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4日，四川省宜賓招聘會（圖片來源：CNS/AFP via Getty Images）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布之後，輿論對AJR（三位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姓氏的縮寫）獲獎完全不感意外。早在2012年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那本《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出版之後，經濟學界與評論界就高度關注，隨著《權力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相繼出版，AJR在經濟學界就成了高光人物。當時引起關注的重點與今天仍然一樣，就是他們對中國經濟體制性質的評判及預判是否準確。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對中國經濟的評斷
在歷年獲獎著作中，AJR這三本書非常特殊，是闡述分析世界經濟發展的經濟史著作，其中最為有名的書就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該書對大量歷史案例進行研究，以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經濟史角度解釋各國發展情況不同的原因。該書最大的理論貢獻，就是將人類歷史上的社會制度分為包容性政治制度與榨取型政治制度，並給定內涵，然後將所有國家（不分時代）納入這個框架內分析。Acemoglu與Robinson（以下簡稱AR）在「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架構下，從杷梳人類歷史過程中的制度變遷，旁徵博引重要的國家發展個案和「關鍵時期」（critical juncture）來說明國家之間的初始制度分歧如何在第一時間發生，這種分歧往往由歷史偶然事件（historical contingency）事件決定（如歐洲的黑死病），並經由長期「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促成制度的延續與變遷，以此來說明當前國家的富裕與貧窮落差。
大致而言，AR將制度分為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加包容性經濟制度構成良性循環，帶來繁榮；而榨取性政治制度加榨取性經濟制度組合則構成惡性循環，導致貧困。所謂包容性政治制度有兩個要素，一是政治集權（Politcal Concentration），指國家擁有集中化的權力來推動政策與資源配置；二是政治多元化（political pluralism），強調社會成員擁有政治參與途徑且權力廣泛分配於多元群體，以有效節制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
包容性政治制度不支持榨取型經濟制度。因此「包容性經濟制度」只能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形成，讓多元社會群體有參與和分享經濟資源的機會，並由市場提供一套公平法律來保障個人勞動權與私有產權不受侵犯。包容性經濟制度會誘發自由個人專注於生產、投資與創新研發的經濟行動，並促使市場走向開放多元、催生「創造性破壞」來引導國家走向持續性的成長。
哪些國家被列入榨取型政治制度？
根據以上標準，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與日本都形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自然也是包容性經濟制度），這個模型被用來解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歐的民主化進程。前蘇聯、中國、朝鮮則是榨取型政治制度（自然也是榨取型經濟制度）。
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前蘇聯（1928-1970）被歸納是一種「成長式的榨取政治制度」，國家政治權力集中。治理能力增強，壟斷權力的政治精英直接分配資源給工業活動，促成了經濟成長。但這種缺乏技術變革的成長，無法達到持續且穩定的成長。中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被作者視為是榨取型政治與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組合，他們認為中國現有的成長是一種「追趕效應」（catch up）創造的「威權式成長」（authoritarian growth）。除非政治出現重大改革，不然在缺乏包容性政治制度與創造性破壞的條件之下，無法維持長久性的成長。
基於中共在改革以來實施的是榨取型政治制度與包容性經濟的組合，AR在書中預測：「就中國而言，以追趕、引進外國技術和出口低端製造業產品為基礎的增長過程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中國的增長也可能走到盡頭，特別是一旦中國的生活水平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之後」，「創造性破壞和真正創新的增長不會到來，中國驚人的增長率將慢慢消失。」AR還指出，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中共和經濟精英在未來幾十年內將設法保持權力」，幾乎沒有理由期待中國向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過渡」。
