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媒體（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5年8月19日訊】如今的新聞，火的快，過去的也快，上週的熱點，這週已經沒幾個人記得。
瓜田裡生機勃勃，但同一個瓜秧下，吃瓜群眾聚的快散的也快。但來去聚散之間，真相到底是什麼，不得而知。
就拿武漢大學圖書館的事，到現在還在網上吵。
儘管這事因為法院判決之後再度引爆，但網上還是質疑重重，對立雙方人馬仍各執一詞。
我在想這要是在以前，會不會有電視臺把雙方當事人請過來，做一期節目，雙方坐一起把事說清楚，再請幾個專家，幾十個觀眾一起理性的說道說道。
但是，這在現在已經很難辦到，或許已經絕無可能。
我看了很多評論，都是帶著自己的情緒，錨定自己的觀點。但你對這件事的評論，真的建立在可靠的事實基礎上嗎？
我越來越發現，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公眾對事實的冷漠，而是——我們已經很難接觸到真正切實的信息。
傳統媒體衰落之後，核實這個信息本身的那道「關口」，已經悄無聲息地被撤掉了。
高質量的新聞，從來都是很貴的。
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在過去，傳統媒體有一套完整且嚴格的採編流程——
①派記者到現場採訪
這意味著要報差旅費、住宿費。大一些的新聞，需要甚派幾個人，去每個人不同角度進入事件核心。
②聯繫相關各方當事人
記者要反覆打電話、登門拜訪，甚至在門口蹲守，只為讓當事人開口。
③信息匯總與選題討論
採訪結束後，記者要把資料帶回編輯部，和主編、副主編討論切入點和寫作方向。
④執筆與多輪修改
由一名記者匯總各方信息執筆成稿，再由編輯修改、領導審閱、法務把關。
⑤嚴苛的校對
一些嚴謹的報社，十萬字最多只能出現三個錯別字，校對至少三遍。
這樣一套流程下來，一篇幾千字的新聞才能成稿發布。
那時的報導不僅信息紮實，還經常以極強的公共責任感推動社會進步。比如一些載入史冊的新聞報導，至今仍讓人記憶猶新。
●孫志剛案（2003年）
《南方都市報》揭露外地務工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被收容致死的事件。報導引發全國震動，最終促成收容遣送制度廢止——新聞直接推動法律變革。
●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
《東方早報》——首次點名曝光三鹿品牌，揭露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內幕。新華社跟進披露信息。蒙牛、伊利、光明三家巨頭負責人首次共同在央視《對話》節目中公開道歉，承認行業系統性失責。報導過程承受巨大壓力，但最終推動食品安全大整頓。
●汶川地震現場報導（2008年）
地震發生後，《南方週末》《新京報》《東方早報》等派出大批記者奔赴災區，第一時間傳回一手照片與文字，既有淚水，也有反思。
這些作品有一個共同點：記者必須親臨現場，聽到不同立場的聲音，把事實核實到極致，再公正呈現。
為什麼這樣的新聞越來越少？
原因很現實——高質量新聞的成本，沒人願意出了。
在注意力稀缺、流量至上的今天，如果我花二十天跑一個選題，等稿子精彫細琢發出來，這個事件的熱度可能早就過去了。
平臺的演算法會用冷冰冰的點擊量告訴我：不值得。
更殘酷的是，即使內容質量很高，很有可能未必能發得出來。
而且一旦說了一點點不太正面的東西，還會有一堆人罵我，把我開盒，這都有可能。
相比之下，我不如在家裡隨便炮製一些東西，不用跑現場，不用核實，只要符合大眾心理需求，就已經火了。
今天的新聞生態，更多是平臺演算法在主導。
一則內容是否能被廣泛看到，不取決於它的公共價值，而是取決於它能否製造情緒波動——憤怒、恐懼、嘲笑、震驚……
這些情緒讓人停留更久、轉發更多，平臺獲得更多廣告收益，新聞價值反而被邊緣化。
於是，「新聞」變成「內容」，記者變成「內容生產者」。
在這個人人自媒體的時代，真正的記者已經從我們視線消失了許久。
當然這不是記者們的問題，也是我們要反思自己的問題。
張雪峰不建議去報考新聞專業，不無道理，時代變了。
我們從「以事實為基礎」，退回到「以情緒為導向」。
過去，你看到的報導是多方核實、結構嚴謹的長文；現在，你刷到的是30秒視頻加幾行誇張字幕，背後可能只是未經證實的微信群截圖。
更糟的是，用戶的媒介素養在被削弱——習慣快速接受情緒化「觀點」，卻不再耐心看事實。
現在的任何新媒體賬號，都已經不具備背書功能，我們也沒必要對它們有濾鏡。不管它背後有多大的一個機構，它只要是新媒體的，它就一定要考核流量，而且還有人可以下單推流。
一些傳統媒體的線上賬號，每天也是炮製一些垃圾給我們看，現在已經不是這個事情在哪個電視臺或者報社的賬號裡出現就說明這個事是真的了。
從前，一旦報導出來，政府會調查，社會會討論，事實會推動改變。
而今天，這種信任感幾乎已經消失。
想讓新聞質量回到一二十年前的水平，已經不可能了。
不是沒有優秀的記者和編輯，而是缺乏支撐他們長期投入的土壤。
資本不願花錢，平臺不願等時間，受眾也不願花精力看長文。
新聞的價值，本該在於它接近真相的能力。
但在這個時代，真相的獲取成本太高，流量的誘惑又太大，於是我們一次又一次，在碎片化的情緒中，錯過本該看見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