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6月09日訊】首先介紹一下關於這封公開信的寫作和發表後的情況。我和公開信的主筆人古懿同學早就認識，去年在華盛頓紀念「六四」25週年的活動上意外重逢。我事先並不知情他寫這封公開信，他是寫好之後立刻把草稿發給我徵求意見。我僅就幾處細節做了改動，並特別提醒他就相關細節向當事人認證及徵求行家的意見。然後，我就立刻徵集聯署，半天內找到8個留學生簽名。我們原想盡量多徵集些簽名，並認真再修改一下公開信，等到「六四」前夕，找個合適的場合發表出來，沒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把這個草稿在網上發表了，而且有些網站已經轉載了。我們只好趕快把已有12人簽名的公開信的正式版發出去了，匆忙之下還漏掉了一位徐聞同學的姓名。
從簽署公開信至今，我都認為這件事的象徵意義遠比實際意義大，儘管我預料到最終不會有很多人簽名。實際上我們並不是年輕一代中第一批發表關於「六四」的公開信的，3年前（2012年）就有8位在美國的留學生發表了一封口氣較為和緩的致胡錦濤和習近平的公開信，希望中共十八大可以平反「六四」，並呼籲中共遵循普世價值，摒棄一黨獨裁。大家知道，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很多人對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所以他們這封公開信的平和口吻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便如此，當時也沒有更多的人簽名，而且也沒有引起較大的反響。
沒想到我們這封公開信發出去5天後，中共的《環球時報》就刊發了匿名社評來抨擊我們。更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在幾個小時後就心虛地在網上刪掉了這份社評，實際上，這對公開信起到了更好的廣告效應。截至6月3日，我們統計有五十多所國內外學校的學生在公開信上簽名，其中有國外的30多所院校，包括哈佛、哥大、UCLA等；國內有十幾所，包括清華、中科大、復旦，甚至還有一些中學生；當然還有些香港、臺灣的學校。雖然簽名人數仍然不多，但分布如此廣泛，還是讓我們感到鼓舞。有些人說籤名需要勇氣，確實相比那些同意我們公開信但不敢簽名的人，我們的勇氣是大了一點點，但比那些在國內並在公開信上簽名的人，我們這點勇氣算不上什麼。
雖然《環球時報》的社評為我們的公開信做了很好的免費廣告，但我對社評中的內容堅決不同意。社評就我們公開信中對「六四」屠殺的事實描述避而不談，卻臆想公開信的出臺過程，並且捏造出所謂「六四」親歷者的「共識」，最後還就如何看待歷史問題自打嘴巴。
比如，社評第一句話就說我們的信像是被人手把手教著寫出來的、充滿民運味的極端觀點。這個評論有錯有對。古懿早就說清楚了，這信是他自己用3個小時一氣呵成，沒有任何人指教他。至於說信中充滿民運味的極端觀點，那就對了，我們對此感到光榮。中共習近平政權兩年多來倒行逆施，變本加厲地推行集權專制，大肆抓捕民主人士和維權人士，我們當然不能再像3年前那封留學生的公開信一樣口氣和緩了。事實也證明，正因為我們在公開信中說到「劊子手不配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須受到審判」，才逼得中共做出反應。
社評第二段說，假如這封信真是留學生寫的，那就說明這些人在國外被洗腦了。這真是可笑，洗腦只能是在信息封閉的情況下才能出現，比如《環球時報》社評所承認的有網路屏蔽的中國。而我們來到言論自由的美國，又怎麼能被洗腦呢？實際上，古懿和我都是早在國內時就知道「六四」事件是共軍開槍鎮壓平民，但那時我們沒有任何機會就此事進行公開或即便是較小范圍的討論，只有在來到國外之後，接觸了倖存者，獲得了更豐富的信息，避開了言論審查對人們思考的限制，我們才可以直接討論這件事，從而認識得更加清楚了。所以，我們在國外經歷的不是被洗腦，而是反洗腦、「去」洗腦。
《環球時報》又說，當年親歷「六四」的青年學生在反思之後大多改變了觀點，達成共識，讓這一頁翻過去。這段話無恥到了極點，也和我的親身經歷完全不符。即便大多數「六四」親歷者口頭承認這種「共識」，恐怕他們中間沒有幾個人會不清楚，這實際是建立在中共暴力專政和言論管制的基礎之上的。所謂「翻頁」，實際上是中共試圖完全抹去人們關於「六四」的記憶。在國內，批評「六四」不被容忍；敢於挑戰官方對「六四」的說法則會被抓起來，比如譚作人、浦志強、於世文等等；在公開言論中，就「六四」這個詞也不能提。總之，絕少有「六四」親歷者會講述自己的經歷和觀點，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裡。
早在1990年，我剛識字不久，在地上看到一張舊報紙，其中提到「六四」事件，我很納悶這兩個普通的數字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就撿起報紙問家裡的長輩，沒想到他們嚴厲制止我詢問，讓我不要再想這個詞。話說回來，在我出國前，我僅兩次聽過「六四」親歷者在隻言片語中談及此事，都是對官方的負面看法。2004年時，中共狂熱地鼓吹鄧小平百年誕辰，我那時雖然已經知道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下令開槍，但這絲毫尚未影響到我對鄧的好感。有一次，我正津津有味地看鄧小平的電視記錄片，一位長輩拿起遙控器就換臺了，還鄙夷地說「再怎麼講他也還是個屠夫」。這話當時令我非常震驚，是啊，我是知道鄧在「六四」中的責任的，但此前根本就未想過親歷者沒有忘記鄧這樁罪行，而且歷史也會對此做出評判。後來，另一位長輩私下對我說「開槍的帳早晚還是要算的」，其實他沒提「六四」，但我知道他是在說這件事。這些都清楚地說明，如果不是中共嚴厲的言論封殺，所謂的「翻頁」根本就不可能，這也是為何我們在公開信裡說「真相隨時可能大白、繁榮隨時可能崩盤」。
社評還說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尊重這些現在50歲上下的「六四」親歷者，不應越俎代庖，狂妄地為他們代言，這只能說明《環球時報》的無知。二戰後，德國人在對納粹的反思中，恰恰是那些沒有經歷過納粹的年輕人因為沒有歷史負擔，更能積極地投入。中共的統治遠比德國納粹統治更糟，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害者數以億計，又有多少親歷者講述出來？所以這更需要年輕人努力去探尋真相。文革結束將近40年了，雖然官方徹底否定文革，但由於官方的壓制，部分檔案被銷毀，很多親歷者已去世，文革真相已經不可能完全被揭開了。「六四」過去26年了，雖然中共肯定「六四」鎮壓，但卻禁止人們談論，所以人們對當年之事仍然沒有充分的討論和認知。「六四」慘案和「八九」民運親歷者眾多，雖然有不少人講述過當年的經歷，但比起當年介入運動的人數仍然非常有限。我擔心的是如果中共獨裁長期持續下去，「六四」的大部分真相或許將被掩蓋。
最後我有個感覺，《環球時報》在文中屢屢污化民運人士，這實際上表明共產黨對年輕人接觸國外的民運人士感到恐懼，因為一旦年輕人敢於接觸民主運動參與者，他們就能感受到民運人士的理智、勇敢、正氣和愛國之心，並且發現中共那些所謂民運人士靠「敵視中國力量的資助，討些殘羹冷飯」的說法完全與事實不符。所以，我既希望民運前輩能更多地接觸、鼓勵後來者，也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勇於突破中共的限制，去接觸民主運動人士。
2015年6月6日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