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治中心天安門（圖片來源：Feng Li/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月14日訊】2026年剛開始，全世界支持民主反對威權的人們就充滿欣喜地看到了委內瑞拉獨裁者的倒臺，以及伊朗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的大規模政治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與前幾年全球政治反抗中Z世代發揮了主要的推動作用不同，這一波反威權浪潮的引領著，不管是在委內瑞拉，還是在伊朗，都是作為威權政權以前的堅定支持者，以商人為代表的中產階級。而引爆抗爭的，則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經濟下滑帶來的社會不安。顯然，經濟因素已成為引發大規模抗議浪潮的核心驅動力。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內部經濟壓力是否會演變為一場「中產階級革命」？
經濟危機往往是威權政權崩潰的催化劑，這一觀點可追溯到政治學理論中的「相對剝奪理論「（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該理論由美國社會學家泰德．羅伯特．格爾（Ted Robert Gurr）於1970年提出，強調人們的不滿並非源於絕對貧窮，而是預期與現實的落差。當經濟繁榮期結束，中產階級發現其生活水準下滑、機會減少時，這種「相對剝奪」感會轉化為政治動員。以委內瑞拉為例，自2013年馬杜洛上臺以來，該國經濟因石油價格暴跌、美國制裁和內部腐敗而崩潰。經濟危機直接導致通貨膨脹率達數百萬百分比，糧食短缺和醫療崩潰，中產階級——如醫生、教師和企業主——從原本的體制支持者轉為反對派。他們不僅參與街頭示威，還透過社交媒體組織資源，放大抗議聲浪。到2025年，儘管馬杜洛政權透過鎮壓維持權力，但抗議浪潮持續，導致數百人死亡和數百萬人外流。這一模式顯示，經濟崩潰不僅侵蝕政權合法性，還迫使中產階級尋求變革。伊朗的案例更為鮮明。2025年底，伊朗裡亞爾對美元匯率崩潰，通貨膨脹超過40%，制裁加劇了國內不平等。傳統市場（bazaar）商人，曾是伊斯蘭革命的支柱，卻發起罷工，迅速演變為全國抗議。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研究員瓦拉德拜吉在半島電視臺文章中指出，這是經濟邊緣化導致的轉變。
我認為，經濟危機成為威脅威權政府的首要因素，迫使忠誠階層反戈，這一邏輯在中國同樣成立。2025-2026年，中國經濟面臨多重挑戰：房地產危機導致約70%家庭財富蒸發，青年失業率超過20%，通貨緊縮抑制消費。與此同時，中國異議監測（China Dissent Monitor）數據顯示，2025上半年抗議達2500起，增長73%，勞工抗議增加67%。農村抗議更激增70%，達661起，涉及土地徵收和經濟不公。中國的中產階級曾受益於改革開放，視穩定為優先。但如今，他們面臨薪資延遲、裁員和機會固化的沈重壓力。相對剝奪理論在此是適用的，即：中產預期的高生活水準與現實脫節，導致失望和不滿。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權合法性的危機。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與委內瑞拉和伊朗的中產階級走上街頭，進行積極抵抗不同的是，中國中產階級目前傾向於消極抵抗。這其實也不難理解。由約翰．麥卡錫和梅耶．扎爾德於1977年提出的「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強調抗議需組織資源和機會窗口。而中國的中產階級，縱使心中積累多少不滿，缺少的恰恰正是這兩項關鍵條件，「躺平」和「潤出」國外成為他們目前的首先選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對於同樣處於專制政權的壓制之下，同樣面臨經濟下行的挑戰，同樣具有龐大的心中充滿失落與不滿的中產階級的中國來說，要走到委內瑞拉和伊朗的這一步，還欠缺關鍵的一步，那就是中產階級與Z世代的結合。塞繆爾．杭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論強調中產與青年的聯盟在轉型中的角色：青年提供能量，中產提供資源，形成跨階層運動。前些年多國的案例也印證了此點。在中國，白紙運動已見端倪：那就是以一場以中產階級廣泛的不滿為基礎，由青年世代帶頭引爆的大規模社會抗議。如果這樣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並在某種條件下進一步加強，則革命火種或可能點燃。如果中國的中產階級和青年世代不能結合在一起，而是處於單打獨鬥的狀態，那麼擁有龐大資源的中共，將很容易將社會的反抗力量分解消化。
（本文為《上報》授權《看中國》轉載。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