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諸高速諸暨楓橋南出口「楓橋經驗」宣傳標語。（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楓橋經驗」的來龍去脈
1963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和序幕。在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背景下產生出「發動地方街道鄉村群眾管制」階級敵人的做法。這一年，毛澤東發動了「四清運動」，把「四類分子」揪出來清算。哪四類？四類分子即政治身份分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四類人。後兩類包括所有批評中共或參與被中共定性為非法宗教活動的人。
所謂「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這樣的背景下，中共在浙江諸暨縣楓橋區（現在已升為楓橋鎮）發起一場群眾「監督改造」「四類分子」的運動。當年，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的「四類分子」不僅是由警察處理，還由「群眾」處理，這意味著先由群眾積極份子「圍捕」敵人，並把他們扭送到公開的「批鬥會」現場接受侮辱、威脅和恐嚇，直到他們認「罪」為止。
當時楓橋鎮有13萬人口，其中有3000人被定為「四類分子」，遭到公開侮辱。按照中共的術語來說，「楓橋經驗」提倡的是「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的「說服教育」，也就是「文鬥」。
毛澤東一句話總結得很到位，他說楓橋經驗就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上了年紀的人回想這一句簡單的話，都知道它的陰險狠毒。
什麼叫做「矛盾不上交」？意思就是把問題就地解決，你別麻煩中央。這就是把民告官的路堵死了。你有冤屈有問題，你不能向上反映，就在當地解決。如果社會矛盾的裁量權不在司法範圍內了，那不就是無法無天了嗎，何談法治？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在地方政權這條管道解決。換句話說，大小矛盾，官兒說了算、黨說了算，黨做仲裁。你有冤沒處訴的。
那麼地方官真能把問題給你解決嗎？也不是的。他們也不負責任。所謂的「就地解決」矛盾，說白了就是發動基層群眾鬥群眾，誰鬥贏了誰算，鬥贏了就有理。
所以說，過來人都知道，「楓橋經驗」終究就是人治，讓基層胡作非為，最後掌握社會資源的人掌握全局。毛澤東時代搞「楓橋經驗」，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時群眾互鬥的巨大災難。毛最初的目的是看到這一經驗能夠強化中共的極權統治，將反對者扼殺在基層。
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毛澤東在1963年11月親自批示，要求全國範圍內推廣「楓橋經驗」。果不其然，楓橋經驗這種先發制人、先告狀、先預訂罪名，誰誰是地主，誰誰反黨的邪惡做法，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相當普遍。文化大革命其實就是楓橋經驗的一個全國擴大版、極端版本的運動，把九億多人全鬥一遍，鬥死成千上萬的人，鬥得連中共官員都難以安身了。這就叫解決問題在基層。就是把他們認為當初的地富反壞右（用現在的看法就是「間諜」、不穩定因素、「異議人士」）進行就地看管和鎮壓。
這種群眾專政的方式在此後的政治運動中被頻繁使用，大批基層官員和所謂地、富、反、壞等四類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楓橋經驗的最高價值就是「跳過法治體系，樹立個人崇拜，以滿足獨裁者無法無天的需要」。後來，毛澤東進一步將其擴大為文化大革，鬥倒了劉少奇鄧小平等當權派老幹部。
楓橋經驗死灰復燃會怎樣？
1978年中共「改革開放」後，「楓橋經驗」一度被冷落，但90年代，中共領導層開始重提「楓橋經驗」。其實，中共的群眾專政，在不同的階段，專政對象不同。早期是「四類分子」，後來就變成了各類「不穩定因素」，也就是中共不斷製造出來的新的敵人。90年代，中共又由「楓橋經驗」發展出維穩體制中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系統」，包括朝陽群眾、紅袖章大媽、網格治理員，網評員（五毛）等等。
習近平2003年主政浙江和上臺後，都大力推廣「楓橋經驗」。如今中紀委書記也力推，一場波及全民的政治運動或將到來。
2013年，在紀念「楓橋經驗」50週年期間，中共高層批示要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
2018年，時任中共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浙江紹興「社會管理」探討會上，也強調紀念學習推廣「楓橋經驗」。隨後，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頭版刊登題為「楓橋經驗為何歷久彌新」、副標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文章說，如今浙江全省共劃分了7.08萬個「網格」（安全責任區），配備23.4萬名專兼職網格員。中共官媒又發表多篇文章，為廣推「楓橋經驗」推波助瀾。
