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烏克蘭的德國人（圖片來源：Cathrin Muell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3月19日訊】這兩天，不止一位讀者和我說，看了我幾篇分析俄烏戰爭的文章，深感困惑，「你講得太複雜了」，似乎我既同情烏克蘭，又預料俄羅斯可能佔得便宜，同時還認為這是普京的戰略失敗，最後甚至都沒說誰對誰錯，「那你的結論到底是什麼？」
雖然在我看來，上述幾點並不矛盾，但在這個淺閱讀的時代，國際局勢的複雜性理解起來可能是有點難，那我也試著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俄羅斯的衰落已不可避免。
要預測這樣長時段的趨勢當然風險很大，但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基於以下現實：
1. 俄羅斯選擇開戰本身就表明它影響力的衰落；
2. 戰爭是以進攻性掩蓋自身的虛弱，但俄軍的戰爭表現卻進一步暴露出了它的虛弱；
3. 戰爭結果或許能短期內得到一些小利，但遭到空前孤立，長遠來看很可能加速自身的衰落。
最後一點尤為致命。很多人都辯稱俄羅斯早有準備，西方的制裁效力有限，倒是西方依賴俄羅斯的資源——確實，歐洲近40%的天然氣和25%的石油都來自俄羅斯，制裁意味著歐洲將吞下能源短缺和價格飛漲的惡果。但這麼說的人沒有意識到的是：與歐洲的脫鉤，長遠來看傷害更大的是俄羅斯。
俄羅斯的現代化始於彼得一世，在他的偉大改革之後，俄羅斯的靈魂就一直在徘徊掙扎之中：它需要西方的技術完成現代化，但對更深層次的文化流入則本能地牴觸和排斥。歐洲對它來說是一個有用的存在，可以引入「實用」的知識（技術和管理），但卻與自己的身份認同構成衝突。簡言之，它要現代化，但不要西化。
在這一意義上，這場俄烏衝突不是偶然的，它就像一場地震，只是讓地底下的板塊斷裂暴露了出來：對烏克蘭（尤其是其西部）來說，西方是機會；但對俄羅斯來說，西方卻主要是威脅。
後冷戰時代的俄羅斯，所面臨的困境，其實是許多歐洲帝國在衰落時都曾遇到的兩難與掙扎：要生存下來，就有必要進行（有時是激進的）政治、軍事改革，但這種改革對它原本的身份認同卻又可能是顛覆性的，幾乎無法兼容。就此而言，這場戰爭也是俄羅斯內在衝突的外溢。
看看戰後的英國就知道，要體面地接受自己的衰落是一件極難的事，管理衰落更需要複雜的技巧。隨著國力不可挽回地下降，英國就像它的前輩威尼斯和荷蘭一樣，在失去自己的帝國之後，就逐漸虛弱到無力維持一支能使它們繼續成為大國的強大海軍了。所不同的是，英國在1914年之後就意識到了自己的相對衰落，因而通常僅限於有針對性地展示自己的力量，但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終於使它的虛弱暴露無遺。
正如安德魯．蘭伯特在《海洋與權力：一部新的文明史》中意味深長指出的那樣，「管理衰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需要靈活、讓步和犧牲。」除了像1982年的馬島戰爭這樣的「迴光返照」之外，英帝國確實很好地實踐了這一點，小心翼翼地控制了自己的衰落。
然而，即便後帝國時代搖搖欲墜的英國在1973年拋棄了自己的歷史，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它仍遭到許多英國人譴責，因為歐共體被他們視為一個「大陸性的保護主義團體」，與英國是格格不入的。
和俄羅斯一樣，英國長期以來也都深深捲入歐洲體系，但卻（至少自認）不是這個體系的一部分。不僅如此，很多人堅稱，海洋帝國的衰落，原因正是它們未能將海洋置於國家身份的中心。英國人前些年決意「脫歐」，無疑與這種身份認同的掙紮緊密相關。
作為大陸國家，法國在這一點上可能對俄羅斯更具借鑒意義。《世紀之旅：七大國百年外交風雲》一書明確談到，20世紀法國的兩大憂患：一是德國，二是擔心自己走向衰落，「後一種憂患與前一種有關，但憂患的內容更廣，更難以名狀」。如果把這裡的「德國」替換成「歐洲/西方」，大抵也就是這些年俄羅斯的寫照。
流亡法國的俄國哲學家亞歷山大．科耶夫在二戰後的廢墟上就已經預見到了歐盟的未來，他看到支配當時現實的是崛起的兩大帝國：新教的盎格魯-美利堅帝國和東正教的斯拉夫-蘇維埃帝國。
他正確地推斷出，隨著德國的戰敗，它將倒向文化上更親近的英美一邊，這就使法國陷入政治孤立，只能扮演一個「德國的軍事、經濟從而也是政治腹地」的角色，但即便它融合進去，也得犧牲自身的文化、語言、各種傳統和生活特質，而這將是法國文明的終結。
怎樣才能重新賦予法國人「一種在政治上具有實效的理念」，實現「其集體生活的全面復興」？他主張建立一個「拉丁帝國」，法蘭西民族在其中保障自己首屈一指的地位，而一個自主的拉丁歐洲的存在也將阻止蘇聯/俄羅斯所擔心的歐洲被英美帝國吞沒的危險。他的設想昭示了法國在美蘇之間的獨立道路，戴高樂簡潔了表達了這一點：「永遠不要把法國的命運托付他人。」
冷戰後的俄羅斯，可以說正在步英法的後塵：它同樣失去了自己的帝國，也越來越無法維繫其勢力和國際地位，至於身份認同上的不情願，它甚至比英法德掙扎更為痛苦激烈。
與此同時，它所面對的局面甚至更不利，因為隨著法德軸心的逐漸穩固和歐洲一體化進程，俄羅斯在歷史上首次面對一個團結而非分裂的歐洲。法國、德國（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英國）的自主性其實已經弱化了，就像當年的法國一樣，俄羅斯的決策者或許也在恐懼，這樣下去，俄羅斯的結局就是成為歐洲（主要是德國）經濟霸權的腹地，而融入進去便意味著俄羅斯文明的終結。
如果說這種憂慮和掙扎有情可原，那麼現實做法卻很可能事與願違。美國總統拜登日前的一番奚落已經道出了這一點：「普京想要的是一個分裂的北約，一個分裂的西方，坦率地說，一個分裂的美國。但他什麼都沒得到。」
對烏克蘭開戰，或許能劃下紅線，使這一地帶非軍事化、中立化，但卻難以使自己的行為合法化，在世人眼裡，這已經是過時的地緣政治玩法。由於將競爭者視為敵對者，它反過來使自己的憂慮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將原本猶疑不定的夥伴也推到了對立陣營。
更糟糕的是，它的表現讓人看到，俄羅斯雖然已在衰落，但卻仍有能力造成一定的破壞，這就使它被歸入危險的類別，陷入「越掙扎，越被孤立」的境地。問題已變成國際社會如何管理俄羅斯的衰落，避免它在這一過程中釋放的破壞力。對於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來說，這無疑是極其不利的。
本來，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未嘗不能走出一條相對獨立自主的道路，在接受歐洲市場機會的同時，捍衛自己的特殊文化身份，當然這需要複雜微妙的技巧，但至少是有可能的，然而現在卻是得不償失的魯莽行事。
未來回顧，或許能讓我們更好地看清楚這一點：在面對衰落時，不肯接受這一點的俄羅斯，逆勢而為，結果不僅暴露了自己的虛弱，還反過來加速了自身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