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美，與里根總統夫婦在白宮合影。（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這一段時間，國務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總是把前一段的經濟問題說得非常嚴重，當時的國務院多次講要反對過去經濟工作中的兩個急於求成，一個叫建設急於求成，一個叫改革急於求成。
「六四事件」後，中共政治局開會批鬥趙紫陽，鄧小平和李鵬等出席會議情況的另一變化，就是治理整頓一提出，給人一種印象，以為經濟改革出現了大問題，不然為什麼不再講深化改革、穩定經濟，而搞了治理整頓呢？這就給一些人一個口實，藉此否定經濟改革，否定經濟建設的成績，刮起了「倒趙風」，有的老同志竟然興師問罪，要常委，實際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擔責任作檢討。王任重在政治局會議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責任，說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領導要帶頭檢討。正是在這個時期，國內外到處流傳著一些流言，說我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甚至說我不當總書記了，說我將要去當軍委主席，當國家主席等等，無非是說我搞不下去了。在這個時期，我也從很多渠道聽說，有一批老人集體上書鄧小平講我壞話，要我下臺。
鄧小平在這一段時間幾次講中央領導格局不能動，當然是有緣故的。大約1988年底，香港一家報紙報導說，鄧在上海期間，李先念向鄧建議要我下臺，但鄧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這個消息我看後寫了幾句話給王瑞林轉鄧看一看，我的話大概意思是國內外最近這類流言很多，不知鄧知道不知道。當時國內外刮起了這麼一股風，也有人為我擔心，說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這一段時間，國務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總是把前一段的經濟問題說得非常嚴重，當時的國務院多次講要反對過去經濟工作中的兩個急於求成，一個叫建設急於求成，一個叫改革急於求成。說建設急於求成還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規模大了一些，但改革不是急於求成的問題。除價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艱難。他們就是藉此反對改革，否定過去。當時黨內有些老人同國務院李鵬、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開生活會，李鵬、姚依林帶頭批評我。其實那時他們已把我架空，但他們在會上都說我過問太多，他這個總理很難當。同時對改革開放這一套東西，提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姚依林更直截了當地說，攻價格關這是什麼意思？是怎麼出來的？他當時沒有弄清楚這話不是我先講的，而是鄧小平講的，他以為是我提出來的，以此對我攻擊，實際上是要清算，來算賬。這次會議很明顯，矛頭指向我在經濟改革中的責任問題。會後我把會議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看了很不高興，講了一大篇話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認為中國不改革沒有出路。
姚依林這個人過去講話從來不很明朗，也不領頭，這次講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銳，而且有恃無恐。看來他和李鵬這兩個人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種氣候，背後有人在支持他們。從1988年秋季以後就刮起了這個風，與此同時，對我，對我家庭的流言蜚語也很多。說我的幾個孩子倒賣彩電，倒賣汽車，倒賣糧食，倒賣合金鋼，發了大財。這完全是無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實，但流傳很廣。後來我下臺了，他們迫不及待就去查，這也好了，查來查去什麼也沒有查出來，只好不了了之。過去對我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為什麼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這樣集中，當時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我這個家就是搞「官倒」的。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圖醜化我，毀掉我這樣一個主張改革的形象。
1988年治理整頓提出以後，黨內刮起了一股反對改革、倒趙的風。當時黨內這股風刮得很大，造這麼大的輿論，這除了黨內有一批長期受計畫經濟觀點影響的同志，對改革開放幾年後出現經濟上的一些問題，如搶購擠兌，認為改革開放搞糟了，不如搞計畫經濟，有這麼個土壤容易接受這樣的東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來我同黨內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條主義者，同有左傾思想的人，同這股勢力關係緊張、激化的結果。
所以「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時說我一上臺就為反自由化這場鬥爭規定了種種限制，這倒是確實的。當時中央發過一個文件，對反自由化作出了嚴格規定，劃定界限：規定所謂自由化就是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這樣一來，就不會重複過去搞運動的那種錯誤。後來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繼續搞下去，搞到十三大，那麼十三大就沒法開了，無論如何十三大應該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
在反自由化的氣氛下，當時那股左的勢力，鄧力群他們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化；竭力想重複過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經濟領域。用他們的說法，就是不僅要批說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幹自由化的。所謂幹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開放的人。在鄧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黨校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提法，說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不能並提，一個是綱，一個是目。他們還說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破壞了農業合作化的基礎，毀掉了農村的合作化。
針對出現的這些情況，我找鄧小平談了我的看法。我指出黨內有些老人想通過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如果沒有相應的輿論準備，十三大很難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所以我準備講一次話，鄧非常贊成，十分支持。於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作了一次講話。我說，自開展反自由化以後，大的形勢已發生了變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後主要是進行日常教育。我還說，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而長遠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擾。我舉了許多思想理論戰線從左的方面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觀點。「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說，5･13講話轉移了鬥爭矛頭，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轉到反左傾教條。這倒也是事實。
