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劫夫是中國近現代作曲家,曾為組織創作了幾千首用於給洗腦的政治歌曲,包括大量的毛澤東詩詞歌曲和毛澤東語錄歌曲,最為著名的就是曾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文革期間,他與妻子被關入「學習班」審查了五年多,直到「四人幫」被打倒之後的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死於「學習班」中。
李劫夫在教工人唱歌
《南方週末》曾發表一篇署名陳益南的文章《紅色音樂家李劫夫在「文革」中》,詳細的披露了李劫夫傾其一生為共產黨服務的創作生涯和最後因為「政治錯誤」被迫害死的悲慘下場。
據文章報導,共產黨員李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延安時期開始,一生中,他一個人就為共產黨譜寫了二千多首歌政治歌曲。比如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傳》、《蝶戀花》、《沁園春·雪》、《哈瓦拉的孩子》等等。
在文革中,他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還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
李劫夫的音樂創作,非常的政治化。但是他確是「誠心誠意」地以藝術的旋律和音樂的美感去為政治服務,而並不是生硬地將政治塞進歌曲。所以,他創作的歌曲,甚至連那些《語錄歌》,都能讓人傳唱,流行多年。
文革前,李劫夫擔任了瀋陽音樂學院院長。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他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遇到了周恩來。周對李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還真唱了幾句。受此鼓舞,李劫夫在災區便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一歌。
李劫夫一生中,擔任的最後一個官職,是瀋陽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1968年8月)。他的蓋棺政治結論,遼寧省委在1979年11月對他下達的決定,則是:「犯有嚴重政治錯誤」。而他最後欲擬創作的一首歌、並親筆寫下了的歌題,竟是《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
文章披露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李劫夫就已名列遼寧省文化局右派「侯選」的黑名單中。從延安時期開始就目睹過無數運動慘劇的李劫夫,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幸虧省委宣傳部長是他在延安時期的老上級,所以最好沒有抓他的右派。
1959年進行黨內「反右傾」,作為瀋陽音樂學院院長的李劫夫,卻沒能逃脫。瀋陽市委給他定了一個「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但是只需做檢討,沒有正式戴帽子。
文革開始後,像成千上萬的那些領導幹部一樣,李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對此,李劫夫只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
然而,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卻可能在之後對他發生的滅頂之災,預伏了危機。
瀋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李劫夫的。
「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李劫夫,1967年元月15日,便派專人將李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送信反映。
結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李劫夫的住處瞭解,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李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李劫夫與瀋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李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毛澤東文藝路線的。
這一來,李劫夫總算脫了一次難,回瀋陽安然無恙了。
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瀋陽後,僅過一個多月,在瀋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25週年的文章之理由,在瀋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以後一年多中,京瀋之間,來來往往,李劫夫便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間,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李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參入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大量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一歌。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出席了當年中央舉行的「八一」宴會。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強了他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而正是這事,導致讓他李劫夫最後陷入了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下屬的文藝機構「衝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的司令就是黃永勝。因此,從那時起,李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性關係。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多年沒見的老上級黃永勝(時任廣州軍區司令)。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李劫夫是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李劫夫將黃永勝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瀋音」後,李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乾兒子。
有了這層關係,李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李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項輝芳的往來,則更是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3月後,黃永勝正式調往北京,任總參謀長。
1968年初一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委託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項輝芳周邊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瀋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給在文聯找了一個小夥子,經帶給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均合格後,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李劫夫的隨行工作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見。接見中,葉群將李劫夫介紹給林彪,為李劫夫吹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接見後,林彪還送了李劫夫及其家人幾樣小禮物:二本《毛主席語錄》,二套毛澤東像章,一些治心臟病的藥等。
雖說事由「做媒」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後,李劫夫與張洛夫婦,便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在信中,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李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李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林彪的另一位愛將李作鵬家裡,偶爾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張洛便將它抄下,回瀋陽時,帶給了李劫夫。
這位當時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了癮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動私下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給譜了曲。後來,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吃了一餐飯。其間,李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並當場演唱了一下。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也不知是客套,還是真心。反正這事,李劫夫的罪已鑄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李劫夫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臺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而到十一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像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愈來愈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導了周恩來依然如舊,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文人集團而接了班。
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其他歌詞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了,問他寫什麼,李劫夫就告訴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張洛卻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李劫夫一聽,也就停止了寫作,並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給燒了。
後來,這兩口子之間說說話的事,卻在「學習班」中被掏了出來。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後,1972年過年左右的一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裡轟的一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頭蓋骨變得像木頭一樣了。她便問「學習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麼藥?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制不住了,什麼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裡有她莫名其妙寫的東西,如交待她與基辛格(美國國務卿)的「關係」等等。
正是在這個時期,她把李劫夫創作《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事情說了出來,成了他們長期受審、並永無政治上翻身之日的關鍵。
文章最後說,李劫夫夫妻是1971年10月20日,從錦州押到瀋陽,正式被軍隊戰士予以分別逮走的,爾後,被關進了地處瀋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專案「學習班」一辦五年多,直到「四人幫」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還沒有「散班」的信息。
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時多一點,因心臟病發作,李劫夫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年,遼寧省委的「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
這是中共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