經歷了嚴酷的近三年防疫封控後，當局再度撿起毛澤東提倡的「群眾鬥群眾」的「楓橋經驗」，加緊推廣實施。2023年9月，習近平再次要求發展「楓橋經驗」。11月，中共政法委選出104個「楓橋式工作法」單位代表，再次強調發展「楓橋經驗」。2024年3月，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李希在浙江調研時，又力推習近平推崇的「楓橋經驗」。中共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在浙江杭州參加座談會時，也要求發展「楓橋經驗」。當時適逢前總理李克強離奇猝死即將滿月和白紙抗議運動一週年來臨之際。
如今每一級政府「躺平」，有法不依，老百姓投訴無門，「楓橋經驗」一旦展開，就是全國災難。
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克雷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系教授裴敏欣指出，中共整個監控體系已經搭建完成，2019年中共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中共實行了3年的封控，
這3年中，中共使用「網格管理」，將城市劃分為多個網格，每個網格有幾百戶人家，有專門的工作人員負責。之後再加上人臉識別鏡頭系統追蹤民眾。據裴敏欣的研究，中共龐大的監控人員隊伍，除了警察和中共工作人員外，這支隊伍還包括被招募為地方政府線人的多達1500萬的普通民眾。
中共沒錢了 重來楓橋利用群眾維穩？
近年來，中共權力越來越不穩，面對中國經濟下行，民怨增加，在內憂外患的危急時刻，以當年文革那一套「楓橋模式」，發動「群眾鬥群眾」，讓民眾互相監督，人人為敵，可以達到強化對社會控制的目地，又節省維穩財力，一舉二得。
獨立評論人士文昭在他的YouTube自媒體上分析，在經濟持續惡化的情況下，中共再提發動群眾，是錢不夠花了。現在雖然不像毛時代的財政那麼捉襟見肘，但也是「蛇大窟窿大」花錢的地方多。顯然中共目前感到有社會不穩的重大隱患，是需要加強對社會的壓制。最近大批刪除社交媒體帳號就是表現，但是與它要對社會增加的壓力比，它的維穩開支卻難以同等地放大，這時它就需要重走楓橋模式，想發動群眾為其所用。
用「楓橋經驗」震懾紅二代？
近來還有一種見識逐漸濃厚。習近平之所以大推毛澤東所提倡的「楓橋經驗」，走「文革」路線，是為了借用毛來威脅中共的紅二代和太子黨。如果這些人繼續反對習近平，習可能發起文革2.0，再次採用「文革」的方式來對付他們。
何以見得？2023年12月26日毛澤東130週年冥誕，當天習近平發表了一個吹捧毛的講話，並且允許毛左分子在毛的故鄉湖南韶山舉行所謂的紀念集會。
2024年1月5日，旅居澳洲的中國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接受海外媒體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共體制內傳出消息稱，以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為代表的一批太子黨和紅二代，已經形成了一種反對習近平個人獨裁的共識。對習近平而言，這種共識是他面臨的一個重大危機。
推廣「新楓橋經驗」，習近平的目的實際上是警告那些反對他的紅二代，借用毛來威脅他們，提醒他們在「文革」中曾經受到的壓力和迫害。因為他們的父輩在「文革」中都曾受過毛的「群眾專政」，如果他們繼續反對習近平，習可能會再次採用「文革」的方式來對付他們。他現在就是這樣威脅這些人。
至於說紅二代達成什麼共識，在此前的1月3日，袁紅冰在臺灣媒體《自由時報》的頭版發表《中共嚴峻政治危機怎樣影響臺灣局勢》評論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有提及。
中共體制內的良知人士向袁紅冰透露，習近平正面臨他執政以來最嚴峻的政治危機。以中共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為核心的紅二代群體已經形成了政治共識，他們正計畫推翻習近平，並建立新的政黨。
紅二代劉少奇之子劉源。（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形成上述共識的紅二代包括劉源、鄧小平之子鄧樸方、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陳雲之子陳元、馬文瑞之女馬曉力、羅瑞卿之女羅點點。此外，中共軍中元老葉劍英、賀龍、聶榮臻、徐向前、粟裕、徐海東、王震等人的子女也是共識的連署人。另外，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子女，除薄熙來因仍在被關押中無法連署之外，其餘也都參與了連署。
除此之外，還有一批被習近平視為心腹的軍中將領也參與了連署。習近平對火箭軍和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整肅就是證明。
袁紅冰的看法是，這批紅二代的中堅力量，他們的父兄一輩在「文革」期間曾受到過毛澤東殘酷的政治整肅，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他們在幾年前就將習近平稱作「渺小型的和愚蠢型的毛澤東」，如今這個稱謂已經在紅二代和官場廣為流傳。此次的連署幾乎涵蓋了中共紅二代中最具影響力的家族成員，可以說，這是自習近平掌握最高權力以來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