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醫生（圖片來源：Photo by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月20日訊】在一個正常社會，嬰兒死於手術臺、學生死於校園，都會引發徹底、獨立且透明的調查；死亡本身雖不可逆，但至少真相能夠被還原，責任能夠被追究，制度能夠被反思。然而在當下的中國，這樣的期待幾乎注定落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統一口徑的官方通報、迅速消失的網路討論，以及以「維穩」為核心目標的強力壓制。死亡並未帶來真相，只帶來了更深的沉默。
2025年底發生的「寧波小洛熙」事件，與2026年初河南新蔡中學生在校突然死亡事件，表面看似兩起彼此無關的「個案悲劇」，卻在處理方式、輿論控制和權力反應上呈現出高度一致的模式。當這兩起事件被放入一個更宏大的現實背景中加以審視，即中共政權長期被國際社會指控、卻始終拒絕接受獨立調查的非法人體器官移植體系，所謂的「偶發」「巧合」便顯得愈發站不住腳。這並非陰謀論，而是一個由權力壟斷、信息封鎖與生命物化所構成的制度性結構。
小洛熙是一名年僅五個月大的女嬰。根據醫院方面的說法，她所接受的是一項「技術成熟、風險可控、成功率較高」的心臟手術。然而，手術結束後不久，這個尚未開始理解世界的生命便永遠停止了呼吸。真正引發社會震動的，並不僅是嬰兒的死亡本身，而是醫院及相關主管部門在事後表現出的高度防禦姿態：關鍵醫療信息披露前後矛盾，家屬獲取完整病歷和影像資料困難重重，官方通報反覆修改乃至下架，網路輿論迅速被引導至「理性看待」「避免網暴醫生」等方向。
在一個真正以生命為核心價值的醫療體系中，嬰兒術後死亡理應自動觸發最高等級的獨立調查機制，調查過程應當對家屬與社會保持透明。然而在中國，調查由誰主導、專家由誰遴選、結論由誰發布，始終指向同一個權力中心。當權力既是裁判者，又是潛在責任方的保護者，所謂「專業結論」便難以獲得基本的公信力。
幾乎與此同時，河南新蔡發生了一起同樣令人不安的事件。一名十三歲的中學生被發現死於校園之內。官方很快給出了高度標準化的通報：排除刑事案件，排除中毒，排除外力傷害，最終結論為「心源性猝死」。這種表述在近年來的類似事件中反覆出現，幾乎已形成固定模板。然而，與官方敘述並行流傳的，是大量來自現場目擊者和家屬的疑問：遺體處置是否過於倉促？家屬是否在第一時間被完整告知情況？為何現場警力高度戒備？為何網路討論迅速被清理？這些問題並未得到令人信服的公開回應。
在當下中國的政治語境中，「心源性猝死」早已不只是一個醫學術語，而更像是一種政治語言。它所傳遞的信息並非解釋死亡原因，而是劃定討論邊界：不許追問，不許懷疑，不許擴散。問題並不在於青少年是否存在醫學上猝死的可能性，而在於為什麼每當死亡涉及未成年人、涉及身體異常、涉及潛在責任爭議時，最終都必然落入這一「萬能結論」。當解釋本身被制度化地用於終止追問，它便失去了科學應有的意義。
如果將這些事件僅僅視為零星事故，或許仍有人願意訴諸概率與偶然性進行辯解。但當我們把視角進一步拉遠，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浮現出來：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器官移植數量長期居高不下的國家之一，卻始終無法建立一個透明、可核查、符合醫學倫理的自願捐獻體系。其器官移植等待時間之短，公然違背國際醫學常識；其官方數據在不同年份、不同場合反覆自相矛盾；其制度設計拒絕任何真正獨立的國際核查。
這一問題並非來自「敵對勢力」的政治攻擊，而是源自國際醫學界、人權組織以及獨立法律機構多年來持續、系統的質疑。2019年，位於倫敦的「獨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在長時間聽證後作出裁定：在中國，強摘器官行為已經發生，並且在相當程度上仍在持續。該裁定所指向的受害者群體，主要包括良心犯、政治犯以及被系統性剝奪權利、無法有效發聲的人群。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嬰兒、未成年人以及社會最弱勢者所處的位置顯得格外危險。他們無法拒絕、無法抗辯、無法動員公共資源為自己爭取權利。當權力系統對生命缺乏根本敬畏，而社會監督又被全面壓制時，身體便可能被還原為「資源」，器官則成為可被調配的「物件」。
非法器官移植並非個別醫生的道德失範，而是一項高度依賴制度配合的國家級犯罪工程。它至少需要三個前提條件：其一，對生命的徹底物化。在極權體制下，個人不是權利主體，而是被管理、被計算、被犧牲的對象；其二，全流程的信息封閉。從醫院到公安，從司法到媒體，形成一條不允許外部監督的鏈條，真相不是被駁倒，而是被刪除；其三，對家屬與公眾的系統性恐嚇。維權被定性為「鬧事」，追問被指控為「造謠」，沉默因此成為許多人的生存策略。
有人或許會反駁說，無法直接證明小洛熙或新蔡中學生之死與器官移植存在關聯。然而，這恰恰暴露了問題的核心：在一個自稱「法治國家」的社會裏，為什麼公民必須先證明自己沒有遭受犯罪，才有資格要求調查？在真正的法治體系中，疑點本身就足以啟動獨立審查；而在中國，疑點卻被視為對政權權威的挑戰。當一個政權拒絕公開完整數據、拒絕國際醫學核查、拒絕獨立屍檢、拒絕媒體監督時，它實際上已經放棄了自證清白的資格。非法人體器官移植的本質，並非技術問題，而是對「人」這一概念的否定。它意味著國家可以決定誰的生命具有價值，誰可以被犧牲；意味著身體可以被拆解、分配乃至交易；意味著法律不再是保護生命的屏障，而成為權力運作的工具。這正是國際法所界定的反人類罪的核心特徵。
當一個政權可以在手術台上讓嬰兒無聲死去，可以在校園裡製造無法追問的死亡，它所犯下的，早已不是「管理失誤」，而是系統性的道德崩塌。小洛熙沒有機會長大，新蔡的孩子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他們的名字，正在被演算法淹沒，被通報覆蓋，被時間抹去。
但記住他們，並不是為了沉溺於悲傷，而是為了拒絕成為下一個被輕易解釋、被迅速遺忘的數字。因為歷史一再證明：當一個政權可以隨意解釋死亡，它也就隨時可以製造死亡。對中共非法人體器官移植體系的譴責，不是政治立場之爭，而是人類文明的底線問題。追問這些孩子的死亡，不是煽動情緒，而是對未來最基本的守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