對中國是榨取型政治制度，這點無論中外都沒有異議，中國政府也沒法正面批駁，因為政治上一黨壟斷，全社會缺乏政治競爭機制，民眾缺少參與政治的管道與機會；經濟上政府與民爭利，國企困難時就「國進民退」，國企辦不好時就鼓勵私有經濟等事實俱在，不容反駁。但引發外界質疑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是世界領先的。這一現象如何解釋？2012年書籍正式出版時，人們發出如此疑問；12年後的今天，該書作者拿到了諾貝爾獎，這個問題依舊橫梗在這裡。
包容性經濟+國家投資扶持技術創新
如果考慮一下作者在書中所談的鄧小平改革是榨取型政治與包容性經濟相結合，這個疑問就不會再產生了。中共的計畫經濟長處是在短期內能集中資源辦大事，但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無法解決：一是個人的激勵問題，大鍋飯造成人人搭便車的現象；二是既得利益者（主要是政府）不肯分享利益的問題，從而無法形成技術創新——這正是「榨取性政治經濟制度」無法克服的弊端。但鄧小平的放權讓利，就是允許私人資本參與經濟發展並且允許其分利，形成了所謂包容性經濟。這種包容性經濟是中國過去30年創造了世界上數量第二多的億萬富翁的原因。2015年習近平開始所謂國有企業改革，是自鄧改革以來最大的一輪國進民退，用AR的理論來解釋，就是從包容性經濟退至榨取型經濟，反映在中國經濟上，就是經濟發展走弱，尤其是民營企業一片哀鴻。
這個理論框架的弱點是只有企業家才有創新動力，推動經濟發展中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創造性的破壞」這一概念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經常是不連續的──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人冒險成功，導致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改變，這個新生產技術會將舊技術徹底淘汰，而這比起在原有的技術上做小規模的改良，是更能夠增進生產力的。但是創造性的破壞只能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孕育，中國這種榨取型政治體制，缺乏法律體系對產權的保護以及由此帶來的企業家創新，因此中國只能仿製既有的技術，無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過創造性破壞的過程，發展出取代舊技術的新技術，這樣很容易就會達到經濟學上所謂邊際產值遞減的狀態，無法再繼續支持經濟成長。中國不少論者以「新三樣」取代「舊三樣」為例，認為中國已經實現了創造性破壞，達成了技術創新與經濟結構的轉換，以此證明整個理論的不完美。
這是作者疏漏之處，因為書籍出版是2012年。他們並未想到，中國會在2013年推出「千人計畫」，以相當低廉的「成本」付出，複製借鑒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各領域的高新技術；他們也未預估到，中國在2015年出臺《中國製造2025》，公然以國家力量全力推動這種基於在「抄襲、剽竊」基礎上的十大領域的技術創新與升級。在遭遇特朗普政府2019年中美貿易戰後，中國政府被迫放棄《中國製造2025》，但很快成立了規模為210億美元的「國家製造業轉型升級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對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和電力裝備這三個領域、曾被《中國製造2025》計畫列為重點的10個尖端行業進行投資。
用國家投資取代企業家創新，傾國之力「引進」人才、投入資金，就是中國找到「政治控制與經濟成長」相結合的「神奇處方」。中國經濟學者與海外華人學者未必不知道這，但不能或者不願意說出來，一個簡單的問題就被複雜化成「對中國分析不準確」。
余論
AJR在這個時點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原因已經由授獎方說出來了，目前，正是全球化理論遇到強大挑戰之時，諾獎委員會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縮小國家之間的巨大收入差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獲獎者證明了社會制度在實現這一目標方面的重要性」，這時給全球化經濟理論授獎，當然是種致敬與肯定。全球化遇到的挑戰之一是中國的崛起並對西方製造業形成的威脅，AJR對中國的分析正好切合時勢之需。
但我認為，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全球化經濟理論的最高也是最後的致敬。目前世界進入劇烈變化階段，以美國為第一推手的全球化正遇到一個強大的回水灣，俄烏戰爭的一個超出美國與西方預想的結果就是世界從美國主導的單極變成多極，多年沉寂的「全球南方」（又稱77+1）甦醒，宣稱要「政治自主」，結束西方國家的霸權；金磚國家這幾年快速發展，今年就連法國也要求加入（被拒）。如同當年非洲發展出一套反殖反帝理論、拉美國家奉阿明的「中心-邊緣論」（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支）反西方掠奪一樣，AJR這套榨取型政治經濟理論，「全球南方」可能完全不接受，他們更可能認為是西方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榨取導致它們的貧窮落後。
書目：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Daron Acemoglu、James A.Robinson合著），
《權力與進步：我們為技術與繁榮而進行的千年鬥爭》（Simon Johnson與Daron Acemoglu合著）
《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Daron Acemoglu與James A.Robinson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