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因為它的生動性和典型性，使讀者往往過目難忘，說的是：在嘉慶、道光兩朝久任軍機大臣的曹振鏞，晚年更是「恩遇極隆，身名俱泰」。他的一位門生專門請教他官運亨通的秘訣，曹振鏞回答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敢於講話，勇於任事，不免要冒各種風險，只有「多磕頭少說話」，才能八面玲瓏，四處逢源，在官場上一帆風順，扶搖直上。
這決不是一個特殊的個例，而是官場的普遍現象。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在談到守舊大臣們為什麼如此堅決地反對改革時說：那些「內位卿貳，外擁封疆」的高官們，「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始能獲也」，到了這個地位，只要「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就可以「從容富貴，窮樂極欲」。「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這些人「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可見，官員之固位擢升，不在於辦不辦事，能不能辦事，而在於熬年頭，善鑽營。
清代的最高統治者，並不是一點都覺察不到這些弊端，他們也曾設法採取一些措施來救弊補偏。康熙皇帝親書「清、慎、勤」的所謂「居官三字訣」賜給大臣，以為倡導，其中「勤」字就是勉勵大家要勤於政務，不要尸位素餐，玩忽職守。在三年一次稱之為「大計」的官吏考核中，「疲軟無為」是應加舉劾的罪名之一，得到這樣考語的要受革職處分。但是，官員們一味明哲保身，敷衍塞責，苟且模棱。
懶官、庸官們充斥朝堂，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統治機器失靈，政務廢弛，吏治敗壞，政治公信力低下。這既破壞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也傷害了本就生活得十分艱難的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所以，袁守定在《圖民錄》中指出：「疲是居官大病。所謂疲者，如疲馬然，策之不動也。然疲生於挨，朱子所謂挨得過時且過是也。」(卷一)官員一旦得了「疲」症，就像一匹鞭打不動的老馬，怎麼趕也是步履蹣跚，躊躇不前，而其根源恰如朱熹所說，因為抱著得過且過的態度，挨一天是一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是他們的處世哲學。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決定什麼樣的行為方式，「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
金庸齋在《居官必覽》中也強調：「倦最害事。」「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官員如果倦於政事，則「地方利病，應興應厘，漫不經心，百廢莫舉。」這樣沒有擔當的官，必然使「民困日深」，「民生日艱。」
有人以斷獄判案為例，揭露了庸官殃民的實情。每有命案發生，「有司之悠忽者」往往「遲延日期」，不予置理，直到「屍身發變」，才慢吞吞地趕到現場，「又以褻穢為嫌，遠坐他所，止憑仵作衙役混報，既未目擊，又不令兩造面質，草草訊供，游移通詳。」審案時又「聽斷乏才，優柔不決，經年累月，拖延無期。」最後只能「草率完局，鍛練成招。不但生死含冤，且有牽連拖累，致小民傾家蕩產，廢時失業者，深堪憫惻。人命如此，其他可知！」(田文鏡：《州縣事宜》)
對公事如此漫不經心，荒疏怠忽，又怎麼能在官場混得下去呢？他們有一個重要的手段和對策，叫做「彌縫搪塞」。他們對於「民間苦樂」雖然「漠不關心」，對於利國惠民之事雖然束手無策，不過「飾虛文以媚上司，習時套以規進取」這一套弄虛作假的手段，倒是得心應手，駕輕就熟。平時「但以簿書文移，彌縫搪塞，一生精神，用在酬應世態，綢繆身家之處，互相欺罔。」(陳弘謀：《學仕遺規》卷一)他們也並不是成天無所事事，閑居獨處，相反，他們時刻奔走於大吏之門，爭逐於宴會之場，簡直是忙忙碌碌，馬不停蹄，在「酬應世態」方面用足了「一生精神」。他們處事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就是「每事止圖可以回覆上官，不顧可對士民與否。」(徐牧輯：《牧令書》卷一)只要把上司糊弄好了，自己的官位也就坐穩了，老百姓的苦樂死活自然不在話下。
清代許多有關「官箴」的書中，對上面這種現象斥之為「偽」，是「仕途之賊」。與這種惡劣的官場習氣相對立，人們強烈地呼籲官員們應該「以實心行實政」，真正為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高廷瑤《宦游紀略》說：「官如何才為愛百姓」？作者自己回答說：「必有一副愛之之心，又必有一副愛之之力。無此心則撫摩噢咻，無非沽名市惠，是假之也，何有於民？有此心而才具精神不足赴所欲為，亦徒虛此愛耳。故真愛百姓者，以實心行實政，廢一不可也。」(卷下)既要有愛民之心，又要有愛民之力。心里根本沒有百姓，所作所為不過是沽名釣譽；說是愛百姓，卻沒有為百姓辦事的才具和精力，也只是空言虛詞而已。所以「實心」和「實政」，二者缺一不可。
真正心存百姓的官員，需要有一副熱心腸。就像方大湜《平平言》所說：「富貴利達，眼不可熱。民生休戚，腸不可不熱。腸不熱，則百姓之休戚，如秦越肥瘠，漠不相關矣。」王志伊為《勵治撮要》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提出，一個關愛百姓的官員，應該處處以為百姓興利除弊為念，做到「重民生，勤民事，薄民賦，保民富，寬民力，從民便，憫民窮，恤民災，除民害，詢民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