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2月21日訊】週三早間，揚·庫姆（Jan Koum）挑選了一個蠻有意義的地點來決定將他的公司WhatsApp賣給Facebook。庫姆本人，加上聯合創始人布萊恩·阿克頓（Brian Acton）以及來自紅杉資本的創投人吉姆·戈茨（Jim Goetz），驅車來到一座橫跨在鐵路上的廢棄白色建築物，這裡曾經是北縣社會服務（North County Social Services）辦公室，距離WhatsApp在山景城的寒酸總部只有幾個街區，今年三十有七的庫姆，當年曾在此排隊領過救濟食品券。就在這裡，他們三人簽下協議，將這個紅得發紫的聊天應用（雖然去年只有區區2,000萬美元營收）賣給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網站。
在加州山景城的老社會福利處，揚庫姆在門上簽署與FaceBook價值190億元的協議
據福布斯估計，庫姆持有WhatsApp的45%股份，如此算來他頓時擁有了68億美元的龐大財富。庫姆出生並成長在烏克蘭基輔一個小村莊，是家中獨子，母親是家庭主婦，父親是一名從事學校和醫院建造的建築經理。小時候住的房子既沒有熱水供應也不通電。因為電話費很貴，他的父母以前很少打電話。聽上去庫姆的成長環境還真不咋樣。不過他還是很懷念那段鄉村生活時光，這也成為他對廣告製造的喧囂如此深惡痛絕的主要原因。
16歲時，受糟糕的政治環境和社會上的反猶太氛圍所迫，庫姆和母親一起移民到美國加州的山景城，並通過政府援助項目得到一套兩居室的小公寓。他的父親一直留在烏克蘭。在美國上學的時候，媽媽為了省下文具開銷，在他的書包裡塞滿鋼筆和成打的蘇聯時期筆記本。這期間媽媽靠給人看小孩來養活家裡，庫姆也要給雜貨店擦地板來貼補家用。後來媽媽得上癌症，母子倆只能靠領取政府的殘疾救助津貼來度日。庫姆的英語說得很好，但他不喜歡美國高中那種隨便、輕浮的同學友誼。在烏克蘭，朋友指的是那種十幾年都混在一塊的好哥們。「在俄國，能真正看清楚一個人。」他說道。
庫姆在學校裡曾是個惹是生非的搗蛋鬼，不過這期間他從一家二手書店裡買電腦教材然後自學（看完教材後他又把書退回給書店），到18歲時已經學會電腦網路方面的技術。在網路聊天軟體公司Efnet實習的時候，他加入了一個名為「w00w00」的黑客團體，曾潛入矽谷圖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的伺服器，跟紅極一時的音樂網站Napster的聯合創始人肖恩·範寧（Sean Fanning）聊過天 。
後來他被聖何塞州立大學錄取，然後晚上在安永會計事務所當安全測試員掙生活費。1997年的一天，他來到布萊恩·阿克頓——在雅虎公司的工號是44——的辦公桌前，為他檢查安永的廣告系統。「你可以用‘有點特別’來形容他，」阿克頓回憶道，「他這人沒廢話，會開門見山地問，‘您這兒的政策是怎樣的？您是在這做什麼的？’」而其他安永的人一般都「婆婆媽媽」，會送你瓶紅酒什麼的套近乎。「總之，咱們別兜圈子吧。」阿克頓說。
實際上，庫姆也很喜歡阿克頓直來直去的處事風格。「我們兩人都不會繞彎子。」庫姆說道。六個月後，庫姆到雅虎面試，並得到一份基礎設施工程師的工作。被雅虎錄用後，他本來還打算繼續在大學唸書。可入職的兩個星期後，公司的一臺伺服器壞了，於是雅虎聯合創始人大衛·費羅（David Filo）給他打電話求援。電話裡庫姆一開口就說：「我在上課」。「你還上哪門子課？」費羅說道，「趕緊給我滾回辦公室。」在當時，費羅手下只有一個不大的伺服器工程師團隊，因此所有能用的人都要用上。「好吧，反正我討厭學校。」庫姆說道。於是他就乾脆退學了。
