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蒯大富、韓愛晶、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主席臺上。（網絡圖片）
廬山會議後出任公安部長
中共建政後，謝富治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原昆明軍區老幹部馬天祐告余，那時的謝富治還是很清廉的。一次，謝富治到邊境某縣蹲點，輕車簡從，粗茶淡飯，和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返回時，發現車子後備箱裡裝有雞和肉，謝不悅，即問秘書：「怎麼回事？」秘書說鄉親見他喜歡吃當地的山貨，便送來了。謝富治立即叫秘書把雞等送回，回昆明後即把該秘書調離到邊遠小縣當縣長。
1958年，時任紅安縣採購員的劉金漢到昆明軍區找謝富治為家鄉辦事，謝富治見他第一句話就是：「小老鄉嘛，多大了？入黨了嗎？」隔數日，又見劉金漢，謝富治又問：「你是個黨員，不過組織生活不行。你的組織關係轉過來沒有？」劉答：「沒有。」謝曰：「那不行，要把組織關係轉來啊。」又隔數日，劉金漢隨軍區後勤部何德部長來看謝，謝指示何德曰：「他（劉金漢）是黨員。現在我沒有時間，交給你來管，可不能讓他在外成了野人啊！」
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羅瑞卿卸任公安部長。是時，中央提名的公安部長候選人有楊成武、楊勇、張際春、張宗遜等。毛澤東在候選人報告中提筆寫道：「富治同志如何？請政治局議一下告我。」此批示似為商量，實為敲定。謝富治任公安部長後，一時議論紛紜。毛澤東又出面解釋：「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總是一方面軍裡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懷他們搞個軍事俱樂部，就不是馬列主義嘛，富治是四方面軍的，但是，他對黨的忠誠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嘛，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我嘛。」
「文革」中紅極一時
1966年9月26日，余隨溫州紅衛兵赴京接受毛澤東檢閱，宿長安街公安部內一棟老式房子，似為辦公室騰出，高大寬敞。突然，一群幹部模樣人物推門進來，其中一位穿綠呢大衣者居中，中等身材，和藹慈祥。隨從者大聲說：「謝副總理來看望大家了！」謝副總理者，謝富治也。
謝富治滿面春風，和藹慈祥，親切問大家：吃得飽不飽，穿得暖不暖？又曰：「你們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有沒有什麼要求？」余是時年輕，不諳世事，高聲說：「我們吃不慣饅頭，要吃米飯！」附議者甚眾。謝富治微笑點頭。次日早餐，食堂裡便增加了一桶又軟又香的天津小站米飯。
謝富治「文革」中紅極一時。據韓愛晶回憶，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五人，解決工宣隊進校園事。謝富治深夜兩點多，即到人民大會堂西門外過道的門裡等待。將軍對紅衛兵頭頭彬彬有禮，輕聲問道：「都來了嗎？」「大富還沒來啊！」「不等了，你們先進去吧！」快進大會堂湖南廳時，謝突然停住腳步催道：「快進去！快進去！毛主席在裡面等你們好一會了。」是時接見，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葉群、汪東興、黃永勝、溫玉成、吳德等。
韓愛晶又言，「當時，我好像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真的見到了毛主席」。接見畢已九點，謝富治帶他們五人到小飯廳吃早餐，雞蛋炒飯和白菜湯。謝富治言：「已經九點了，毛主席還沒有睡覺，我們吃點飯，然後討論怎樣傳達毛主席的指示。」飯後，謝與五大學生領袖於飯桌上邊議邊寫，整理了一千多字的通稿。謝念了兩遍，又做了更正，五個人都簽了名。謝富治拍板言：「我看先照這份稿子傳達，其他內容今後再說。」這就是第二天印著大紅標題在北京散發的統一稿。韓愛晶言，當時謝富治給他的印象既像大管家，又像秘書長，確是「文革」的紅人！
1967年起，謝富治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謝富治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成為中央軍委領導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1971年1月又擔任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據宋任窮回憶，康生曾如此評價謝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現：「大軍區的政治委員中，只有兩個人是好的，一個是南京軍區的政委張春橋，一個是北京軍區的政委謝富治。」
「文革」中，謝富治聞風搶先批其老首長鄧小平。某日，傅崇碧私下與之言：「小平是你的老領導，是上過《毛選》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麼沒聽說過？」謝富治得意洋洋曰：「你沒聽說過的事還多著呢！」某日，謝富治與傅崇碧介紹經驗：「對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雙手握。」傅崇碧聞之愕然。
溫玉成將軍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時，曾受命協助謝富治管「樣板團」。溫玉成告余，因文藝口支左部隊換班事獲罪於江青。某日，謝告溫曰：「我們一起給江青寫個檢討。你先起草，共同簽名，把這事了了。」將軍不知有詐，急擬檢討書交謝。謝未簽名即交江青，故溫玉成將軍獲罪於江青而一直蒙於鼓中也。
公安部長提出「砸爛公、檢、法」口號
「文革」中，謝富治首提「砸爛公、檢、法」口號。「公、檢、法」者，即公安局、檢察院、法院。毛澤東聞之甚喜，曰：「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我就高興，你們要把這句話捅出去！」謝富治更加洋洋自得，曾與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等言：「我當面聽主席講砸公、檢、法，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由此全國立即掀起「砸爛公、檢、法」高潮，政法系統癱瘓，法治蕩然無存。以北京市公安局為例，三萬人餘人的隊伍中，挖出了九百餘名「地富反壞右」，只剩百把好人，其餘均進學習班。
謝富治於「文革」中參與了「公安六條」制定。「公安六條」的主要內容是：（1）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2）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3）保護革命群眾和革命群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對那些打死人民群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4）地、富、反、壞、右等類人員，一律不准外出串聯，不得混入革命群眾組織，更不准自己建立組織。（5）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佈反動言論。（6）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上述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群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1970年的廬山會議後，軍隊高層曾流傳一首唐詩，題為《焚書坑》，作者章碣。其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有人反映此詩黃永勝曾在不同場合引用過，謝富治聞之如獲至寶，並向毛澤東報告黃先後與韓先楚、王必成、許世友等人念過此詩事。毛澤東聞之格外警覺，南巡中嚴厲點名黃永勝曰：「我就不相信，黃永勝就能指揮解放軍，解放軍就聽他一個人的？有人說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點死，死了他們好上臺啊。」
謝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積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據陳康將軍言，謝富治臨終前，陳康將軍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時謝富治尚認人，見老黨員尤激動，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陳康臨別時，謝緊握其手，反覆曰：「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
1972年2月，謝富治因癌症病故。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致哀，悼詞中稱謝之死「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8年後，謝富治被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1980年10月，中共中央開除其黨籍，並撤銷《悼詞》，骨灰盒也被移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本文資料來源於郭林祥、陳康、溫玉成、祁山、馬天祐等訪談筆記，並參考了《徐向前回憶錄》《郭林祥回憶錄》《秦基偉回憶錄》《毛澤東思想萬歲》《紅四方面軍肅反資料實錄》等著作，以及馬儒《謝富治的榮辱人生》、韓愛晶《1968年我向毛主席請教》、尹曙生《毛澤東與砸爛公、檢、法》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