視察的蔣介石。國民黨被迫同意「國共合作抗日」，並將中共軍隊納入政府軍，改稱八路軍和新四軍，由國民政府撥給軍費，每月60萬法幣。當時法幣的價值較高，1元可兌銀元1元。
當時，除了國民政府的軍費外，中共每月還會收到共產國際的資助，大部分是通過蘇共地下黨員宋慶齡轉交的。中共將這兩筆錢主要用在購買軍火和軍需擴充實力，以及高層揮霍和搞統戰陰謀上。
由於中共的策略是假抗日，真打國民政府軍，時常搞偷襲，這讓國民政府非常厭惡。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隊進攻陝甘寧邊區時，國民政府對八路軍停發了軍餉。在事件平息後，經中共據理力爭，八路軍在1940年4月份又領到拖欠了半年的軍餉。1940年八路軍擴大了10倍，達到40多萬，不過，國民政府只對原協議中的4.5萬人發餉。因國共合作協議中的12個團變成120個團，到當年10月，國民政府暫時切斷了對八路軍的供應。12月，國防部長何應欽宣布停發延安方面的軍餉。1941年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被稱為叛軍，也被斷了軍餉。
大陸出版的《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一書中的文章《陝甘寧邊區是怎樣「休養民力」》一文透露，從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收到國民政府發給八路軍的軍餉計16,405,340元法幣，平均每年400萬元。中共用國民政府的錢壯大自己後，不去抗日，反打政府軍，中共是什麼貨色由此可見。
由於中共將錢主要用於擴充軍力、高層享受上，因此軍隊和機關的補給就要由土地貧瘠、經濟落後的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承擔。中共在當地徵收的農業稅完全可以用「橫徵暴斂」這個成語以蔽之。
當時的農業稅被中共稱為「救國公糧」。1937年徵收了1.4萬石，到1941年就增長到20萬石，幾年之內就翻了十幾翻。除此而外，農民還要交所謂的「公草稅」，就是馬料稅；買賣牲口要交牲畜買賣稅和斗佣，養羊也要交「羊子稅」。而對於一般的商業活動，中共還要徵收入境稅、出境稅，各個地區還要徵收過境稅，而且還要交產銷稅和營業稅，使得百姓根本無法正常經商。
按照中共官方的記載，1939年其稅收65.8萬餘元；沒收款9.5萬餘元；罰款近1.9萬元，土地登記手續費0.37萬元，雜項2萬餘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的9.17%。1940年則大幅增長，稅收196.4萬餘元，企業盈餘42.7萬餘元；公產收入0.5萬元，寒衣代金42.7萬餘元，罰款28.5萬餘元；雜項29.2萬餘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24.87%。中共對延安人的盤剝由此可見。
然而，中共對邊區百姓的盤剝並不限於此，其還壟斷了邊區的經濟命脈，一方面把重要的生產生活物資壟斷起來，除自需外，還向社會高價出售，賺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控制了鴉片的種植以及鹽和鴉片的販賣。過去，老百姓為了增加收入，曾零星種植鴉片，但中共不僅控制了鴉片的種植，還擴大了規模，所謂的南泥灣好風光說的正是遍地鴉片。關於中共種鴉片並賣往國統區的內幕，筆者之前已經寫了幾篇還原文章，在此不贅述。中共在鹽和鴉片方面的收入，顯然不可小覷。
雪上加霜的是，自1940年開始到1942年，陝甘寧地區及附近地區連年遭受自然災害。據不完全統計：陝甘寧地區1940年遭受水、旱、風、雹的侵襲，受災面積4298,312畝，損失糧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災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災面積603,558畝，損失糧食47,035石，受災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災面積856,185畝，損失糧食79,720石，受災人口352,922人。其中，1940年的災情最為嚴重，致使當年的春夏之交，青黃不接，人民生活艱難至極。
雷擊「紅色聖地」 延安農民當場詛咒毛澤東
自然災害加上中共的盤剝，讓被中共欺壓、負擔沈重的老百姓內心充滿了憤恨，有的人甚至公開咒罵中共，甚至毛。
2007年4月，大陸《學習時報》的文章《毛澤東在延安兩次「挨罵」的史實》中自爆了這樣兩件事：1941年6月3日，外面下著雷陣雨，中共在禮堂內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徵糧問題。突然一道閃電，一聲炸雷，擊中了會場禮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觸電身亡，另有7人受傷，一個農民拴在禮堂邊的一頭驢也被雷擊而死。該農民遂藉機發泄不滿：「老天爺不睜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咋不劈死毛澤東？」
中共保衛部門聽說後，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逮捕這個「竟敢如此咒罵毛XX」的農民，並要公開處理，以一儆百。
另一件與此類似的事情發生在陝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村。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一邊悲痛欲絕，一邊大罵「世道不好」、「共產黨黑暗」等。伍蘭花後來被抓了起來，其命運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民間傳據毛自己說，有一次，一個「裝瘋的人」衝過來打他，「對我有義憤，原因即那年的公糧負擔重。」
可即便知道了農民的不滿和反感，中共為了自身利益，依舊沒有放棄對農民的盤剝。1941年10月15日，中共宣布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公糧：200,000石（1940年則是97,354石）。此後，真實的公糧數字中共再也沒有公開。有文章指，1942年和1943年，中共陝甘寧政府宣布的公糧數字比實際起碼少說了兩成。延安人，尤其是農民對中共的厭惡可想而知。
中共篡政後，中共在宣傳中故意說陝甘寧邊區的稅收比國民黨地區低得多。可是中共高官謝覺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記裡寫道：邊區的農業稅跟國民黨地區比並不輕，有的人「交公糧後沒得吃，所交公糧之數幾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糧相等」，「如白玉寶全家四口，收粗糧五大石，須出公糧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實際收的糧不夠交公糧」。而交不上公糧，就被中共視為抗捐，就是破壞抗戰的「反革命」，不但要遊街示眾，而且要遭受拘禁等刑罰。
看看中共在延安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1949年後找到相同的實例：橫徵暴斂、殘害百姓、洗腦、暴力打壓、謊言欺騙……。這樣的事實，讓那些認為奪取政權前的中共是好的，是為人民著想的，是否該清醒了呢？實際上，中共從其成立之日起，其就以假、惡、暴行於世間。而被中共欺騙、欺壓、侮辱、迫害了這許多年的中國人，有多少人發自內心地憎惡中共，有多少人在暗中詛咒，盼著其早日滅亡？
至於毛在建政後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卻沒有再踏入呆了13年的延安一步，實屬反常，大概也是知曉延安人對其的詛咒，而在中共洗腦下，去延安等所謂「紅色聖地」頂禮膜拜的中國人，還是聽聽當年延安人對中共的真實想法吧。
參考資料：
1、《毛澤東在延安兩次「挨罵」的史實》 2、《陝甘寧邊區史》 3、《陝甘寧邊區社會救濟使用概述》 4、《謝覺哉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