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後的合影。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陳紹禹）、凱豐（何克全）、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圖片來源：公用领域 wikipedia）
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是歷史學家高華關於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該書揭示了中共思想改造模式，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後重印數十次。2020年2月14日，該書獲得美國列文森圖書獎2020年度特別榮譽獎。
內容簡介：
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本書作者歷時十餘年，搜尋考辨大量歷史資料，在此基礎上，從實證研究的角度，詳細剖析了延安整風的前因後果及運動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力圖再現當年這場運動的歷史真貌，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
前言
1942年冬春之際，在中共戰時首府延安，隨即在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開始了一幕延續多年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整風運動，由於這場運動是以延安為中心，又以在延安開展的運動最為典型，史稱「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歷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全黨範圍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是和毛澤束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是一場由毛澤東直接領導，包括諸多方面內容的黨內整肅和重建的運動，它包含：
黨內上層的鬥爭與黨的中央權力機構的改組；全黨的思想改造；
審查幹部的歷史和「肅反」；新制度的創設。
在上述幾個方面中，黨內上層的鬥爭和領導機構的改組始終處於中心地位。
延安整風運動發端於1942年初，但是它的真正起步卻在1942年以前的很長時間就已經開始。它最初表現為1935年遵義會議後至1937年間，毛澤東運用其在中共領導層中所獲得的相對優勢地位對中共政策及領導機構作出的局部調整，這種局部調整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迅速轉變為毛澤東對中共政治路線、組織機構、精神氣質等方面所進行的一系列重大改變。1938年秋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對於毛澤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次會議，將毛澤東於1935年後在軍權、黨權方面的權力擴張予以合法化，使毛澤東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得到極大的加強。從1938年未至1941年秋，是毛澤東操縱局勢演變、並使其黨內對手日益虛弱的權力再擴張的重要階段。這個過程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達到高潮，以毛澤東當面向王明發起挑戰，並獲得全勝而告結束。
在多年精心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的大幕終於在1942年初拉開。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同時，延安整風運動又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為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
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沈重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其一系列概念與範式相沿成習，在1949年後改變了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延安整風。（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經過多年的鬥爭，毛澤東改變了他原先在中共領導層內孤立的處境，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政治結合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在劉少奇的全力支持下，毛澤東使中共核心層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張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威。造成歷史上毛澤東一度「孤立」的原因，是他的有別於莫斯科正統理論之「異端」想法和他個人的專斷性格，經過實踐證明。毛澤東在軍事戰略方面的「異端」主張，大大有利於中共實力的擴展，這種結果，迫使中共黨內的親莫斯科派向毛澤東輸誠，同時，也將中共高級軍事將領重新聚集在自己的周圍。毛澤東的專斷性格最早暴露於1930～1931年由他親自參與領導的「肅AB團」大鎮壓，此事件曾造成江西紅色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和中共力量的削弱。1935年後，面對複雜多變的嚴峻形勢，毛澤東暫時收斂了他的專斷個性，但是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控制力的不斷加強。其專斷個性在1941年後又再度復甦，而此時，中共高層已再無可能對毛澤東的專斷行為予以有效的約束。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有意放縱其專斷的個性，使之有機地配合於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上層，毛澤東以我劃線，創造並利用一切機會打擊異己；在延安和各根據地，毛澤東策動整肅全黨幹部的「搶救運動」，放任恐怖政治。由毛澤東植入中共肌體的極左的審幹、肅反政策，經過整風運動，演化為黨的性格的一部分，對1949年後的中國帶來長期不良的影響。
延安整風為毛澤東顯現其複雜詭奇的政治謀略提供了舞臺。毛澤東敢於突破中共歷史上的常規，其手法深沉老辣，對其對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敵謀略的運用，均達到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的地步。毛澤東的謀略既來之於他對中國古代政治術的熟練運用，又源之於他對俄共「格伯烏」（編注：情報機構，又稱「契卡」、「克格勃」）手段的深刻體會。在毛澤東的強力驅動下，通過1945年中共七大，毛將中共所有權力都集中於自己手中。毛澤東的公共關係形象在整風前後也得到充分展現，伴隨日益升溫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氣氛，毛澤東有意識地在全黨和國人面前顯現自己的領袖姿態。在公眾場合和他與各方人士的會晤中，毛澤東常常扮演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明主」角色，接人待物誠懇、得體，從而贏得中共廣大黨員和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對他個人的普遍好感。但在黨內高層，毛澤東放縱其剛愎自負、桀傲不馴的個性，對昔日政敵睚眥必報，對黨內同僚峭刻嘲諷，由於毛澤東隨時調換他的兩副面孔，致使外界對他長期缺乏深切的瞭解。
發生在1942～1945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雖然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但是在傳統意識形態術語的演繹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本書的目的，並不在於對主流話語系統中有關整風運動的論斷展開辯駁，而是試圖通過對遠近各種有關延安整風運動史料的辨析和梳理。對延安整風運動進行新的研究，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斯是吾願，是否達到這個目標。還有待讀者評判吧！
重印自序
拙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連動的來龍去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00年3月出版後，受到讀者的歡迎。兩年來，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信，對於他們的鼓勵和支持，我謹致以衷心的感謝。
延安整風運動是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但學界的相關研究卻較為薄弱，我在本書中嘗試性對其作出研究和分忻，自是一家之言，歡迎讀者隨時賜正為禱。
此次拙著重印，特別要感謝一些學界前輩的指教。楊振寧、王元化、陳方正、吳敬鏈、韋政通，張灝、林毓生、張玉法、董健、魏良等先生以不同的方式與我探討拙著中涉及的若幹重要問題，並對我的研究給予了寶貴的鼓勵和嘉許。金觀濤、劉青峰、熊景明、呂芳上、陳永發、劉小楓、許紀霖、蕭功秦、朱學勤、何清漣、陳彥、丁學良、徐友漁、黃英哲、唐少傑、錢文忠、錢永祥、梁侃、毛丹、李楊、張文中、錢鋼、吳東峰等先生還就我所從事研究的如何深人發展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他們的看法使我受惠甚多。
本書初版時，由於電腦轉換簡繁體字的功能不盡完善，雖然對文稿做了多達七次的校核，仍留下若幹文字的錯誤。此次重印僅限於文字錯訛處的更正。近兩年來，圍繞延安整風運動，又有若干新的史料問世，日後，當拙著出增訂本時，我將對其內容做全面的修正和補充。
在這裡，我要對殷毅、馬沛文、尉天縱先生和薛遴教授表示誠摯的謝意。拙著甫出版，殷毅、馬沛文先生就來信、他們不僅就拙著的內容和寫作與我進行了深人的討論，還特別指正了書中的文字錯誤。尉天縱先生也來信指正了書中一誤值的地名的錯謬。薛遴教授是南京大學的語言學專家，她的語言學方面的知識對本書的修訂有重要的啟發。
本書的修訂，由我的研究生黃駿協助做了電腦文字處理工作，特此致謝。
高華
2002年5月12日於南京龍江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