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18日，徐立鋒（右二）和女兒徐芷燕（右一）在加拿大多倫多中領館前參加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組織的茉莉花行動。（徐立鋒提供）
【看中國2025年3月18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據統計，自習近平上臺以來，已有115萬中國公民用腳投票，在海外尋求庇護，這個數字還在大幅攀升。2024年這個數字比2012年暴增1426%。近日，來自中國浙江紹興的徐立鋒近日接受了《看中國》採訪，講述了他從一名軍人、再到織布廠老闆，轉變為如今積極參與反共活動的人士，他的經歷不僅是一個普通中國人追求自由的心路歷程，更是一段對中共體制從信任到覺醒、再到徹底反叛的深刻反思。
從童年到軍旅：覺醒的起點
徐立鋒的童年身材矮小，從小學到初中，再從高中畢業後參軍的三年義務兵生涯中，屢屢遭受欺凌。「因為個子小，走到哪都被欺負，」他回憶說，「我一直在想，為什麼這個社會的規則這麼不公平？想爭取公正，付出的代價卻比得到的還多。」這種對不公的反思，成為他日後質疑中共體制的種子。這種感受在當時或許模糊，但卻在他心底埋下了對制度性問題的懷疑。
1989年，徐立鋒上高一那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成為他思想轉折的關鍵。又是過去幾個月後的一天，一位要好的同學悄悄告訴他：「我爸那時候正在北京出差，當天清晨他偷偷去發生過槍戰的地方看過，真的是「血流成河」啊」。當時的他無法相信，「解放軍是人民子弟兵，政治課上天天說他們多好，怎麼可能？」他選擇相信官方和老師的說法，認為這是「極少數反動分子和境外勢力挑起的反革命暴亂」。這是一個稚嫩的心靈無法承受摧毀三觀的劇痛而自我麻痺的選擇。但同時，六四事件的疑雲在他心中揮之不去。懷疑，懷疑的種子開始發芽——解放軍有可能會像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嗎？
高中畢業後徐立鋒選擇了參軍，一方面是像所有的普通青年一樣把當兵作為尋找人生出路的機會，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夠通過親自體會觀察部隊生活，從而找到打開心中疑問的鑰匙。
然而，軍旅生涯徹底擊碎了他的幻想。他講述了兩件刻骨銘心的事：第一次是剛到部隊不久，新兵訓練時，班長命令他們追上拖拉機將剛剛路過時幾個模仿班長喊齊步走的口令（老百姓是毫無惡意的開玩笑而已）的男人拉下來毆打。「我只覺得腦子裡嗡嗡作響，在追趕拖拉機的過程中刻意落在最後，追到了也沒有參與毆打。看著戰友們把無辜的人打得鼻青臉腫，我當時完全懵了，感覺三觀被震碎了，只覺即使他們有一點小錯也不應該這樣毆打他們，直到身邊人提醒我，剛才班長批評你了聽見了嗎？於是我的心裏又增加了沈重的擔憂：作為新兵最擔心的就是沒給班長留下好印象，因為接下去部隊生涯的每一個關鍵，比如評價獎、申請入黨、提拔班長、申請考軍校等等都掌握在班長手裡。我告訴自己將來必須用加倍的努力和更好的成績才能彌補我在班長心目中的減分。這件事過去很久之後，一直在我腦中盤旋不去，慢慢的我心裏有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如果這種事能做，那麼當領導下命令時，天安門的部隊掃射學生又有什麼不可能呢？」
另一次，他經過近兩年的訓練，已經成為軍樂隊最重要的首席小號，卻因指導員偏袒老鄉，剝奇了他進入更高級軍樂隊的機會。「我不想走仕途，只想靠專業吃飯，但這個制度連這點公平都不給我。」
這兩件事讓他意識到，這是中共獨裁製度的問題，決心努力離開這個體制，找其他途徑謀求發展。「這是我當時有資格報考軍校但最終艱難決定選擇放棄的原因，」他說，「也是回鄉後拒絕村支書培養我接班的原因。」
織布廠的興衰：疫情封控 一招致命
退伍後，徐立鋒回到浙江紹興，嘗試做過小生意也學過做工匠，但都無法作為事業。2001年決定開辦家庭作坊，貸款購買了最早的兩臺織佈機，開始了自做自銷服裝麵料。起初，生意勉強維持，利潤僅夠還貸和生活，日子過得拮据。幾年後開始有些節餘的錢就投入設備增加和升級，苦熬17年，直到2018年和2019年，設備數量達到廠房所能宿容納極限，擴張結束的同時開始產生了豐厚的盈利。
「那兩年我一共賺到了50萬，看起來未來一片光明，2020年預計收入40萬……本想大幹一場，」他苦笑道，「結果疫情來了，而且我的客戶受疫情封控的影響特別大，所以整個上半年訂單全沒了。」這種短暫的成功，讓他一度看到希望，但隨之而來的崩潰，也讓他對體制的不公有了更深的體會。
他預判疫情不會快速結束，即使幾年後疫情結束，中美貿易戰和疫情追責特使本行業走向衰落。看清了這個形式以後他終於不得不痛下決心關廠、低價處理設備，最終一年總投資100多萬人民幣的設備只收回不到20萬。從20年到23年出國前，他選擇「躺平」，不再創業。「疫情是一招致命，」他說，「但更致命的是這個體制。作為小企業主，把自己19年的生命數據包括健康都交給了事業，卻落得這麼個下場」。現實是殘酷的，他的小廠成為疫情下無數倒閉企業中的一員。
