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千載之偉人的范仲淹、富弼都是慶曆新政的主導者，然而慶曆新政為何失敗？（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天真/故國神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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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我們講到，仁宗朝慶曆三年，范仲淹等人提出十條新政。當時除了修武備中府兵法一項被否決之外，其餘皆得實施。我們從史料中可以看到，慶曆新政的很多措施都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收效，有的，可以說，對後世影響都非常深遠。比如說，范仲淹提出要整頓吏治，要「更定磨勘法」，就是改進官員考核制度。我們知道，宋初的時候，沒有考核制度，沒有所謂的磨勘法。「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意思是，只有能夠做出政績的人才可以獲得提拔，而不是靠論資排輩。那些沒有政績，沒有能力的人，至老不遷，一輩子都可能沒機會升職。這是宋初的情況。後來有了考覈制度，也就是磨勘，也有了專門的考覈機構，叫審官院。文臣五年一遷，武臣七年一遷，到了范仲淹的時候，是文職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可以看出來，要求是越來越寬鬆。而且這種考覈已經開始流於形式，只要混到年頭，就可按序升遷。范仲淹等人就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目的是，一來不要讓考覈制度流於形式，二來讓真正的人才能夠被破格提拔，不要被磨勘制度所限制。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人才就被破格擢用。其中有一位在中國歷史上知名度非常高，正是我們都很熟悉的包青天，包大人，包拯。當時御史臺職位有了空缺，但是按資歷推舉上來的人，都是平庸之輩，歐陽修就進言說，我們不是沒有人才，只是因爲資歷不夠不能被舉薦，希望能夠不限制資歷，唯才是舉。而且御史臺本來就設有裏行，所謂裏行，就是見習，實習的意思，屬於非正式官員，歐陽修說的這種裏行之職，正可授予那些因資歷不夠而未能被任用的人才。在這種情況下，包拯被舉薦爲監察御史裏行。可以說，人才被破格任用，這是新政立竿見影的收效。
再比如第三條精貢舉，這項變革下的一個具體舉措則是在各州縣辦學校。我們知道宋朝非常注重文治教化，所以興辦學校，書院大興，這與慶曆新政是有直接關係的。雖然宋太宗時，曾經賜九經給白鹿洞書院，宋真宗時，曾經給應天府書院賜扁額，給岳麓書院賜書，又下詔在曲阜立學，這些都是意在鼓勵興學，但是真正做到讓天下州縣都開辦學校，則是在仁宗朝慶曆變法時提出並實行的。
可以說，這方面對北宋乃至中國後世的影響都非常之大。但是新政推行了僅一年多，就被叫停了，這又是爲什麼呢。
說到這個問題，可能，很多朋友會脫口而出，因為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大貴族等等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為什麼會想到這樣的一個答案呢，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在學校的時候，上學學到的，或者是看市面上的一些歷史書籍，裡面的解讀，很多都是這一類的觀點。而且這種答案已經成了一個套路，一個公式，一有個什麼變法，或者是任何變革，執行不下去的時候，就會被歸罪於想像中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貴族，大資本家等等被人們潛意識的劃為既得利益者的這樣一個群體。
當然我這樣講呢，並不是說，這個答案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存在的。因為觸動某些人的利益而招致阻力，這肯定是有的。我們知道慶曆新政有十條，其中五條都是針對吏治的。特別是第一條明黜陟，第二條抑僥倖，第四條擇官長，都是直接針對吏治層面而做的變革，所謂針對吏治，那就是直接針對人的，與個人的切身利益關係最為密切，所以我們也的確看到，這三條執行起來難度最大，阻力最大，爭議最大。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新法觸動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受到反對，這個的確是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們還要看到，那就是，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很多其它的客觀原因，就是說，歷史並不是我們所以為的非此即彼這樣簡單。