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說，西單民主牆就是在鄧小平的慫恿下搞起來的，目的就是搞臭華國鋒，讓鄧小平上臺。(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在中共體制裡，所謂的「平反」從來不是結束，而是利益、政治資源的重新分配；中共大佬們心知肚明：一旦真正翻頁，誰來承擔上一頁的血？
胡耀邦不願接受「必須有人永遠不被清算」這個前提，他之所以被中共黨徒們貼上「天真」標籤，並非因為他不聰明、沒經驗，而是因為他在幾個關鍵問題上，始終拒絕接受中共內部最黑暗、卻最核心的運作邏輯。
1978～1979 平反速度讓大佬們不安
1978年底後，胡耀邦實際主導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平反的速度與幅度超出許多大佬的心理預期，涉及老幹部、知識分子與黨內路線受害者。多位當事人回憶，胡在審閱檔案時，常以「人不能再被折騰一次」為原則，對技術性保留（如「留尾巴」）耐心不足。
就在正義可能彰顯、是非對錯可能被釐清的時候，黨內負面流傳出現了：「耀邦心太軟，檔案一到他手裡，歷史就翻頁了。」這不是中共黨徒們真心的讚美，而是警示——他掌握的是「歷史定性權」。中共大佬們恐懼一個會「替歷史下判決」的人，難以被長期馴化。
對於大佬們來說，胡耀邦黨性不足，他的特徵是同理心強，他對冤假錯案有真切憤怒，不善於、也不喜歡模糊表態，有「說人話」的衝動，而不是只說「組織語言」這在正常政治體制裡可能是優點，但在中共體制裡，這意味著一件致命的事：他很難永遠只在「允許的語言框架」內行動。鄧小平真正信任的人（如陳雲體系）都有一個共同點：你永遠不知道他心裡真正想什麼，但你知道他不會「亂說」，胡耀邦恰恰相反。
胡耀邦不是被黨媽馴化後再上來的人這一點是非常關鍵的因素。對於中共高層來說，最安全的接班路徑是從基層、地方 ，再到部委經被多次打壓 ，「自然」學會沉默，再經提拔後就會對黨無二心，也才是最好用的工具人了。但胡耀邦沒有完整走完這條路。文革中他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文革後，他是「撥亂反正工具人」迅速上升，他缺乏黨媽要的「反覆被整、被馴化、學會自我審查」的完整歷程，這使他在高層眼中有一個危險特徵：他沒有被徹底打碎過。對大佬來說，一個沒有被徹底打碎過的人，永遠保留再次「按良心行事」的可能性。
1980～1982 人事權在手 卻不肯為大佬們「等一等」
況且胡耀邦不是純搞經濟的，也不是純行政總理，他長期掌管的是：組織部、中央黨校；宣傳、平反、幹部評價體系，這比任何政策分歧都更令大佬恐懼。
胡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實質影響組織、人事、黨校三大關節。這在制度上合法，但在大佬政治中屬高風險配置。有老幹部私下評議：胡在幹部任用上「重清白、輕穩妥」，對「派系平衡」不夠敏感。
一則在北京流傳的說法稱：某次人事溝通中，有人提醒胡「等一等」，胡回以「再等，冤案就老死了」。這句話被轉述後，大家都發現：「他會把道德放在人事之前。」
1983年「反精神污染」運動啟動。胡在執行上相對克制，未全面放大打擊面。會後私下評價出現分歧：一派認為胡「保護知識界」，另一派認為他「立場不夠硬」。流傳一句內部話：「他不是不反，他是反得不像反。」在大佬聽來，這等同於：關鍵時刻，不能保證他會踩煞車。
1985.5.10《百姓》雜誌陸鏗訪談胡耀邦，胡耀邦也坦率的把「內部語言」帶到外部，訪談被視為「越界」——「耀邦把『能在屋裡說的話』，拿到窗外說了。」
胡耀邦後悔的幾件事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楊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長談約五個小時。以下是《楊尚昆日記》中，有關胡耀邦與楊尚昆談話的部分摘錄：胡耀邦道出歷次歷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訴我，沒想到小平同志這麼霸道，聽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見。竟然搞垂簾聽政。很後悔採用卑鄙手段搞倒華國鋒，扶持鄧小平。耀邦說，西單民主牆就是在鄧小平的慫恿下搞起來的，目的就是搞臭華國鋒，讓鄧小平上臺。但沒想到，鄧小平上臺後就把民主牆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進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訴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鄧小平慫恿他搞起來的。他已經與作家師東兵在88年3月和4月兩次談過四五事件的來龍去脈。是秘密地在家裡與師東兵見的面，連家人和秘書都瞞住了。
耀邦告訴我，76年1月15日，鄧小平在周總理追悼會上致完悼詞後，找到我說，今天我給總理致悼詞，或許我們死後就沒有人給我們致悼詞了。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要搞點行動。3月中旬，鄧又找到我，說他的孩子聽人說，4月5日清明期間，有人決定去天安門給總理送花圈。這是個好機會，要想辦法把事情搞大，給主席一個刺激，證明並不是人人都聽他的。耀邦又說，小平讓我找幾個幹部子女，讓他們去工人中間鼓動一下，把矛頭對準江青和張春橋。但有個別人把矛頭對準主席，這也是我們沒有料到的。
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搶，打傷了許多的解放軍，小平後來也很生氣。認為這是讓他下臺的直接導火線。這也是後來我們沒有給四五高調平反的原因。因為如果那幾個人如果不把矛頭對準主席，不搞打砸搶，主席根本就不會讓小平下臺。而他就會在政治局會議上反擊江青和張春橋了。」
1976年4月5日：「鄧小平專門坐車去了天安門一趟，觀察廣場的動靜。回來後，通過家人對我說，廣場人很多，幹得好！但他謊稱是去北京飯店理髮的。其實鄧小平一直都是讓北京飯店的師傅去他家理髮。」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見了一面，耀邦說，小平是過河拆橋式的人，你要當心。同時，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說這是他最見不得人的事件，不說出來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1980年4月，我們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將北京市公安部門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騙到雲南大理秘密槍決，當時還派了王震去現場觀看。我問，為啥子秘密槍決他們，他們犯了啥子罪？耀邦說，他們當時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後指揮的證據。
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鄧榕和其他的高幹聯動成員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凶手的證據。當然，還有人也掌握了聯動成員於1966年8月在北京大興縣殺死大批所謂的『黑五類』人員的證據。我說，我知道這件事，殺人的主謀高福興和胡德福不是當時就被判刑了麼？耀邦說，是啊，可高福興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說是聯動成員幹的。他們是冤枉的。但1975年9月小平同志已經是政治局常委，把這件事壓下來了。
1983年小平指示我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我照著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門的幾個幹部秘密向這些『黑五類』人員的家屬通風報信，結果這些家屬就起來鬧事，反對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將北京市公安部門的這幾個幹部也作為三種人秘密殺掉。我聽了後很震驚，說我們現在講法治，怎麼可以這樣隨便殺人，四人幫也沒有這麼幹過呀？耀邦說，所以我內心有愧呀。但我已經指示將這24名幹部作為因公死亡處理了，也給了他們的家屬撫恤金。其中五個幹部也授予了烈士稱號。」
1988年8月6日：「耀邦說還有一事很後悔，凡是群眾給他寫信攻擊鄧小平的，他一律轉給公安機關，要求嚴厲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訴他。結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