這就是說，他們原以為我會按照他們的意見反自由化，結果5･13講話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們。後來十三大召開，我定了個基調，給鄧寫了封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個基本點整個來講是反左的，更引起他們的不滿。這裡我特別說一下，十三大報告有這麼一句話，是講市場經濟的，但沒有用這個詞。我說要建立「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就是市場調節，國家只調節市場，當然是用經濟的手段，整個企業、整個生產是根據市場引導的。並說市場的作用是覆蓋全社會的。計畫和市場不是板塊，計畫主要是間接計畫，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是一種由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我還講到發展個體經濟等。在寫進十三大報告前，我給鄧小平寫了這封信，沒有送陳雲、李先念。他們對我這個觀念很不滿意，但也不好公開反對。
在這裡我要說有幾件事使他們特別不高興，懷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變了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胡啟立來管。我也建議鄧力群不主持思想戰線工作以後，可以作政治局委員，參加政治局會議。他讀書比較多，可以發表他的意見。我還說過，如果讓鄧力群主持理論工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會得到發展，中國不會有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理論發展。我下了這麼一個定語，這當然很快傳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時我還把他控制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即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給撤消了。當然，撤消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是鄧決定的，但是我建議的。這幾件事一做，改革開放的輿論加強了，鄧力群他們左傾保守、反對改革的面目就在國內外公開化了，使他們很孤立。雖然在十三大時我們提名鄧力群當中央委員候選人，然後進入政治局，但在差額選舉時他落選了。後來又提名為中顧委常委，但又落選了。他們以為是我搞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李先念、王震、胡喬木，甚至陳雲同志，對我非常不滿，以至懷恨在心。
王震雖然反自由化積極，但他是主張開放的，沒有想到他後來那麼仇視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到處罵我，公開罵，在上海，在湖北當著地方負責人的面公開罵，說我不是搞社會主義，說我學外國的東西太多，說我不懂經濟，把經濟搞亂了。陳雲是有分寸的，是講道理的。總之後來他們得出一個結論，我比胡耀邦還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沒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搶購風以前，治理整頓沒有提出來，他們在背後講或架空我。搶購風一起來，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時機來了，認為我把經濟工作搞糟了，把改革開放搞壞了，藉此機會散佈反對我的輿論，刮起一股倒趙風。
我的消息比較閉塞。因為我長期在地方工作，來中央時間不長，到北京後成天忙於工作，渠道比較少。所以至今對許多幕後的東西，我還是若明若暗。譬如說，一批人給鄧小平寫信反對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應該說，「六四」以前，在這樣一股「倒趙風」面前，鄧小平是一直堅定地支持我的，沒有受他們的影響。這從一些事情可以看出來。譬如那一陣鄧在許多場合說，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變。顯然中央有人想變鄧才說不能變。鄧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別的同志說，要我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以後，也就是李鵬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向改革開放發難以後，鄧知道此事很不高興。李鵬為此去鄧那兒解釋、表白，在這次談話中間，鄧向他講，趙要搞兩屆總書記，而且要他回去轉告其他政治局常委。當然李鵬也向我講了說是鄧講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鮮訪問前去鄧那兒，鄧還專門向我說，等訪朝回來後要談一下我搞兩屆的問題。當時醞釀了開會的名單，除了現任常委以外，還包括黨內幾位元老，這些人都參加。當時他還告訴我，我搞兩屆的問題，陳雲、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於他們怎麼談的，我不知道。
1989年過年鄧去上海前，我到他家裡，那次談得比較深。他對我說，他考慮了很久，還沒有向別人談過，首次向我談。說他想辭去軍委主席，要我任軍委主席。他說，看來他如果不完全退下來，還保留軍委主席的話，很難停止別的老同志的干預。他還說，看來只能這樣做。很顯然，他感到老人們干預太多，我不好辦。這大約是老人們向他表示反對我以後他的考慮。為了讓我能順利工作，他決定不再擔任軍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擔任職務，或者不再干預。
當時我堅決不同意他退下來。我說，現在經濟正遇到一些問題，大家議論紛紛，如果你完全退下來，我們很難辦。我說，東方政治與西方不同，在東方並不是你退下來他們就不干預了，也不是他們統統沒有了職務就不再干預了。只要這些開國元勛還在，要他們不干預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預了，他們干預，我們更不好辦。你在，我們還好辦一些。我向他建議，無論如何一年內你不要再提這個問題。我講了以後，他沉思了一會兒說，好吧，就按你的意見辦，一年內不再提這個問題。
從這段鄧的談話中，我覺察有人，也許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壓力，說我壞話，而鄧明確表示不受他們的影響，頂住了他們這些壓力。自1987年我擔任總書記之後，逐漸聚集起來的一批反對我的保守力量，雖然他們非常囂張地反對我，採用各種辦法反對我，但由於沒有得到鄧的同意，始終未能得逞。這種情況直到1989年發生那場政治風波後才改變。由於在對待學潮的問題上我同鄧發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絕按他的意見執行，鄧對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樣一來，一年多聚集起來的反對我的老人集團，才和鄧達成一致，結成聯盟，於是才決定撤消我的職務。
李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一個代表。他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李先念認為我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的話。他曾經通過王任重讓王全國傳話給我，說對幾位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一個人的話！這是最明顯不過地表明對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不滿。實際上他的話沒法聽，因為他是反對改革開放。
另一方面，如果說陳雲主要是維護第一個五年計畫時的搞法，如說一五期間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認為現在改革開放的很多做法對一五計畫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對改革開放持保留態度。而李先念則是文革期間以及文革後三年經濟徘徊的問題。因為這期間實際上是他在主持經濟工作。自從1958年陳雲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視以後，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長期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對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後三年徘徊時期經濟工作的成績非常不滿意。他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所以李先念特別反對我。
除了長期受計畫經濟的影響，思想比較保守以外，還有認為我只聽鄧的話不聽他的話，另外認為我對過去他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成績肯定不夠。李先念那麼不擇手段、不顧場合、不講原則地反對我，含有個人感情因素，不僅僅是觀點上的分歧，表現出一種仇恨，我認為就是這些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