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劉文典不畏蔣介石」的老故事,藉助現代網路,傳得更加沸沸揚揚。故事大意是:1929年安徽大學鬧學潮,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到校指責校長劉文典包庇縱容學生,劉文典不服,當面頂撞蔣介石,不稱「蔣主席」竟當面叫他「新軍閥」。蔣介石在盛怒之下動了粗,當眾打了他兩個嘴巴。劉文典不甘示弱,奮起還擊,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的肚子上……
這個「學者大戰元首」的傳奇,雖然細節多有出入,但總體並非空穴來風、有證可尋,魯迅的《知難行難》一文中提到了這件事,基本可信。同時,劉文典還講過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由此,其一代大師風骨光耀人生。
然而,同樣是這位劉文典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學校園裡,則徹底沒了脾氣。
劉文典在1949後被安排到雲南大學當一級教授,並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待遇不低。1956年他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曾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親切過問先生的學術研究近況」,劉文典在毛澤東面前表現出和郭沫若等文人同樣的謙恭,他在政協大會上發言,表示「很僥倖地、很光榮地趕上了這個偉大時代」。
如果事態一直這樣發展著,劉文典的人生也算是順風順水。但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開始了,劉文典和眾多中國知識份子一樣,在劫難逃。1958年反右「交心運動」降臨到劉文典所在學校——雲南大學。
伴隨反右深入,雲南大學開展了「向黨交心和大破資產階級法權運動」。在運動中,為了表達向黨交心要忠誠老實,雲大校黨委居然以「大躍進精神」發動群眾,在全校開展寫大字報和個人交心競賽。
再看看劉文典先生在運動中的表現。反右鬥爭後期,劉文典被校黨委內定為「中右」,校黨委安排劉文典在會上作檢查。起初劉文典檢查「避重就輕」,表露出對其批判漫不經心。當然,這樣的檢查沒有自己「脫褲子」,當然是過不了關的。
既然自己不肯「脫褲子」,那麼組織就強行「割尾巴」了。校黨委組織校員工進行一輪又一輪的「群眾大批判」,由劉文典所在的文史兩系教師聯合揭批他。這些人大都是劉文典的師兄弟級,高校民主黨派、高級知識份子,他們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揭批劉文典時,用詞之激烈前所未有。
經歷無數次會議批判後,劉文典終於身心疲憊,倒了。他首次在批鬥會上低頭「認錯」,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我的問題最嚴重,我需要改造」。
昔日大師,終於低下了高貴的頭,完成了隨波逐流的自我作踐。當然,同時,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盡頭。1958年7月一個深夜,他突發腦溢血與世長辭。
一向剛強固執的劉文典,為什麼平生第一次違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
在《炎黃春秋》的這篇文章中,劉文典的兒子提出了與我們同樣的疑問。對於父親在「忍辱自污」,他的結論是「父親已飽嘗政治鬥爭的無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對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當一個老人的命運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對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一個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無情打擊必會引發腦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可以說,劉文典家人的總結固然在理,但意猶未盡。如果延展開來,劉文典的命運可謂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縮影,同時也暴露出中國文人的三處「七寸」短板——先於文革,在反右時期就被拿捏了。
一怕斷糧。三十年代的劉文典,工作自己找,可以「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即使被本單位開除了,也不愁沒地方接受繼續工作,所以他能夠在校「不畏強權」;但五十年代的劉文典,工作都是政府統一安排,組織安排什麼你幹什麼,本校開除你就等於全國沒你容身之地,口糧就徹底沒地方領了。你怎麼還敢跟領導「鬥氣」?
二怕斷頭。因言獲罪在歷代都是常景,但動輒入獄殺頭則屬於「非常時代」,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可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預演。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文人即便不是很「過分發牢騷」,就因為一句話成為「現行反革命」掉腦袋的風險相當存在,「放言的成本」要比過去高數十倍,所以「自古膽子都是統治者給的文人」,便噤若寒蟬了。
三怕侮辱刑。這個是最厲害,也是最折磨人的。儘管中國文人大多膽小怕事,但有些也是很有氣節的,他們一不怕死,二不怕餓,他們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視死如歸」,但卻對人格和精神折磨的侮辱難以忍受。劉文典遭遇的反右從整風運動開始,動輒「脫褲子、割尾巴」,由親人同事戰友夥伴檢舉揭發,一把把刺刀扎到了人的心靈深處。劉文典這樣把臉面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文人,情何以堪?
劉文典「准自殺」八年後,文革降臨,「畏罪自殺」的人越來越多,自殺者大多是文人。文革結束後,連原文化部長、樣板戲的創作者於會泳、這樣在文革中風光無限的文化人也「畏罪自殺」了。因為粉碎「四人幫」後,於會泳被定性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他寫了近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請求「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結果得到「組長沒時間」答覆,深感會遭到昔日被整人同樣待遇,於是將自己刷牙杯中的「來蘇水」喝了下去。他不知道,三中全會後八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比起他所處的文革,已經漸趨文明,依他的作為,不至於死,甚至牢獄之災也未可及……
敢踢蔣介石的劉文典也好,創作現代京劇的於會泳也罷,雖然他們不是一股道上的文人,但同樣帶著對「非人道待遇」的恐懼而離開人世。他們不知道這個國家會離人性越來越遠,還是越來越近。如果時代作美,他們或都有成為大師的可能,留下更傳奇的佳話,但是,那終需一個文明的人性的制度環境,使每個置身其中的人免於恐懼而非無尊嚴苟活。
六十五年來,中國建設有1200多所大學,但沒有產生一個大師!!!原因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