2000年，庫姆的母親因癌症病逝，這位年輕的烏克蘭小夥成了孤家寡人。他父親已經在1997年故去。這時候是阿克頓向他伸出同情之手，庫姆對此至今都很感激。「他邀請我到他家住。」庫姆回憶說。這兩個好哥們從此以後都常在一起活動，一起滑雪、踢足球和玩極限飛盤之類的。
後來的九年，他倆一同見證了雅虎的起起伏伏。阿克頓投資了網路泡沫，結果在2000年泡沫破滅時損失了數百萬美元。別看他現在對網路廣告深惡痛絕，當初他卻是全身心支持這門生意的，並且為雅虎2006年推出的廣告平臺Project Panama立下汗馬功勞。這是雅虎最重要的廣告平臺，曾經遲遲無法上線。「廣告方面的工作真令人沮喪，」他現在說道，「廣告即便做得再好，也沒法改善大家的生活。」他也因此變得心力交瘁。「在公司走廊裡，我能看出來這些。」庫姆說道。當時的庫姆也對雅虎很是不爽。在庫姆放在LinkedIn上的簡歷裡，對於在雅虎的最後三年，他只用「做了些工作」來一筆帶過。
2007年9月，庫姆和阿克頓離開雅虎，然後用了一整年來休養生息。他倆到南非玩了一大圈，沒事就玩玩極限飛盤。兩個人都曾向Facebook投過簡歷，然後雙雙被拒。「我們都屬於被Facebook關在門外的那一撥人。」阿克頓說。這期間，庫姆靠在雅虎工作時存下的40萬美元積蓄生活，賬上只出不進。2009年1月他買了一部iPhone手機，然後意識到當時已上線七個月的蘋果應用商店會催生一個全新的行業——手機應用。於是他去拜訪了朋友亞歷克斯·菲什曼（Alex Fishman）。菲什曼是個俄羅斯人，每週都邀請他的俄羅斯朋友們到他在西聖何塞的家裡辦披薩聚會並一起看電影，有時候會有40人之多。他倆在菲什曼的廚房台面旁一邊喝著茶一邊聊著庫姆開發手機應用的想法，一聊就是好幾個鐘頭。
「揚給我看了他手機裡的通訊錄，」菲什曼回憶說，「他認為，如果能在通訊錄裡每個人名的旁邊顯示出這人的狀態，會是件很妙的事情。」所謂的「狀態」，可以是這個人正在接電話，或者手機快沒電，再或者正在健身。庫姆可以做後臺工作，但他需要找個人來做iPhone應用開發。於是菲什曼向他介紹了伊戈爾·所羅門尼科夫（Igor Solomennikov），一位他在職業中介網站RentACoder.com上找來的俄羅斯開發者。
庫姆幾乎是立刻便敲定了WhatsApp這個名字，因為它聽上去像「what’s up」（譯註：一句問候語，意思是最近怎麼樣）。然後在他生日（2月24日）的一週後，他在加州註冊成立了公司，WhatsApp就這樣在2009年誕生。「他這個人考慮非常週全。」 菲什曼說。當時這款應用的編程還根本沒開始，庫姆已經在連夜動手創造後臺編碼，來讓他的應用能夠與全世界的電話號碼進行同步。「沉醉於」維基百科上一份國際電話撥叫前綴清單的他，為了更新成百上千個差別細微的區碼，將度過好幾個月令人抓狂的時光。
早期版本的WhatsApp會經常崩潰或者死機，當菲什曼在手機上安裝這款應用時，發現他通訊錄裡的幾百個聯繫人裡——大部分是本地的俄裔朋友——只有少數也安裝了WhatsApp。在聖何塞的一家Tony Roma’s餐廳，菲什曼將問題反映給庫姆，後者把這些都記在一本蘇聯時代的筆記本上，這是他好多年前從烏克蘭帶來美國的，一直留著用來記錄重要的事情。
幾個月後，當他跟阿克頓一起玩了場極限飛盤後，庫姆極不情願地承認，他可能應該放棄WhatsApp去找份工作。阿克頓阻止了他。「要這時候放棄，你就是個白痴，」他說道，「再堅持幾個月看看。」
蘋果在2009年6月啟用推送通知功能幫了大忙，這能讓開發者提醒那些沒在使用其應用的用戶。揚對WhatsApp進行升級，於是每當你更改了自己的狀態，例如「我在健身，不能通話」，它都會向朋友圈裡的每個人發送提示信息。菲什曼的俄裔朋友們開始用它來設置有趣的訂製狀態然後相互通知，比如「我起晚了」或者「我在路上了」。
