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蔣介石在臺灣雙十國慶節上。（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於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在他失敗退守臺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覆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臺灣的和平與發展。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冠以獨裁罪名的蔣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獨裁，唯其沒有大膽地進行過充分的訓政，即特定歷史階段上的「良性獨裁」，才為一九四九年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埋下了失敗的先機。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憾。但是，正是這個遺憾，卻使他在退守臺灣之後，才決心為保衛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甘冒「獨裁」之罵名而不諱。
然而，他甘冒罵名的「獨裁」統治，在形式上既是為保護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威權統治；在性質上，則更是為保衛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持續訓政。具體言之：
第一、以其個人的威權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數驚的臺灣，於憲政體制之內恢復訓政，以及他個人的領袖地位。由是而果斷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變陰謀和叛亂事件，保衛了臺灣的安寧。再不似在中國大陸那樣，對於舊軍閥的叛亂和共產黨的叛國姑息養奸。
第二、以其個人的威權於思想、文化領域取締宣傳共產主義的自由，嚴禁為共產黨張目。在言論、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對凡是散佈共產革命思想，或借所謂民主思想來鼓吹共產主義思想的種種思想行為，予以明確的限制，以徹底杜絕中共企圖製造臺灣內亂以一舉顛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個人的威權來制止對臺灣安全與發展有害的種種過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過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辦。不再像大陸時期那樣一再地姑息和遷就。以使得極少數雖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慾膨脹、直至有明確輸共之心的知識份子，不再擁有蠱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個人的威權保證正確方針政策的決行和貫徹。諸如當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對時，蓋因他的威權堅持，而使之順利達成；當十大建設橫遭物議之時，亦因他的威權堅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個人威權，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衝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歷史已經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
第六，以其個人威權，使臺灣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歲月裡處變而不驚，循序而發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當以美國為首者相繼與中共建交，甚至言歡，以至臺島飄搖、人心懼禍之時，蓋因他的威權，才使得「莊敬而自強，處變而不驚；忍一時之痛，謀經濟之獨立」的精神貫遍全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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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當他辭世時，島上人人悲從中來，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留下了一個與毛澤東的中國大陸所完全不同的中國臺灣，一個已經和正在走向繁榮和昌盛的「三民主義模範省」。
無庸諱言的是，正是蔣介石和他的威權，才為保證臺灣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帶來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險係數。反之如若沒有這樣一個威權總統，則臺灣豈只不會有今日的進步和繁榮，甚至連其存亡也難有定數了。因為連李登輝總統也不能不承認：「今天，我們所締造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先總統蔣公的保衛臺灣，以及經國先生的政經發展基礎之上。」（李登輝：《臺灣的主張》）
筆者亦曾在臺灣問過一個反蔣的學人：「如果蔣先生於四九年敗守臺灣之後，便立即像今日的李登輝先生這樣，實現全面的民主政治，則閣下認為臺灣的命運又將若何？」這位學者乃不暇思索地對我說：「臺灣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被臺灣的某些朋友指責為「白色恐怖」的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確有可能存在著少數「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卻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威權統治，才使得他們能夠走上自由、民主和繁榮的道路，或曰為臺灣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榮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如果誰不是這樣地看問題，誰就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和客觀主義者。誰如果只是對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所出現過的缺失和錯誤，和當時為了臺灣的安全與發展而不得不實行的「限制」，充滿怨懟和仇恨之心，誰就等於在實際上不承認「安全」在那個時代對於臺灣的特別重要性，誰就是根本不承認當時的臺灣唯有安全才能發展，誰就是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作專制，什麼叫做獨裁，什麼才叫做「白色恐怖」，誰就更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說的「寧靜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良性獨裁，在臺灣即所謂持續訓政，並非是把訓政當作目的，而僅僅是要把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或一人獨裁，只當作建立、保衛和鞏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並隨著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穩固，而必須逐漸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面臨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採取的革命手段。這才是訓政的本質。
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不曾存在，則剛剛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極有可能有創而覆之的危險。近現代各國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足以證明它在理論上的真理性和實踐上的重要性。而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於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
在他失敗退守臺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覆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臺灣的和平與發展，更在中國歷史上，首造了「身在邊陲，卻不僅有能力對奪取了中原的統治者予以持續的對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進步與繁榮，而傲然於中原的專制統治者」這樣一個史所未有的先例。這在他個人，無疑既是教訓，又是經驗；既為所失，又為所得。在歷史，則因此而發展成為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實在不能等閑而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