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投奔延安中共，幻想「幹革命」的青年人。（網絡圖片）
題目用了「也不知有多少人」，即「有很多」之意，可事實上恐怕是「很多很多」，數不過來的多。即使從我們今天在網路包括某些紙質上所能看到無數參加革命者在取得革命勝利後所受到的委屈、磨難乃至慘死，也能想到有多少當年的革命者在將要走向另一個世界前後悔，後悔不該跟著中共「幹革命」，不該「走上革命道路」，甚至當年不該「起義投誠」。像潘漢年、孫維世、吳晗、楊憲益，更不說傅作義長女傅冬菊、蔣介石幕僚陳布雷小女陳璉這些「地下工作者」了，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詞作者公木、起義的國民黨雲南省主席龍雲，借用韋君宜的話說，「（受冤屈或被打成右派的）名人太多，舉都舉不過來」，你很難說他們沒有後悔走上中共的所謂「革命道路」，只是沒有公開表達出來而已。
「文革一開始，《少年先鋒隊隊歌》1949版的曲作者、已成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被唱著他的歌長大的紅衛兵們折磨得形同鬼魅，頭上帶著高帽子，身上沾著大字報，手裡拿著破臉盆，一邊走一邊敲……幾生幾死之後，這位忠心耿耿追隨革命的藝術家，終於冒死渡海潛入香港，最後逃到了他曾詛咒千百遍的美國，成為文革開始後第一樁名人叛逃大案。」（引自胡發雲《百年紅歌漫談》）
可見，一些革命者，一些共產主義信仰者，用他們的行動證明後悔當年不該跟著中共走上所謂「革命道路」。2017年，乃中共打右派六十週年，按理，這是多麼應該紀念和反思的年份，可現在眼看就這麼無聲無息地過去。哪怕只從這一件事即可證明，中共是一個不懂反思不會認錯更不會道歉的統治集團。在打右派運動中，韋君宜就對黃秋耘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思痛錄》增訂版45頁）就這一句話，包含了多少委屈、痛苦以及深深地後悔。
2017年已至尾聲。近幾個月情緒壞到極點，可說是有生以來最壞的一段時間，感覺精神上隨時都有崩潰的可能，這才導致半年多前就說要做的下面這則短文一直拖到現在。
2017年，是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在「一二･九」運動時參加中共而晚年做了深刻反思的韋君宜誕辰一百週年（1917年10月26日）、去世十五週年（2002年1月26日）。在她去世前幾經周折，出版了她留給這個世界更是留給中國人的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思痛錄》。之所以稱之為不可替代，不單是因為她那難能可貴的反思勇氣，還在於這是從她個人親身經歷和感受做出的反思，故無人能替代。作者的同代人唐達成對此人此書就這樣評價道：「我覺得她一直背負著一個精神的十字架。她為什麼支撐病體頑強把《思痛錄》寫下來？她認為，這些教訓太深刻了，太驚人了，太荒謬了！不寫下來，良心不得安寧，她背上的十字架放不下來。她的《思痛錄》，就是這麼直面歷史，直面人生，思考我們的歷史教訓，這也是很有膽識的，也是她晚年重要的一部書。最近幾年文藝界沒有一本書超過《思痛錄》。」
當時是二十世紀末，離八九六四不過十年，作者的這種深刻反思，讓一些人看了還很扎眼，因此她的兒女親家、著名雜文家牧惠（本名林文山）先生找了多家出版社，後又「經多位有識之士努力推動」，最終才得以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算是幫作者在去世前完成一個心願。
2012年作者去世十週年，作者生前所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大約不滿先前那個簡本，而那時又尚未像現在這樣「形勢嚴峻」，於是也就又出版了《思痛錄》增訂紀念版，字數增加了近一倍，可以算作「全本」。
現在轉眼又是五年多過去，想想，不知能不能說也是天意，且不說先前那個簡本，就是後來這個增訂版，如果不是在五年多前，而是在五年多後的今天，你在大陸還能找得到出版社嗎？即使是作者生前工作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也還會有領導敢於拍板排版嗎？現在雖已進入信息和智能時代，但也還是有不少疑惑困擾著人類，對於有些現象，依然要像原始人一樣，只能用「天意」來解釋——是天意讓作者這本對中共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回憶文字在新的更加獨裁專制時代到來前出版！