回顧這段經歷，徐立鋒感慨萬千。他說，織布廠的失敗不僅是經濟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我那麼多年努力，好不容易有點起色，卻被一場很可能是人為製造的疫情和一個不公平的體制徹底摧毀，」他說，「這讓我更清楚，這個制度不會給普通人出路。」從此，他開始思考，如何讓自己和家人徹底擺脫這種壓迫，而出國成為他唯一的選擇。
教育的受害者：為女兒選擇自由
徐立鋒不僅自己深受中共體制之苦，也認為中國的教育制度是「吃人的」。他坦言，自己是「中國教育的受害者」，從小在父親的棍棒教育和學校的高壓下長大。他的父親是一名共產主義信仰堅定的村幹部，教育方式充滿權威與虛偽。「他打我，是為了在別人面前顯得會管教，」他說，「這種扭曲的人際關係，也是這個體制帶來的。」
為了不讓女兒徐芷燕重蹈覆轍，他從小教她平等和獨立思考的價值觀。女兒成績優異，初中時全班第一，卻因他拒絕讓她入共青團而與妻子發生爭執。「老婆說不入團會影響考高中，我說一個人的政治思想憑什麼跟分數綁架？」最終，他親自輔導女兒，確保她考入浙江省嵊州市第一中學普通班第一名。然而，開學僅一週，他毅然讓女兒退學。「早上6:00起床，晚上近10點才能到家，睡不到7小時，同舍四個孩子就有一個半是抑鬱症。這種教育是要命的！」他憤慨道。他認為，這不是學校，是監獄；這不是教育，是洗腦，是奴役是壓榨是殘害！
他還提起女兒上小學時的一件事：老師要求學生對教育局調查員撒謊，掩蓋學校伙食差、體罰嚴重等問題。他告訴女兒：「沉默以對，既不說謊，也不帶來麻煩，用你的沉默來表示對這個壞制度的鄙視。」這件事讓女兒也對中共的教育制度有了更深的認識，「她現在和我一樣，知道這個體制的邪惡。」
2022年1月，他動用所有積蓄將女兒送到加拿大讀高中。「哪怕錢不夠，我出來打工也要供她，」他說，「在這裡，她不上學也比國內自由。」2023年9月，他也來到加拿大陪讀。他說，這不僅是為了女兒，也是為了自己，「我不想讓她和我一樣，被這個體制毀掉一生。」
反共從線上到街頭
在國內時，徐立鋒就開始反抗。2020年起，他建微信群，傳播真相，揭露中共暴行，如709律師被抓、法輪功人士被活摘器官等。他的群被封5次，微信號被封4次，還兩次被警察「喝茶」。「他們威脅我，說影響孩子前途，影響我在村裡的名聲，還說要把我用警車送回去，」他回憶時仍心有餘悸，「我知道再待下去，早晚被關起來。」這些經歷讓他感受到言論自由在國內的脆弱，也堅定了他出國的決心。他說，這兩次「被喝茶」是他反共道路上的轉折點。
來加拿大後經人介紹，他得知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多年來一直在海外為中國民主運動發聲。很認同中國民主黨的理念，於是，徐立鋒和女兒於2025年3月加入了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並參加了在多倫多中領館前的「茉莉花」行動，喊出「打倒共產黨」「中國需要自由」的口號。「我覺得很自然，因為這是我心裏一直這麼想的，」他說，「參加這些活動，多一個人就多一分聲勢，就能讓更多人瞭解真相。」
徐立鋒（右）和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左）在加拿大委員會黨部合影。（徐立鋒提供）
如今，徐立鋒計畫繼續參與中國民主黨組織的活動，包括各種遊行。他說，這些活動不僅是對中共的抗議，也是對國內親友的啟發。「我希望他們看到，我們在海外喊出的聲音，能讓他們也開始思考，」他說，「哪怕影響一個人，也是值得的。」他相信，這些微小的努力，終將匯聚成改變中國的力量。
最大願望：推翻中共 建立自由中國
來到加拿大，徐立鋒和女兒都退出了中共少先隊和共青團組織。在加拿大，他感受到民主制度的公平與人權保障，這與國內的壓抑形成鮮明對比。「這裡的人際關係更平等，不像國內處處靠關係，處處是腐敗，」他說，「中共不是中國，愛國不等於愛黨。」他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源在於獨裁製度，沒有法治，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只有徹底改變，中國人才能享有人權、自由和公平。
作為一名愛國卻反共的海外華人，徐立鋒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推翻中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
他表示，他會繼續在海外為反共事業努力。「只要能讓更多人看清真相，我就沒白活。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一個沒有中共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