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食從「災異」變成了「自然常規」，它還是上天的譴責嗎？（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日食是很罕見的天象，尤以日全食和日環食發生的機率很低，如果要在同一地點看到日全食的話，大約要再過三百多年才行。古人在未識得天體運行規律之前，認為日食是上天對人間的譴責，後來經過漫長的天象觀察與驗證，逐漸曉得日食也是一種自然規律；儘管如此，古人也沒有拋棄「天人感應」觀，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
日食「「災異之大者」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記錄是發生在夏朝仲康年間（前22世紀），《左傳‧昭公十七年》、《尚書‧胤征》與《史記‧夏本紀》都記載了這件事情。《尚書‧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於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季秋九月朔日，發生日食，樂官擊鼓討伐，農夫奔馳備禮拜天，眾人紛紛疾走相告，都為援救太陽而出力。羲、和二氏職掌曆法，負責觀察日月星辰變化，竟然耽溺酒樂，怠忽職守，而不知發生日食，依照先王政典之規定，應當誅殺不可赦免。當時的情況是很混亂的，古人可能認為有某種動物要吃掉太陽了，導致白天變成黑夜，由於情景太過於詭異、震撼，故視日食為不祥的天兆。
到了周代，有關西周的日食紀事可見於《詩經》，如〈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意思是說十月初一辛卯日發生日食，實在很醜惡。日月顯示凶兆，它們的運行之所以違背常規，是因為四方諸侯無善政，不用忠良的關係。《詩》中說的四方諸侯無善政，實際上是指周幽王寵豔妻，用小人，因而遭致日食天變以及天災人禍。可見得在周人眼中，日食的發生與亂政和人事不善有很大的關係。
日食是「災」「異」之大者，在古代天象觀測上占有特殊地位，記錄也最為完備。《春秋》魯國歷史記載三十六次日食，以現代天文學的推算，其中三十三次是正確的，而《左傳》中對日食的天文占驗，無疑是「天人感應」之例證。
昭公七年《傳》載，夏四月甲辰朔發生日食，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誰將應驗日食的凶兆？士文伯答：「魯、衛兩國將受到災禍；衛大，魯小。」又答：「日食逐漸離開衛國的分野（豕韋）而去魯國的分野（降婁），所以災難發生在衛國，魯國則受到餘禍。大難會落在衛國國君身上，魯國則落在上卿身上。」後來衛襄公和魯臣季武子相繼逝世了。晉侯問：「《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士文伯說：「太陽虧損，多麼不吉祥，是因為國無善政，不用善人，因而遭受日月之災，故政事不可不慎。致力做好三件事就行了，一是用人，二是利民，三是順從時令。」
當日食變成有規律的自然現象
中國天文觀測日食的起源甚早，古人通過漫長、連續的觀察與記錄，漸漸歸納出天體運行的規律，然後再經過更多時間的驗證與修正，到了東漢末年，大致已有預報日食的能力；到了隋唐以後，基本可以準確的預報了。這裡就突顯一個重大問題，當日食從「災異」變成了「自然常規」，它還是上天的譴責嗎？
東漢末年，獻帝初平四年（193年），據袁宏《後漢紀》載：「正月甲寅朔會發生日食，未補八刻已過，太史令王立奏曰：『沒有發生天變』，朝中大臣皆相慶賀；不料日食卻在未晡一刻發生。」比預報的時間稍晚一些。這段記載說明東漢末年，掌管天文曆法的太史已經開始推算和預報日食了，只是還不大準確就是了。不過後來經由東漢劉洪、曹魏楊偉、後秦姜岌、南朝宋的何承天等人的不斷探索，其中又以北齊張子信的三大天文學發現，讓日食推步有了劃時代的突破，到了唐代，中國古代的日食推步技術已經達到了頂點。
日食推步水準的提高，對先秦以來傳統的災祥觀念造成很大的衝擊，當一些經學家意識到日食也是一種有規律的自然現象後，我們就看到自稱「左傳癖」的西晉杜預，在其著作《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經二十五年條下注云：「日食，曆之常也。」也在《春秋左傳正義》中看到唐朝經學家孔穎達對〈昭公七年〉士文伯所言：「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譴）於日月之災。」注疏反駁道：「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於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豫筭而盡知，寧復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這是說日食是自然常理，「可推而知」，與教不修、政不善無有關係。話雖如此，孔穎達也沒有排斥災異天譴之說，他認為人君者位貴居尊，若其權力、慾望不受約束，將會壞亂天下，因此還需要藉助天變來「警悟人主」。
天道有規律但也有變數
太陽、月球的天體運動，以及地球的自轉，雖然大致有穩定的速度與規律，但還是有微小的變化存在，這對曆法家而言是很複雜的問題，再加上觀測技術和數學水平的侷限，要說「日食，曆之常也」，是說大話了。唐代的日食推步可以推知合朔時刻（日月交會），但能不能「看見」日食，也不是每每都準（月亮視差效應的關係），所以唐玄宗開元年間，當太史按照唐初李淳風制訂的《麟德曆》預報日食頻頻失誤之後，信心滿滿的曆法家們就像被澆了一桶冷水，使他們不得不重新反省天道之中天體「變」與「常」的關係。
因為《麟德曆》誤差漸大，經宰相張說推薦，唐玄宗於開元九年（721年）下詔一行高僧制訂新曆，其成果就是著名的《大衍曆》。《大衍曆》運用的日食理論，在中國傳統天文學之日食理論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一行在反覆推求歷代天文觀測記錄後，對於天道，他是這麼說的，「其循度則合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視諸掌。」他認為「常」與「變」同時存在於天道之中，反覆且規律的天體運動視為「常」，可以用來制訂曆法，而超出常數的不均勻天體運動則視為「變」，可以用「占」來補充說明；將「常」與「變」兩者相互配合，即能掌握天道。
對於天道中無法掌握的變數，一行認為可以藉由「德教」來加以規正，比如說開元十二、十三年連續兩年發生「應食不食」的預報失誤，其中以十三年的情況較為特殊；那年唐玄宗剛剛結束在泰山的封禪，君臣尚在西返的途中，他們根據日食預報做了「徹饍，不舉樂，不蓋，素服」等救日禮儀，結果日食沒有發生。一行歸因於玄宗仁德動天，導致天象改變，避免了本應發生的日食。
根據現代天文學的回推，開元十二、十三年的兩次日食預報是沒有錯的，然而在可見區域與食分的限制下，兩次日食在中國幾乎觀測不到，這是很小的計算誤差而造成的失準，足以見識到一行歷術之精密程度。古代歷算家普遍認為「效曆之要，要在日食」，也就是說曆法好不好，就看它預報日食準不準；然而古時再好的曆法也無法揭示一切天象變化，即便是到了今日，浩瀚的宇宙對人類而言也仍然是個謎。
一行在〈略例〉中說道：「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歷數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如果日食完全沒有規律，則無可驗證曆法之好壞；反之若日食皆有規律可循，則無法得知上天對人事善惡的態度了。就這樣「天行有常」與「天人感應」在矛盾中共存，等到了清末民初西方科學理論傳入中國、等到了中共興起，傳統的天人感應之說便從此衰微。（參閱陳侃理〈天行有常與休咎之變──中國古代關於日食災異的學術、禮儀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