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有關湖北麻城創出早稻畝產36956斤記錄的報導。（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接續〈見證大饑荒：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 才能遠離它〉一文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20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歷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只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飢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歷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矇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矇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採訪新聞中努力瞭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歷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裡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導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並把真實歷史告訴受矇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矇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面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麼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裡。立在心裡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裡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裡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面的資料，確認從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顆原子彈中較大的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歷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1920處到1936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系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1958～1962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經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余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裡。如果不是當事人余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面，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飢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飢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飢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飢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裡，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歷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裡，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飢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迴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導。這些報導是零星的，極不全面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佈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歷」，讚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飢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20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裡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面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面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歷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飢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飢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歷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作者為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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