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數據監控（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6年1月7日訊】前幾天，一名網友講述了這樣一段經歷：他在北京前往毛主席紀念堂參觀，安檢時身份證連續兩次無法通過。執勤人員查看屏幕內容後，詢問他最近是否通過12345投訴過小米。他承認確有其事，且投訴尚未結案。對方點頭示意，隨後放行。
這件事的關鍵，並不在於它是否經過完整核實，而在於它在邏輯上完全自洽，在現實中完全成立。它不需要額外加工，也不依賴任何陰謀論假設。相反，它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為它看起來過於「正常」。
不少人第一反應是質疑企業權力，懷疑是否某家公司的影響力已經可以左右公共秩序。這種理解方式看似尖銳，實則安全。它把問題壓縮為「資本勾結權力」的個案，好像只要換一家企業、換一次投訴對象，就能規避風險。但事實恰恰相反：決定一個人能否「刷得過去」的，從來不是企業，而是一個早已運行多年的國家級數據治理體系。
在今天的中國，個人並不是以權利主體的身份被對待，而是以數據對象的形式被管理。身份、行蹤、消費、醫療、婚姻、信訪、投訴、表達記錄，被持續拆解、整合、關聯，最終形成一個可調用、可標記、可聯動的「人像」。技術上，這並不新鮮；真正發生變化的是，這套系統已經從後臺管理走向前臺治理，並且缺乏任何有效的外部約束。
這意味著，投訴不再只是表達不滿，維權不再只是尋求救濟，反映問題首先是一條數據，其次才可能是一項訴求。當數據進入系統，它的命運就不再由當事人掌控，而由演算法、規則、許可權和所謂「穩定需要」共同決定。是否反覆提交、是否繼續追問、是否涉及特定對象，都會被轉譯為風險特徵。這些特徵不需要公開，不需要論證，也不需要申訴路徑，只需要在某個關鍵節點彈出一個提示：注意、限制、人工處理。
這正是現代控制最危險的形態：它不靠公開鎮壓，而靠隱形分類；不宣布罪名，卻製造障礙。個人不會收到正式通知，只會發現「刷不過」「進不去」「被多看了一眼」。沒有文書，沒有解釋，更沒有糾錯機制。當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類，也不知道如何退出這套系統。
有人會反駁：可他最終還是被放行了。恰恰在這裡，控制的邏輯暴露得最為清楚。真正成熟的治理機器，並不追求每一次都攔下個體，而是要讓人意識到，自己隨時可能被攔下。今天放行，是因為系統判斷「問題不大」；明天限制，也不需要新的理由，只需要「情形不同」。當權利從規則變成裁量，從確定性變成不確定性，社會行為就會自動發生變化。
於是，自我馴化開始出現。人們減少表達，迴避公共事務，反覆權衡「值不值得留下記錄」。不需要命令沉默，沉默會自行生成；不需要禁止投訴，投訴會自然減少。久而久之，制度不再需要高強度維穩，因為社會已經完成了自我維穩。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往往以「治理現代化」「數字政府」「便民服務」的名義推進。數據被高度集中，卻沒有獨立審計；許可權被層層疊加，卻沒有責任追溯；裁量被不斷下沉，卻沒有清晰邊界。公民被要求實名、配合、守法，卻被拒絕查詢自己是否被標記、因何被標記、如何糾錯。系統可以在關鍵時刻告訴一線人員某人「因為什麼被注意」，卻不允許當事人作為權利主體知情。
在這樣的結構中，「正常人沒事」成為一種極其危險的安慰。因為「正常」並不是法律概念，而是系統判斷。它可以隨時間、隨環境、隨政策需要而改變。今天是普通投訴者，明天可能成為反覆申訴對象；今天是消費糾紛，明天可能被歸入「影響穩定因素」。當規則不透明、標準不公開、救濟不存在時，所謂安全感，只建立在「暫時沒輪到我」之上。
這件事真正揭示的，不是某一次安檢的偶發異常，而是一個社會如何在缺乏邊界的情況下，把技術優勢轉化為控制優勢。它清楚地表明：在一個以資料庫為神經系統的治理結構中，公民不是被說服的對象，而是被管理的變數；權利不是不可侵犯的底線，而是可以被臨時暫停的狀態。
當一個社會需要公民「盡量少留下記錄」才能自保，當參與公共事務本身需要進行風險評估，這個社會就已經不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它只是一個運轉良好的系統，以及一群學會繞開系統的人。
真正令人恐懼的，從來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不再需要露面。當一個國家不必告訴你為什麼限制你，只需要讓你感受到它隨時可以限制你，這種權力就已經擺脫了法律的約束，進入了純粹的技術統治階段。
而在這種體制下，權力最忌憚的，從來不是犯罪，而是記憶。因為記憶意味著記錄，記錄意味著追問，而追問本身，就是對控制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