「有時候它變成了一種即時聊天工具，」菲什曼說，「我們開始用它來相互打招呼，然後就會有人回覆。」住在聖克拉拉的揚用他的蘋果電腦觀察著這種狀態的變化，並意識到他無意之中創造了一種信息服務。「在以前，如果誰能用一部始終隨身攜帶的設備，與遠在世界另一頭的誰進行即時聯絡，曾是非常牛的事情。」庫姆說道。
當時全世界有且只有另外一種免費的短消息服務，那就是黑莓的BBM，但是它只能在黑莓手機上使用。另外也還有谷歌的G-Talk和Skype，不過WhatsApp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的登錄賬號就是你的手機號碼。於是庫姆發布了WhatsApp的2.0版本，添加了聊天功能，然後活躍用戶頓時猛增到25萬。他找到當時還賦閑在家的阿克頓，向他提出了自己另一個當時絕無僅有的創業構想。
兩人坐在阿克頓廚房的餐桌旁，開始用WhatsApp相互發送信息。當時WhatsApp已經啟用它那著名的雙鉤標識模式，用它來顯示對方手機已經接收信息。阿克頓意識到，WhatsApp的簡訊體驗可以做得更豐富、更有效——當時用所謂的「彩信」服務向別人手機發送照片或者媒體文件經常會遇到問題。「網際網路全部的開源財富都可以供你調遣。」他說道。
曾有段時間，他和庫姆把紅岩咖啡館當成了戶外辦公地，這是位於山景城加利福尼亞街與布萊恩特街路口處的一家創業咖啡館。時至今日，這家咖啡館的二樓還滿是把筆記本電腦擱在歪歪斜斜的桌子上，安安靜靜地寫代碼的人。阿克頓和庫姆就常在二樓出沒，阿克頓做各種筆記，庫姆則埋頭敲字。到了10月份，阿克頓從五位前雅虎同事那弄來了25萬美元種子投資。作為交換，這些人獲得創始人身份，並分得股份。同年11月1日，阿克頓正式加入WhatsApp。（直到賣掉公司前，這兩位創始人仍總共持有超過60%的股份，在科技初創公司中算是多的。據信，庫姆持有的股份要多一些，因為是他在阿克頓加入的九個月前實施了最初的創業設想。據說幾位早期員工擁有接近1%的股份，相對而言也算相當多了。庫姆拒絕對此事置評。）
兩位搭檔收到iPhone用戶鋪天蓋地的來信，很希望WhatsApp能夠發展成一項國際性的免費信息服務，並說他們用諾基亞和黑莓手機的朋友們想死了WhatsApp。在考慮開發安卓版後，庫姆又聘請住在洛杉磯的老朋友克里斯·佩佛（Chris Peiffer）來製作黑莓版的WhatsApp。「我曾經質疑過，」佩佛回憶說，「大家不是有簡訊可以用麼？對不對？」庫姆解釋說，在不同國家，簡訊實際上是要被計量收費的。「它已經沒戲了，」庫姆說道，「就像從70年代苟活至今的傳真機一樣，簡訊是一項將死的技術，淪為電信運營商榨錢的機器。」當佩佛看到令人瞠目的用戶增長形勢，於是決定加入。
通過他們在雅虎的關係，他們獲悉一家初創企業正在轉租伊芙琳大街旁一座改造倉庫裡的辦公空間。這座建築的另一外一半全都被Evernote公司佔用，並且最後把庫姆他們趕了出來，租下了整棟樓。當時的他們，取暖是靠裹毛毯，辦公是用廉價的宜家桌子。那時的WhatsApp都沒錢弄塊自己的招牌。「那時候他們給我指路說，‘先找到那棟Evernote樓，繞到樓後面，有一扇沒標誌的門，就是那。’」 作為WhatsApp第一批黑莓工程師之一的邁克爾·多諾霍（Michael Donohue）如此回憶著他到公司第一次面試的情形。
