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
在中國（編注：中共國）這個奇特的國家，經常出現很多怪異的現象，你無法解釋，也看不明白，只能用官方的說法稱呼它為「中國特色」。比如，當下（編注：成文當時的官方宣傳）從最高領導人到地方官僚，從北京到各個省市，喊得最歡、叫得聲音最大的一個口號，就是「依法治國」。中央層面和地方層面的各種相關措施確實也出來了不少，但是真正進入現實生活中去觀察體驗，你就會發現，那些漂亮的口號都只是政客們為了拿來給自己臉上帖金的幌子，他們是絕對不會「依法」的。
2017年6月9日星期五
六四戒嚴部隊凶狠殺人的原因
1989年5月18日，針對鄧小平「戒嚴以後北京市區有多少解放軍？」的詢問，楊尚昆回答說：「解放軍和武裝警察的全部兵力為18萬人。」楊尚昆所說的「18萬」，以及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中所提到的部隊，實際上都只是初步計畫的兵力，後來實際動用的兵力超過了這個數字。
中國官方媒體曾經報導，1989年6月9日下午3點鐘，鄧小平接見瞭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有幸蒙受鄧小平接見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竟然多達「百餘人」，可見動用軍隊的規模之大，數量之多。
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執行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中開槍殺人，動用坦克、裝甲車碾軋的暴行，大都已經為外界所知，但是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完成天安門廣場清場任務以後的暴行，還不太為外界所知，也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這一問題。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之後，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分頭進駐北京市公安局各公安分局、公安派出所，主導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工作。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成瞭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一項主要任務。
中共當局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不信任北京市的公安警察，他們瞭解情況，普遍同情學生運動，完全依靠他們，不可能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洩憤報復的心理需求，並為他們提供立功受獎的機會。
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在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過程中，普遍存在濫用暴力的情況，對被捕者不分青紅皂白地用槍托、木棒予以毒打，導致不少被捕者死亡或傷殘。
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
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剛剛結束的時候，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已經開始對被捕的民眾施行暴行，大量在清場前後被捕的民眾在天安門廣場、勞動人民文化宮遭到毒打，許多人受傷致殘，山西大學計算機系學生高旭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6月4日清晨5點30分過後，高旭本來已經隨著學生隊伍一起撤離了天安門廣場，但由於有一個同學遺留了照相機，他於是自告奮勇返回去取，結果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拘捕。高旭連同其他被拘捕的八個人，全都被緊緊地捆綁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的柱子上。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人用槍托沒頭沒腦地砸他們，用點燃的煙頭燙他們，把他們當成了洩憤的靶子。之後，他們被轉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關押，進去的時候每個人又遭受了一頓「殺威棒」，全都被打得昏死過去，用冷水澆醒後繼續再打。殘酷的摧殘，使得高旭遺留了嚴重的腦震盪後遺症，一隻眼睛幾乎失明，腦部時時出現絞痛，每天都要靠服用止痛藥度日。（註釋1）
1989年9、10月間，筆者在北京暗地調查被捕者情況，瞭解到不少被捕者遭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毒打的案例。在北京市海淀區公安分局，進駐的第24集團軍部隊軍人，將10多名被捕的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學生視為「暴徒」，吊起來毒打，打得他們傷痕纍纍。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身強力壯，許多人在學生運動期間擔任特別糾察任務，或作為學生領袖的「貼身保鏢」。
1989年六四現場。
在中國官方的宣傳資料中，可以見到大量有關解放軍戒嚴部隊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赫赫成果」，隨手就可以舉出許多例子。
第40集團軍步兵第118師「為了除惡務盡，確保首都的長治久安，他們又投入了一場新的戰鬥——配合公安機關抓暴徒。抓獲動暴亂分子和進行打、砸、搶、燒、殺及流氓犯罪活動的暴徒531名。」[註釋2]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第347團特務連，在短短數天內抓獲「暴徒」73人。第65集團軍步兵第193師於1989年6月中旬撤離天安門廣場，進駐北京市海淀區，除了執行戒嚴執勤任務之外，全師官兵多次配合北京市海淀區公安部門追捕「暴徒」和「非法組織」成員，共同抓獲了131名「暴徒」。第24集團軍步兵第70師步兵第208團於1989年6月中旬調防到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配合公安機關抓獲「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256名，繳獲一批槍支彈藥。守備第7旅從1989年6月11日到7月底，抓捕「暴徒」79名。
北京軍區炮兵第14師配合北京市公安人員設卡盤查，9次派出應急分隊端「黑窩」，共抓獲、收審非法組織骨幹、打砸搶分子62人；查獲攜帶反動宣傳品、軍用物資、凶器、子彈等非法分子1106人；收繳反革命傳單、錄像帶等25000餘份，軍用品、凶器、槍彈358件。第65集團軍步兵第193師步兵第579團組成搜捕隊，第2營營長劉閣雲少校擔任搜捕隊隊長，12次出動擒拿「暴徒」。劉閣雲事後獲「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1989年六四現場。