舉個例子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我們知道現實有多麼複雜，比如我們要做一個制度上的變更，哪怕是很小的一個變動，雖然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執行過程中，還是會問題多多，利弊同存，反對者，支持者都有各自的理由，而且也並不都是出於觸動了自己的利益這樣單一的原因，它可能就是角度不同看法不同，如此而已。現實是這樣，歷史也是這樣的。所以我想我們在看歷史的時候，先要有這樣一個心理空間，先不要用我們的既定觀念去給它做預設，這樣才能夠比較客觀的看到歷史的真相。
說了這麼多，我們回到正題，慶曆新政失敗還有什麼其它原因呢。我們知道沒有哪一種制度會是萬能的，首先，制度是人定的，然後，還要由人去執行，所以再好的制度，只是一種美好的理論，付諸實施的時候，還要疊加上人為的因素，之後，呈現出來的才是它最終的效果。所以，慶曆新政在實施的過程中，大家就有了不同的意見。比如剛提到針對吏治的改革措施，引發的爭議是最多的。但我們千萬不要簡單的認爲，這種反對聲音只來自被觸動的既得利益者，只來自於一些小人，其實也有一部分是來自變法派內部，或者是受益於變法的人，或者是我們印象中的正直大臣，比如剛才說到的包拯。他是在實施新政，整頓吏治的過程中，被破格提拔爲監察御史裏行的，爲人又是剛直不阿，他絕對不屬於我們印象中的所謂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正是包拯，曾專門針對轉運按察法上疏，提出異議，認爲一些轉運按察使對各地官吏的監察過於嚴苛，搞的人心惶惶。仁宗皇帝於是下詔對派至各地的轉運按察使加以約束。
這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再比如我們知道范仲淹，富弼都是慶曆新政的主導者，但是，就他們二人之間，也有不同意見。當時在選轉運使的時候，范仲淹就拿著這個班簿，就是職官名冊，「視不才者一筆勾之」。意思是，覺得哪個人才能不夠，就一筆勾掉。富弼在一旁看著都手軟，就說，「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意思是你這兒勾的挺容易的，可是那些被勾掉的人，這一家子人都要不好過了。范仲淹聽到這個話，就回應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一家哭總比一路哭要好吧。這個「路」有點類似現在的省，一路之下涵蓋多個州郡，每個路都有專派的轉運使，所以叫各路轉運使，諸路轉運使。范仲淹的意思是，一家人不好過，總比用人不當，讓一路人都不好過要強吧。
史家對這件事的評價是，範文正富鄭公千載偉人也觀二公論勾官之事則知其識見亦不能無軒輊矣，意思是，像范仲淹，富弼這樣堪稱千載之偉人的人，在選官這件事上，都不可能完全的步調一致，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引申一下，何況其他人乎？！其實這就是爲什麼常常我們在做事的時候，特別是要做出一些改變的時候，會遇到很多困難。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觀點不同。
所以說到這裏，也讓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就是每當我們在讀歷史的時候，遇到變法受阻之類的事情，頭腦中就會條件反射似的，想到什麼大地主，大官僚，大貴族等既得利益者從中阻撓之類的畫面，其實這個想法本身，如果我們仔細的去審視它，會發現它是有一點點問題的。這個想法其實是現代人用自己的想像，甚至是帶著有點類似階級鬥爭這樣的色彩，去往古人身上套用，把古代社會給撕裂了。而且我們現在提到大地主，大官僚，大貴族，這些詞彙時，都好像帶著一種貶義，一種負面的印象。其實很多大富之家，都是勤勞致富，很多巨公名卿，都是出身寒門，比如范仲淹，呂蒙正，包拯等等，都是寒門出身。而且變法中，無論支持的一方或是有異議的一方，兩方都有很多人是出於爲了把事做好，用今天的話講，爲了社會謀福祉。
所以今天我們著重從這個角度給大家介紹了一下慶歷新政時的一些情況。由於新政在推行過程中有了種種爭議，所以，也的確是有一些人因為自身利益被觸動，於是趁這個機會開始攻擊新政，攻擊變法派。而他們最具殺傷力的武器就是將變法派指為朋黨。等到了慶歷四年十一月時，宋仁宗下詔禁朋黨相訐。這就意味著新政最大的支持者仁宗皇帝，也開始為朋黨論所影響，對新政的看法有了改變，可以說本以艱難的新政推行，到了這個時候，就更加的舉步惟艱，正如我們這一集標題所云：新政謀國多艱難 慶歷四年秋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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