由於庫姆和阿克頓在起步的頭幾年都不拿薪水，所以公司早期最大的開銷是向用戶發送驗證簡訊。庫姆和阿克頓當時是通過Click-A-Tell這類簡訊代理商，其收費之貴與搶錢無異。美國境內的每條簡訊收費2美分，但是發到中東的話，每條要收65美分。目前簡訊驗證每個月還要花掉該公司大約50萬美元。這塊的成本在當時雖然沒有那麼高，但還是足以吸乾庫姆銀行賬戶裡的每一個銅板。幸運的是，WhatsApp逐漸獲得了一些收入，到2010年初時，大約每個月有5,000美元進賬，足夠支付當時的各項成本。創始人有時候會把這款應用從「免費」改成「付費」，目的是為了不讓業務增長過快！2009年12月，iPhone平臺的WhatsApp進行升級，可以發送照片。令他們震驚的是，在下載收費1美元的情況下，用戶增長速度竟然還在加快。「你知道嗎，我覺得咱們其實可以一直保持收費狀態。」阿克頓對庫姆說道。
到2011年初，WhatsApp一度闖入美國應用商店的全類型排名前20強。在一場點心餐會上，公司裡有人問庫姆，為什麼不請媒體來宣傳宣傳這件事。「營銷和上新聞會激起塵埃，」庫姆回答說，「而那會瞇了你的眼，這樣的話你就沒法專注於產品了。」
風險投資者們不需要媒體告訴他們WhatsApp有多麼火。庫姆和阿克頓曾趕跑了所有前來洽談的風投。在阿克頓看來，只有公司撐不下去了才會引入風險投資。但紅杉資本的吉姆·戈茨（Jim Goetz）靠著鍥而不舍的精神，用了八個月時間不斷溝通，終於讓兩位創始人點頭答應。戈茨曾經接觸過十幾家聊天軟體公司，例如Pinger、Tango 和Baluga，但WhatsApp顯而易見是其中佼佼者。而讓戈茨沒想到的是，這家公司竟然已經在掙錢納稅了。「在我的風險投資生涯中，這是絕無僅有的.」他說道。最終，他在紅岩咖啡館找到庫姆和阿克頓，並接受他倆機關鎗式的拷問，還承諾不會強迫他們接受廣告模式，而是扮演戰略顧問的角色。最後他們同意接受紅杉資本的800萬美元，而在那之前他們只得到過那筆25萬美元的種子資金。
兩年後的2013年2月，WhatsApp的用戶基礎擴張到大約2億活躍用戶，員工達到50人。這時候阿克頓和庫姆才覺得該籌點錢了。「這是為了以備不時之需。」阿克頓說起他母親以前經營貨到付款快遞生意時，就經常因為沒有現款付工人工資而失眠。「不會有人想處在付不出工資的境地。」於是他們決定進行第二輪融資，而且是秘密進行。紅杉資本願意再拿出5,000萬美元，相當於對WhatsApp估值15億美元。當時，阿克頓將WhatsApp的銀行賬戶頁面做了個截屏，然後把圖片發給戈茨。上面顯示公司賬上有825.7萬美元，超過了這些年來獲得的所有投資。
現在WhatsApp的錢袋子已經比那時候更加充實，於是阿克頓找到一位本地辦公物業的業主，有意租下街角處一棟新的三層建築。這位業主不知道WhatsApp，但只要有錢就什麼都好說話。這棟新樓目前還在建設中，今年夏季竣工後WhatsApp將搬進去，擴大成一家上百號人的公司。
2014年2月初的一天，庫姆開著他那輛保時捷從新樓旁駛過，趕著去上他的拳擊課。他經常「逃課」，而且這次也遲到了。他會不會終於願意在新樓上裝個「WhatsApp」的招牌？「我找不出要弄塊招牌的理由。那是自我膨脹的表現，」他帶著嘲笑的口吻說道，「我們都知道我們是在哪辦公。」過了一會，他在聖何塞一棟普通的街邊建築旁停下，拿起運動包，走進一間燈光昏暗的健身房。一位小身材、嚼著口香糖的私人教練正站在一個轟鳴著說唱樂的大音箱旁等著他。「他喜歡卡內（Kanye，註：美國說唱歌手）的歌。」這位教練笑著說道。他高舉著一對訓練手靶，等著庫姆揮拳——雖然出拳不快，但卻力量十足。庫姆每隔幾分鐘會坐下來歇一歇，取下手套，查閱阿克頓發來的工作信息。說到庫姆打拳的風格，教練說他很專心。他不想像其他學生那樣去學跆拳道，就喜歡用拳頭。可以說，某個想要儘可能「直來直去」的信息服務也是如此。
沒錯，庫姆說道。穿好鞋襪的他一臉通紅。「我想要專心做一件事情，並且把它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