第26集團軍步兵第138師步兵第412團於1989年6月某日組成防暴突擊隊，由第2營第5連連長袁華榮上尉擔任隊長，袁寶華在傳達團指揮官的指示精神時說：「同志們，上級賦予我連擔任團的防暴突擊隊，配合永外派出所開展抓暴徒、端黑窩的鬥爭。這是團黨委對我連的高度信任。同志們，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雖然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一小撮暴徒賊心不死，我們要發揚不怕疲勞，連續作戰的精神，斬草除根，堅決把他們消滅乾淨，為保衛共和國再立新功！」全連官兵聽說要抓暴徒，群情激昂，人人摩拳擦掌，決心大幹一場。在以後的10多天，袁寶華帶領20名防暴隊員，夜行晝宿，配合永外派出所抓獲暴徒82名。[註釋3]第54集團軍步兵第127師步兵第380團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後，奉命進駐天壇公園部署，配合公安部門廣泛開展「抓暴徒、端黑窩」行動，狠狠打擊隱蔽起來的「暴徒」和「反動組織成員」，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
從上述資料可見，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以後，解放軍戒嚴部隊分頭進駐北京市各地，名義上是配合北京市公安部門工作，實際上是監督北京市公安部門，主導抓捕「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的工作。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結束以後展開的大搜捕行動，有大批的民眾被捕，由於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主導抓捕工作，濫捕、毒打事件層出不窮，由解放軍戒嚴部隊移交給公安部門處理的被捕者，許多人傷痕纍纍，有的傷勢很重。這種情況，連北京市公安部門都看不下去了，向上級反映情況，甚至表示，情況如果沒有改善，不再接收解放軍戒嚴部隊移交的被捕者。
中共當局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後曾設立檢舉電話、信箱，鼓勵人們檢舉「暴徒」、「動亂分子」和「非法組織成員」，許多不滿血腥鎮壓行動的北京民眾，藉機將支持血腥鎮壓行動的人作為「暴徒」、「動亂分子」予以檢舉。這些人一落入不分青紅皂白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手中，照例先遭受一頓毒打，等到有機會張口分辯，早已是傷痕纍纍。
六四事件屠殺現場照。
關於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凶狠殺人的原因，當年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中流傳著兩種主要說法，一是說中共當局事先讓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服用了興奮劑，二是說許多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經歷了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輪戰，早在對越作戰中殺紅了眼。
第一種說法有很濃的傳說性質，筆者早在1990年5月撰寫《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的初稿時，就明確表示懷疑。這個說法一方面缺乏證據，另一方面與筆者的親身經歷不符。1989年6月4日凌晨4點30分至5點20分，筆者坐在紀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級台階上，近距離目睹了衝上紀念碑底座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神態，他們顯示出來的不是興奮，而是憤怒，一種對「反革命暴徒」的強烈而不可壓抑的憤怒。這應該與中共當局的欺騙宣傳和政治思想動員有關，不是因為服用了興奮劑。
第二種說法有所依據。包括衝上紀念碑底座的陸軍第27集團軍特遣分隊在內，不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確參加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戰區的輪戰。而這些參戰軍人很粗野，也很凶狠，平時就讓部隊難以管理，不僅經常在雲南省中越邊境地區打架鬥毆，而且還時常在雲南省省會昆明市公然鬧事，連警察都不敢干涉。陸軍第67集團軍在老山戰區參加輪戰期間，甚至發生過一名士兵端槍掃射集團軍指揮機關的惡性事件，軍長張志堅少將中彈受傷，軍參謀長粟戎生少將及時躲入桌子底下，才逃過一劫。
六四事件屠殺現場照。
從1984年至1989年，解放軍七大軍區奉中央軍委之命，派遣部隊參加老山戰區輪戰，包括蘭州軍區的陸軍第47集團軍，瀋陽軍區的陸軍第16集團軍、陸軍第23集團軍，北京軍區的陸軍第27集團軍，南京軍區的陸軍第12集團軍、陸軍第1集團軍，廣州軍區的陸軍第41集團軍、陸軍第42集團軍，濟南軍區的陸軍第67集團軍、陸軍第26集團軍、陸軍第20集團軍，成都軍區的陸軍第13集團軍。此外，各大軍區先後組成13個偵察大隊赴老山戰區參加偵察作戰。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部隊中，陸軍第12集團軍、陸軍第20集團軍、陸軍第26集團軍、陸軍第27集團軍、陸軍第67集團軍都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其他陸軍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偵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經以偵察大隊的番號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
參加過老山戰區輪戰，可以說是在「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中凶狠殺人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畢竟在老山戰區所面對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裝的敵國軍人，而在北京城內所面對的則是本國的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
筆者在研讀了包括中國軍方在內的許多資料後發現，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凶狠殺人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被激發了仇恨，二是立功心切。
