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取決於未來有沒有一場脫胎換骨、刻骨銘心的政治、社會大變革。（圖片來源：WANG ZHAO/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3月13日訊】又到「兩會」時節。今年的「兩會」，正逢換屆，李克強將卸任國務院總理的職位。是否還有人記得，三年前的「兩會」，李克強說中國六億人月收入僅人民幣1000元，引起了全社會強烈的反響。當時中國的經濟已經出現了非常嚴峻的局面，為瞭解決民生問題，李克強在「兩會」上不惜推行有失政權顏面的「地攤經濟」。
2020年，新冠病毒開始全球大流行。但當時中國經濟所依托的內部和外部環境與三年後的今天相比，還算是相當不錯的。這一年的「兩會」後，我寫了《政治制度與民生問題》一文[注]，談論了「地攤經濟」救不了中國當時的民生問題。李克強所說的中國六億人月收入僅僅1000元，大家都在感嘆這麼低的收入怎麼能在這樣的社會裏活得下去。而我認為這樣的收入對大多數中國普通老百姓來說已經算相當不錯了，一個三口之家，如果每個月都有3000元穩定的收入，至少他們的生活是可以將就地過下去的。這比起那些背了一身房貸，突然面臨失業，或者家裡的頂樑柱突然患上大病，又失去收入的不幸家庭而言，不知要好多少倍。要看中國的經濟和民生問題，遠不是僅看家庭收入這麼簡單，事實是中國的經濟和民生問題，要遠比李克強所說的嚴峻、複雜得多。
2020年時，我對李克強推出「地攤經濟」感到很驚訝。一個大國的總理，儘管不是民選產生，但套用一句官話，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整個政府的形象，他的身後也有一大批智囊在出謀劃策，他所推行的任何影響國計民生的政策，理應是經過深思熟慮產生的。那麼為什麼「地攤經濟」根本解決不了當時的民生問題，他還會去推行「地攤經濟」呢？因此我在文章中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這表明在處理經濟和民生問題上，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和專家智囊團也已經拿不出一個像樣的辦法了，都知道病入膏肓卻又拿不出良藥，並且內部還出現了很大的偏差，這才是一個最最關鍵的大問題。」
一晃眼，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經濟形勢在近期還能不能走出困境趨向平穩，達到公眾所期望的水平？3月1日，就在全國「兩會」召開的前幾天，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今年2月份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達到52.6%，《華爾街日報》報導稱中國製造業景氣水平升至十多年來的最高水平，經濟指標出現強勢復甦。西方許多主流媒體都在發布中國經濟快速回升的正面報導，但這樣的勢頭是否可以持續？
就目前的國內和國際形勢來判斷，我認為經濟狀況要走出困境過渡到可持續的穩健發展狀態，仍然不太現實，主要原因是：從內部環境來看，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所有重大問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裏都無法解決，近期的製造業強勢復甦所產生的業績還遠遠無法抵消龐大的財政虧空所形成的經濟壓力和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深層次原因導致的對經濟環境產生的不利因素。從外部環境來看，西方國家對中共的全面封堵正在形成共識，中國經濟發展所依賴的金融、外資、貿易、高新技術的引進和研發等經濟交往必將遭受嚴重影響。
儘管中國官方公布的2月份PMI非常耀眼，但經歷了疫情爆發，人們對官方發布的數據是否仍有信心是一個問題。而且，去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體形勢，也不是只看製造業一個環節那麼簡單，這是另一個問題。中國的民營經濟在製造業中佔有很大的比重，只要存在稍微合適的條件，民營經濟總會表現出非常頑強的生命力。從長遠來看，怎樣處理好目前拖累中國經濟的幾個老大難問題，才是取決今後中國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但是，龐大而且腐敗的體制就像是機體裡大量繁殖的寄生蟲，幾乎吞噬了機體吸收的大部分養分，經濟怎麼可能會健康發展呢？況且，現在連基本的言論自由都沒有，又怎麼可能改變這種狀況呢？
我不知道「兩會」的代表們能夠對中國的經濟提出多少有價值的提案，但如果經濟形勢真的壞到「驚濤駭浪」（這是官媒最近經常用到的一個詞）的地步，在公開的會議上估計不會再有人不知趣地去提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了。他們能夠告訴大家的一定是：形勢不是小好，是大好——經歷過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的老同志們，對此一定深有體會吧？即使整個國家已經走到了國民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報紙上連篇累牘的仍然是國內形勢一片大好，美帝國主義正在一天天地爛下去。有趣的是，即使處在一個信息完全封閉的環境中，「美帝國主義」竟可以成為觀察中國經濟的晴雨計，只要看到媒體什麼時候把美帝罵得越凶狠，那麼什麼時候經濟狀況就越不樂觀。
