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1月10日訊】12月外匯儲備大幅減少1079億美元,創單月歷史新高。究其原因,當月人民幣大幅貶值,加劇市場恐慌情緒,進而導致企業、個人競相換匯,資本大幅流出是主要原因。同時,考慮到當前股市與外匯市場的動盪加劇,且政策多有反覆導致市場信心不穩,如熔斷措施4天便夭折,政府明確表態沒有持續貶值空間卻大幅貶值,為避免黑天鵝事件,增強與市場溝通對於防範金融風險,確保中國經濟穩定,以及為國內市場化改革營造良好平穩外部環境意義重大,需要高度重視。
為避免外部金融風險加大,需要認真考慮如下三點:
第一 貶值成本如何考量
12月外匯儲備意外大幅減少,與8、9月誘因截然不同,與同期人民幣大幅貶值加劇資本流出有關。可以看到,今年8月11月中間價改之後,人民幣有貶值壓力,當時央行出手干預,同期外匯儲備分別減少939.29億美元與432.61億美元。而正是由於市場相信央行穩定匯率的決心,其後人民幣穩定且小幅升值,干預成本已然減少,甚至出現資本流入,10月外匯儲備增加113.87億美元。
相反,12月以來,央行態度卻令人捉摸不透,雖然表面上仍然表態人民幣沒有貶值基礎,但發布人民幣匯率新指數與權重,強調人民幣應該更加註重參考一籃子貨幣,考慮到12月之前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已然升值較多,上述表態被市場猜測為央行為放任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背書。
果不其然,12月人民幣大貶,從11月末的6.3962貶到如今的6.5882,貶值幅度高達3%,期間央行並未出手干預,市場預期不明之下,企業與居民預期反轉,大幅換匯與資本流出,外匯儲備下降1079億美元,反而再創新高,考慮到同期超過5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以及美元同期對歐元、日元走弱,資本流出情況更甚。
從此引發的一個問題是,貶值成本如何衡量?有觀點認為,央行放棄出手,讓人民幣對美元順勢貶值有利於降低過大的干預成本。然而,近來外匯儲備數據恰恰說明,人民幣穩定並不意味著外匯儲備必然下降,如8、9月出手干預之後10月人民幣升值之下外儲反而增加。相反,放任貶值,在危機時刻容易加速貶值預期,資本流出加劇,外匯儲備反而蒸發更快,其後要扭轉貶值預期,干預成本恐怕更高。
第二 貶值時機是否合適
毫無疑問,政策本身能否達到理想效果與時機的選擇聯繫緊密。12月初,央行表態要參考一籃子貨幣指數,新措施本身無可非議,相反,這是恰恰是繼811中間價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又一重要突破,是值得稱讚的。畢竟去年11月30日IMF批准人民幣納入SDR籃子,其後增加人民幣匯率獨立性是人民幣國際化未盡之路,也是增加人民幣需求,分散投資者金融風險的要求。
然而,時點選擇是否合適?將新公布的CFETS人民幣指數向前推算,不難發現2005年7月以來,CFETS指數與BIS公布的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高度相關,而在2013年中以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與CFETS走勢亦大致相同。選擇2010年6月重啟匯改到2014年美元反轉之間,美元匯率橫盤波動的時期推動這項改革壓力更小。
如今人民幣對強勢美元保持穩定已久,同期人民幣有效匯率,CFETS大幅升值,匯率高估,一旦脫鉤,風險較大,存在人民幣對美元大幅貶值風險?且考慮到當前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相繼淪陷,貶值預期一旦形成,容易自我強化,引發政策超調與資金的大幅撤離,進而又影響金融穩定。實際上,12月外匯儲備大幅下降恰恰說明上述風險已然加大。
第三 貶值預期如何引導
之所以有貶值預期自我強化的擔憂,在於當前央行在於預期引導的不足。不難發現,央行一方面表態人民幣並無貶值的基礎,一方面卻允許短短一個多月人民幣對美元貶值3%。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如何分辨,讓市場困惑。
此外,央行提出參考一籃子貨幣,這又有何深意,且多大程度上可信?是央行中期目標還是短期內就要實現?要知道早在2005年7月匯改之時央行便表態參考一籃子貨幣,但實際運行遠非如此,此次重提舊時目標,是動真格嗎?在操作程度上一旦美元對其它貨幣波動劇烈,央行是否能容忍人民幣對美元的大幅波動?
可以說,恰恰是上述預期混亂的加劇了當前的資本恐慌性流出,要想改變這種局面,最低的干預成本是加強與市場溝通,清晰的向市場傳達政策意圖,穩定市場信心。實際上,從經濟基本面而言,當前中國外貿順差仍處歷史高位,中國勞動生產率雖然下滑但在全球範圍內仍然很高,而且貿易條件大幅改善,人民幣大幅貶值確實沒有基礎,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壓力主要是因為美元自身的大幅升值。
因此,短期來看,對美元匯率的判斷以及穩定市場對於人民幣匯率預期至關重要。同時,藉助於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確保經濟企穩,有助於穩定市場情緒,避免貶值的自我實現。而防範匯率市場黑天鵝事件出現,恰恰是今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SDR以及G20峰會杭州召開的要求,也將為加速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特別是積極國企和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供良好外部環境,增強投資者信心,提高全球競爭力與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