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國防部長白崇禧和閻錫山太原合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48年末至1949年初，分別發生了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和平津會戰，屬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1949年4月1日，國共代表團在北平市進行「和平談判」，由南京政府派出張治中為團長。4月13日，張治中以電報通知李宗仁與何應欽，周恩來面交「國內和平協定」一件（內分八條，二十四款），又上蔣介石電報稱一到北平後，共黨意在逼降。期間，李宗仁、張治中幾度逼蔣介石出國。4月19日，國民黨黨政軍召開長達六個小時的緊急會議，拒絕共黨所提實際是「投降協定」的所謂和平協定。4月20日，由時任行政院長何應欽為代表斷然對所謂的和平協定予以拒絕。共軍於1949年4月21日橫渡長江。
1946年，蔣委員長跟何應欽（左三）、白崇禧（左四）、關麟征（左一）、張發奎（左二）、胡宗南（右二）、王耀武（右一）、湯恩伯（後排左二）等高級將領合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49年5月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在廣州成立的反共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反侵略大同盟。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如此陳述：「……及共軍渡江，上海戰事日緊，中華民國政府大部分機關已遷至廣州。一日，應行政院院長閻錫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兩黨黨員，以學校教授資格者，惟餘一人。」
1949年8月10日，閻錫山出席「反侵略大同盟」，並以《共產黨何以席捲中國大陸?━對美國白皮書之觀感》為題做了致辭，詳細分析了中共僅僅用三年時間打敗國民黨的原因。
閻錫山分析道：
第一條，中共不是「政黨」，而是「亂黨」。中共除了拿暴力奪取政權，還特別注重「宣傳」，而且中共的「宣傳」不是消息性的，批評性的，是陰謀性的，煽動性的，使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相信中共是「土地改良主義者」、「內部的改良者」（與蘇聯不發生關係）、毛澤東可能成為中國的鐵托（指毛會像南斯拉夫的鐵托一樣不受斯大林擺佈）。由此動搖了中國的軍心，沮喪了中國的民氣，漸漸由厭戰而變為反戰，由反戰而變為主和。
1949年2月，國民黨海軍最大巡洋艦「重慶號」艦長鄧兆祥率眾投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第二條，中國經濟落後，工人生活困難，思想苦悶，思想容易左傾，工潮日益擴大。中共火上加油，挑動鬥爭，擴大風潮，造成順勢。國民政府疲於安撫應付，此為逆勢。
第三條，中國是農業國家，土地私有，佃雇農生活痛苦，中共通過「沒收」與「分配」兩個橫暴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共號召佃雇農造亂，如順水順風。但沒收的做法，造反者可以這樣做，政府怎麼能夠施行呢？國民政府不能打殺地主，只能實行「二五減租」，是為逆勢。
第四條，國民政府要盡力保護人民，而中共是亂黨，可以千方百計的清算人民，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亂。中共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錢、地主之地，做他造亂的經費；他更需要的是以窮人的命做他人海戰法之工具。中共在其占領區通過分地收買了1200萬人，即控制了5000萬壯丁；控制了5000萬壯丁，其餘都是老弱婦孺，也就等於把2億人全控制了。
1949年的共軍。（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第五條，國民政府徵糧、徵兵、徵稅需要通過法律，中共則一意推翻現政權，摧毀現社會，無所謂法律。中共對人民的財產是沒收，生產物是奪取，糧食是徵收三分之二，人民還不敢遲滯；我們徵收二十分之一，尚不能痛快徵齊。就令人民當兵言，我們必須本兵役法及徵兵令實行；而共產黨則拿上赤化恐怖的做法，初則勸導，繼則強迫，終則不當兵即對其全家處死，結果是父勸其子，妻勸其夫，兄勸其弟，趕緊當兵。
第六條，國民政府又要實行民主，又要剿共，左支右絀，政治效能非常低。中共集權獨裁，政治上統治力強，而且不受法律、輿論、民意的拘束，如同一個野馬，任憑他跑，那裡有水那裡飲，那裡有草那裡吃。
第七條，中共以世界革命做號召，此種鼓舞與號召，是動的、進攻性的，能用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而國民黨則站在政府的立場上，以生活安慰幹部，以安居樂業號召人民；此種安慰與號召，是靜的、防禦性的，用不上人的最高精神力量。
第八條，造反易，守成難。中共占管鄉村，占一村是一村的收穫，占一天有一天的收穫；且占管鄉村除有七個收穫之外可消滅國軍壯大共軍。鄉村為政府之累，成中共之寶。
總之，中共是世界歷史上集造反之大成者。中共利用這八條把人民組織起來，再張起鐵幕。等於造成一個爛泥灘，再好的汽車開進去，也是馬力愈大，陷的愈深，損失愈大。共產黨此種戰略之下，我們的軍隊愈堅強、愈深入、愈吃虧。國民黨焉能不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