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處於最輝煌的歷史時期，一些御用專家在各種場合經常會說：你們看，那些西方的經濟學家，包括一些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一直在唱衰中國，提出中國崩潰論，幾次三番認為中國的經濟會全面崩潰。但中國的經濟崩潰了嗎？我們的經濟不是發展得越來越好了嗎？
台下的粉絲聽到專家這麼一忽悠，通常會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彷彿西方的專家學者真的都是白痴似的。不錯，西方的專家學者對中國經濟的預判確實一錯再錯，但這裡面也包含著非常特殊的多種原因。西方的專家學者對中國經濟的預判是基於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和經濟規律來作出判斷的，而事實上在中國政治對經濟的干預所產生的結果要遠比經濟學原理和經濟規律所產生的作用更直接、更粗暴。
如果大家稍微瞭解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就會發現中國經濟的不斷成長是伴隨著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一路磕磕絆絆地走到今天的。每一次化解經濟危機的方法，幾乎都是通過超發貨幣來稀釋眼前的金融危機，或者通過行政手段利用各種方法強行轉移已經激化的矛盾。當國企經營普遍出現虧損、房地產項目不斷發生爆雷以及其他各種嚴重問題持續發生時，在不計後果的行政決策、政策傾斜和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的銀行注資、資產重組、發行債券、融資上市等手法操控下，雖然每次都能化險為夷，但其實質都是或多或少地巧取豪奪民眾的利益去為危機買單，同時也把眼前的危機推向未來，把危機的雪球越滾越大，越推越高。
這種用滾雪球的方式來推遲危機爆發的手法，其產生的原因從某種角度來看，其實與不惜工本建設面子工程如出一轍，決策者自身是不需要承擔由此付出的社會代價和經濟代價的，也不會對造成的後果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這正是集權政治形態下權力缺乏監督所產生出的必然弊病，他們所謂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其本質也是如此。如果仔細分析，不論是中國的房地產經濟，還是巨額的政府地方債，或是社保、醫保資金的巨大虧空，凡是能把問題搞到積重難返、難以為繼這種地步的，其背後都離不開權力肆意妄為的影子。每當危機產生時，權力總是想方設法用拆東牆補西牆的方法，去填補不斷產生的各種窟窿。但總有一天，東牆和西牆都已無處可拆了，整個牆體的崩塌也就無法避免了。因此，每當有人恬不知恥、沾沾自喜地說「我們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時，經濟規律肯定會對此作出否定的回答：該來的，遲早都會到來。
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下，從經濟角度、用經濟規律和經濟學原理來研究和闡述國家和社會的經濟行為就失去了應有的意義。真理和規律被人為地扭曲，人們對社會和現實的感覺變得相當悲哀，你看看在網路上、電視裡、報紙上經常拋頭露面的都是些什麼人，講些什麼話就知道情況了。偶然有個別專家、學者在公開場合說了一兩句良心話，就會被網民當作金句，立即在微博、微信上瘋傳。這種現象說明什麼呢？這實際上說明這個社會的現實太可怕了，在公開場合已經容不下真話了。這種話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是到處都能夠聽到的，但在這個不正常的社會裏，一些霸佔著話語權、毫無廉恥之心只會胡說八道的人卻顯得格外趾高氣揚，而大部分明辨是非的人因為說真話的代價實在太大因此什麼話都不敢講了，敢說真話的專家、學者竟成了稀缺資源。
最近一段時期，一提起中國的經濟問題，總有論調說三年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影響怎麼樣、怎麼樣。事實上中國經濟在疫情發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嚴重問題，沒有這波疫情，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態勢照樣無法維持下去。即使在中國經濟最輝煌的2000和201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同樣是不可持續的，三年疫情只是加快了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的速度，但絕不是中國經濟發生問題的原因。權力不受法制的約束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除了這個龐大、腐敗的體制對經濟的巨大消耗外，權力的瞎折騰是另一個大問題，即使是在經濟已經出現重大問題的疫情期間，政府部門仍然無視社會現實和經濟規律，缺乏科學依據投入巨量人力、財力、物力，實施「封控清零」、「核酸檢測」和建設大量「方艙醫院」等勞民傷財的舉措，這些例子其實都是中國經濟為什麼會產生出嚴重問題的有力佐證。
現在有不少人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感覺很悲觀（在此必須說明，本文中所說的「未來」，是指人們可以期待的將來），那麼中國經濟究竟還有沒有藥救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你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有著怎樣的期望值。