本人之所以到了歲末年終仍然不忘做這則文字，是因為不單在讀《思痛錄》增訂版時感受到作者的大徹大悟，認為中共還是要「下決心民主」，因為即使是「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見《思痛錄》增訂版「結語」一文），還有不能忘記也不能釋懷的是也不知有多少革命者受到莫大冤屈，遭受自己人帶給他們的多少磨難，因而後悔走上所謂革命道路。當然，不可否認，有不少人起先跟著中共革命，遭受冤屈後感到困惑，後來「解放」了或叫平反了，甚至又起用了，於是又繼續信仰起來，直至了結餘生，其中就包括作者韋君宜的丈夫楊述。不過，本文主要談後悔。
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近七十年前參加中共，跟著「鬧革命」者以及那些革命者的家人「後悔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字。前陣子網際網路上有篇署名介子平發表的《茶已涼》，文中提到傅作義長女傅冬菊、陳布雷小女陳鏈，她們都是明裡暗裡跟著中共「走上革命道路」，可誰能說她們後來沒有後悔走上這條路呢？
文中有幾個細節，估計傅冬菊後來每每想起都會做噩夢：1941年，傅作義長女傅冬菊在重慶南開中學加入中共外圍組織，1948年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親。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過設在天津黃家花園的華北剿總辦事處，將傅作義的大量軍事情報秘傳中共，使這位軍事天才的戰場行動屢屢受挫。正是通過她，中共根據取得的傅作義兵力部署、戰略意圖等，適時掌握戰機，令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將傅作義所率部隊抑困華北。傅作義被困其間，其「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牆，咬火柴頭想自殺」，而此時，冷眼旁觀的寳貝女兒不但無動於衷、毫無罪惡感，且反而促其父親趕緊投降。秘密和談階段，她更是將父親每天的言談、神態、情緒變化等等細節記錄後上報組織。中共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報，始終掌握著和談主動權。單純女子，未諳世態，懷抱所謂信念，接受組織考驗，無條件地絕對服從。
傅冬菊被認為是平津戰役期間，最有價值的間諜。然而，到了「文革」期間，傅冬菊作為「階級異己分子」遭受殘酷批鬥。期間，傅冬菊帶著孩子探望父親，傅作義沉默良久道：「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傅冬菊晚景淒涼，病困交加，當年平津戰役時指使她的那些人，早已身居高位，卻也形同陌路，未有一人肯為之出面說話，直至臨終也不見誰來探視。1984年，人民日報記者金鳳曾對其言：「傅將軍的一生是很值得寫的……」她隨即打斷之：「茶已涼了，要不要我給你沖點熱水。」
而蔣介石幕僚陳布雷的小女陳璉，於重慶國立二中上學時，被中共發展為地下黨員。1947年，熱戀多年新婚不久的袁永熙陳璉夫婦，因秘密電臺被捕，又因陳布雷的關係被釋放。此事非同小可，甚至驚動了蔣介石，蔣命令陳「嚴加管教」之。自尊心極強的陳布雷，頓覺顏面丟盡，不久自殺身亡。到了「反右」時，袁永熙打成右派，陳璉成「右派家屬」，子女成「右派子女」，為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麼殘酷啊！同志一轉眼間會被當作敵人！」於是她毅然選擇了離婚絕路。「文革」爆發，陳璉即被定性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竭盡侮辱。1967年11月19日，她自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層縱身跳下，竟也選擇了自殺的方式謝幕。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