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河
鐵流
流沙河（以上圖片來源皆為看中國）
鳴其嚶嚶，求其友聲，回歸時光，追憶青春……
右二代譚作人先生，在風雨六十年一文中深情地寫道：「如果以當年文匯報社論為標誌，全國性的引右反右政治大迫害，已經整整六十年了！六十年過去，當年一心一意為黨為國出謀劃謀或提出批評意見的民族精英，後來的右派老人，如今在世的，還有多少人？」
成都當年所謂斐多菲俱樂部右派七君子，如今存世僅石天河、流沙河、鐵流（曉楓）三人，其它四人丘原、茜子、遙攀、儲一天早己謝世。可是刼後餘生的他們，卻不能坐在一起品茗聊天，笑說往亊，把酒迎風，痛斥毛魔，老記著那些「爭取從寬處理」揭發檢舉的往事，何不一笑抿恩仇，坐在一起化解怨氣不是更好嗎？
提到60年前反右往事，使我唏噓不已，老淚橫溢。5O年代是個理想的社會，人人有理想，個個有抱負，而更多的青年人熱衷於文學，好像文學可以興利除弊，建設國家。我最早知道流沙河三字，是1951年夏在成都駟馬橋鄉搞土改，當時的《川西農民報》每週都要刊登一節他和茜子合寫的、反映農村變遷的長篇小說〈牛角灣〉，很是崇拜。
兩年後的1953年3月，我報名參加了四川文聯創作輔導部舉辦的文學創作班學習，才看見了流沙河真身。此時他的短篇小說〈窗〉很有軣動效應，引起我濃厚的興趣，有過短暫交談。自此我愛上了文學創作，視它為終生追求的職業。很快我的處女作〈蘭二爸〉問世於《四川文藝》月刊，「曉楓」兩字出現於省內報刊，頻率越來越高。
1956年4月，中共成都市委吃掉最後一家民營報紙《工啇導報》，改名為《成都日報》，為了增強報社黨的領導力量和編採隊伍的工農成份，時為土改工作團團長現在總編輯的張烈夫，硬將我從市委辦公廳調入成都日報社文藝組任編輯，主管詩歌、小說、散文，這樣與流沙河、茜子、邱漾、遙攀成為工作上的同志和朋友，與儲一天、石天河僅是點頭之交的相識。
在我們言之七人中，最有才華的是流沙河、茜子、邱原，可不久我的小說「風水樹」問世了，被譽為有李准小說「不能走那條路」的水平，被人改編為話劇公演並引起了熱烈討論。
在「雙百方針」和「文藝作品要敢於干預生活」的策鼓下，我的大毒草「給省團委的一封信」發表在《草地》文學月刊十月號上，在省內以至全國推起了掀然大波，與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並列。
可是榮譽、鮮花、掌聲，埋葬了曉楓文學創作的生命。寫真言實的人性小說為中共禁忌，毛澤東要的是歌功頌德，萬歲偉大，《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是不可觸犯的天條。全國知識人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誘惑下，昏了頭腦，均蠢蠢欲動。
《星星詩刊》於1957年1月創刊降世，流沙河一組補空頁的散文詩「草木篇」冒了出來。不知是違反了天條還是觸及了誰的利益？中尖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親自披掛上陣，以「春生」署名，在《四川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討伐檄文「百花齊放與死老鼠亂拋」，拉開了「有領導、有組織」大批判流沙河的活動，聲勢浩大，來勢洶猛。
忽如其來的大批判，激起了正義力量的回擊。反批判的義軍突起，石天河躍馬揮戈，其他人紛紛跟上。兩軍對壘必然界線分明，「七君子反黨集團」和「四川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就這樣形成定性，在」偉人」的欽點下成為最大一椿歷史冤案。勝者彈冠相慶，敗者保命嘶咬，「檢舉揭發，坦白從寬」，「靠攏組織，落石下井」，使昔日的朋友反目，到後來竟成為仇敵。「七君子小集團」多數入監，揹負重刑，不解與恩怨自此深埋心間。老死不相往來，連提說名字也十分反感！仇乎，恨乎，痛乎，難已說清？
我三十年拚殺商場，己非小度雞腸的文人，一切看得穿，看得淡，對於時代造成的謬誤，不再耿耿於懷。啇場的名言是「世界上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敵人！」
人生百年，相知幾人？我希望六十年後的今天，劫後餘生的三人能夠坐到一起，聊聊，敘敘，解開上歷史的那把仇恨的鎖，開開心心每一天！我們不再會有七十年，那時誰還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