在分析問題之前，我們首先應該瞭解，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經濟難以走出目前的困境。現在有許多觀點認為中國的房地產經濟是拖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我認為這仍然只是看到了現象而非本質。中國的房地產經濟曾經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這種表面的輝煌，實際上是由寅吃卯糧造成的一種錯誤假象。房地產經濟的輝煌，是以榨干百姓的收入和透支子孫後代的經濟基礎為代價的。事到如今，中國經濟處處遭受房地產經濟的拖累，這倒是擺在大家面前的一個實實在在的大問題。但這些問題在很多年前早就已經被很深刻地預見到的，為什麼沒有一個部門出面干預一下房地產經濟的惡性膨脹呢？你只要想想誰是房地產經濟的最大得益者就知道問題的答案了。
我們暫且不提如何解決政府地方債等其他嚴重的經濟問題（雖然表面上是經濟問題，但背後總能看到權力的影子），現在房地產經濟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各級政府已經很難依靠出讓土地獲得巨額的財政收入。那麼未來拿什麼去填補這部分缺失的財政收入呢？是殺雞取蛋，還是與民爭利？這些年積累起來的社會和民生問題早就成了巨大的政治不安定因素，維穩經費已經高到如同天方夜譚般的地步，但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加囂張和明目張膽。在這樣的生存環境裡，就算經濟指標再漂亮，但這與老百姓的生活又有什麼關係呢？
即使在體制內部，臃腫的機構怎麼改革？各方的利益怎麼調配？同樣是問題多多且無法調和。中央對地方政府提出的各種要求看上去面面俱到但往往脫離實際，地方官員在處理問題時都在打各自的小算盤，有誰會真正考慮老百姓的利益？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地方政府盤剝群眾利益所形成的官民矛盾必然會變得越來越尖銳，最近多地發生因醫保改革引起的老年人抗議就是一個例子。可以預言，政府和民間的矛盾和衝突將會不斷升級，而政府強力維穩又要耗費更多的人力、財力、物力，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財政黑洞，反噬原本就已經非常脆弱的經濟生態。因此，對中央政府來說，「穩經濟、促增長」就成了一項政治硬任務，穩住經濟就是最大的維穩。
愚蠢的決策和不切合實際的幻想是敗壞經濟的又一原因。在國際上，中國的「一帶一路」花費了那麼多的真金白銀，換來的卻是全世界越來越警惕的目光。北京在處理國際關係和臺灣問題上的言行以及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所持的立場，使得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技術和貿易上採取全面孤立中國的政策基本形成共識。不斷上升的軍費開支不但消耗大量的稅收，還讓全世界感受到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可能會對地區的安全和穩定產生嚴重的長期影響。所有這些因素的疊加，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個非常不利的內部和外部環境。
初步瞭解了中國經濟為什麼會陷入困境的原因後，我們就能大致判斷出中國經濟的遠景會變得怎樣。未來中國經濟有沒有希望，問題的關鍵已不是取決於現在採取怎樣的經濟政策，而是取決於未來有沒有一場脫胎換骨、刻骨銘心的政治、社會大變革。
最近這幾天，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滿一週年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觀察和判斷未來中國政治走向和世界局勢變化趨勢的一個敏感視點。就在「兩會」召開前，德國之聲3月2日匯總了多家國際媒體的報導，刊文發問：《「兩會」能成為中國經濟復甦的新契機嗎？》就我個人認為，從長遠來看，既然影響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並不取決於目前採取怎樣的經濟政策，那麼，答案已經不言自明：如果「兩會」對中國的政治現狀不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兩會」就難以成為中國經濟復甦的新契機。
因此，就目前情況來看，近期中國想要通過改善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來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仍然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巨大障礙。而國際形勢的發展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出怎樣的影響，判斷起來則相對要容易得多。近期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的兩大因素是：一是普京宣布的中俄峰會最終會產生出一個怎樣的結果；二是北京對援助俄羅斯的態度會向那個方向轉變。而更長遠地看，北京如何處理臺灣問題，將會對中國經濟的前景產生更加長久和廣泛的影響。很遺憾的是，種種跡象表明，所有這些關鍵的因素，目前都是朝著非常不確定甚至是令人擔憂的方向在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