先說激發仇恨這個原因。一方面，由於學生運動深得人心，北京民眾普遍反對戒嚴措施，幾乎所有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都遭遇到民眾的強力阻攔，軍民之間或多或少發生過言語和肢體衝突，以陸軍第38集團軍步兵第113師為例，1989年5月20日，就在北京市豐臺區六里橋與民眾發生流血衝突，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況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不少軍人覺得受了委屈，心裡憋著一股氣。後來正是步兵第113師部隊率先開槍射殺民眾，時間是1989年6月3日晚上10點鐘左右，地點在西長安街往西延長線上的五棵松路口。
另一方面，中共當局不許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接觸民眾，避免在瞭解學生運動的真相以後產生同情，對所有進京部隊實行封閉式的管理，嚴格規定官兵們不能私自走出駐地。在此期間，一邊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所謂的政治思想教育，反覆灌輸「學生運動是一場動亂」的說辭，一邊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欺騙宣傳，極力宣揚所謂的「暴徒」毒打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惡行，激發軍人的仇恨心理。為了突顯所謂的「動亂」、「暴亂」，中共當局極力製造軍民衝突，例如本來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戰備通道將參與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部隊安全地運送到人民大會堂等地，陸軍第65集團軍等部隊就是利用地下戰備通道進入了人民大會堂，但故意讓部分官兵棄地下戰備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會堂等地徒步開進，引誘民眾予以阻攔，造成軍民衝突，達到激發軍人對民眾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認，中共當局的這一招數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鎮壓行動中，確實有不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將民眾當作誓不兩立的敵人對待，下手毫不留情。
學生運動深得人心，北京民眾普遍反對戒嚴措施，屬全民「截」兵的情況。（以上圖片皆為網絡圖片）
例如在西長安街上，一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官二話不說，近距離、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槍對準清華大學學生段昌隆的胸膛開槍，將他打死。當時段昌隆手無寸鐵，沒有任何暴力行為，只是希望勸解對峙的軍民雙方。
例如在西長安街上，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不放過連中三槍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吳國鋒，一名士兵將刺刀捅進他的肚腹，使勁往下拉，造成長達七八公分長的傷口，一位軍官又往他的後腦杓補了一槍。
例如在天安門城樓西側的南長街南口附近，解放軍戒嚴部隊不准民眾救助中槍倒地的、年僅19歲的北京月壇中學高中學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軍人端槍威嚇；途經的救護車被強行趕走，最終導致王楠不治死亡。
再說立功心切這個原因。事實上，這才是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凶狠殺人的最主要原因。在開槍命令下達之前，中共當局已將北京學生和市民的和平請願行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將「六四」血腥鎮壓行動說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亂」，為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製造了依據，同時也為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提供了立功受獎的機會。中共當局有關參戰軍人待遇的文件規定，「平息反革命暴亂」屬於戰爭性質，參與平息反革命暴亂行動等同參戰，凡立功受獎、受傷致殘者，均享有參戰軍人的優厚待遇。凡立功受獎者，國家負責優先安排工作，農村戶口可以轉為城鎮戶口。這項規定對於來自農村的士兵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數士兵又恰恰都來自於農村。以陸軍第38集團軍為例，在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1萬多名官兵中，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有4名官兵被北京軍區授予「衛國勇士」榮譽稱號，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逾十分之一的軍人立下戰功。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是如何大方地獎賞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
由於上述這兩個主要原因，幾乎是所有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接到部隊開進命令後，都迫不及待地殺出封閉已久的臨時駐地。當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下達之時，幾乎在每一個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臨時駐地都是歡聲雷動，磨刀霍霍，官兵們的普遍心理是：終於等到了報仇和立功的機會。據現場目睹者說，1989年6月3日晚上，陸軍第38集團軍和陸軍第63集團軍等部隊在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的機關大院舉行出發前的誓師大會，全體官兵殺聲震天，令人不寒而慄。對絕大多數來自於農村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士兵而言，既能報仇雪恨、快意殺人，又能立功受獎、復員後留在城裡工作，這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衛戍區警衛第3師炮兵團第9連士兵劉加林，就是因為獲得「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破例提拔為少尉排長，後來轉業到公安部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