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12月16日訊】現在流行說「土豪金」、「土豪，我們交朋友吧」，不過這和我今天要講的「土豪」並不是一回事。當下流行的「土豪」稱謂，大概是指品位不高卻出手豪邁的土老肥、暴發戶，普通人對他們夾雜著羨慕、嫉妒與戲謔等複雜情緒。而我要講的「土豪」，則是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被國家機器消滅的那個群體。我的爺爺也是其中一員。
「土豪」的詞義我們可以梳理一下。西漢時已有「豪強」一詞，可看做「土豪」的詞根。西漢時的地方豪強，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級，或由鉅賈轉成，或由遊俠登堂，縱橫鄉里，乃至與郡守結盟，成為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勢力。漢景帝時對地方豪強即有少數舉措，至漢武帝時始對他們展開全面打擊。
漢武帝時期打豪強，首先是政治目的，又分為中央朝廷維護統治目的與地方官員維護個人地位之政治目的；其次是經濟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權與地方豪強在經濟領域的二元對立，打壓豪強的手段常表現為「國進民退」；最後才是微不足道的民生目的，整頓社會秩序，減少豪強兼併，改善黎民生活。
到魏晉南北朝，「土豪」一詞正式出現了（如《南史•韋鼎傳》：「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所謂「土」，就是地方，「土豪」就是地方實力派。當時的文獻中，「土豪」多是跟「鄉望」連在一起的（如《宋書•殷琰傳》：「叔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土豪鄉望代表著地方有聲望有資源的階層，而打土豪運動，則意味著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之間充滿緊張、此消彼長的關係。
朝代鼎革之際，土豪一般都沒什麼好下場。這時候社會結構通常都會被打碎，本來處於上層的土豪，多會被底層的憤怒群氓給掀下馬來。我讀明末清初的筆記，血腥記載隨處可見，譬如姚廷遴的《歷年紀》，就有詳實生動的述錄。
不過「土豪」一詞真正進入到大眾心中，大概要到1920年代，秋收起義「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之後。那是中國共產黨崛起之初，它用仇恨和利益來點燃群眾之火，得心應手，以後數十年裡，這手段一直在使用。
到1950年代初，「土豪劣紳」再度成全國熱點人物，這次他們隸屬於「反革命」群體。
我的爺爺宋森友不是土豪，但他是劣紳，終於難逃一死。
爺爺在1948年考上國民黨的縣長培訓班，然後在四川犍為的福祿區當了區長。當時福祿是一個窮山惡水的山鎮，三面背靠巍巍高山，一面臨水——波濤洶湧的大渡河，俗稱銅河，正如郭沫若自傳中所言，「銅河——土匪的巢穴」。
那時的福祿，只有幾條窄碎的青石板街道，除了在全鎮地勢最高的十分氣派的王家大院外，剩下多是破爛茅草房裡雜夾的幾間瓦房。幾百斤重的大青石條砌成三米寬的城門，每到黃昏，城門就關上了。
爺爺下車伊始，就著手對出沒在深山老林中的土匪安撫招編。歷盡艱難險阻，終於消弭了福祿四周讓人談之色變的匪患。福祿居民自發送來「一方平安」的大匾，彪悍山民還將在深山獵殺的老虎皮，送給爺爺做褥子。
為治理好這個山高皇帝遠的小鎮，爺爺費盡心思，還讓他的大女兒（我的大娘）嫁給當地首富王家長子。誰知這聯姻後來竟給我大娘帶來數不清的磨難。1950年後，王家被清算，大娘的公公被槍斃，丈夫則被判無期徒刑，她一人拉扯大兩個孩子，當鄉村教師、短運站工人等。
1950年犍為歸於中共統治。爺爺以「社會賢達」身份迎接解放軍進城，積極參與維持本地治安。1951年初的一天，爺爺外出理髮，久久未歸。傍晚，理髮師倉皇而至，告我奶奶說，「宋先生被軍管會押走了」。我二娘從福祿匆匆趕回犍為，軍管會頭頭同意她去探監。二娘來到監獄，面目全非的爺爺在她手心上寫了一個「走」字，低聲說，「越遠越好」。
不久，又有人給我奶奶傳話，說她可見爺爺一面。隔著鐵欄，爺爺指著一張紙上寫的三男四女姓名，一一詢問平安與否，奶奶淚流滿面、頻頻點頭。爺爺將紙片交給她收好，回家後，她才發現還夾著一張小紙條，上書「親友如相問，冰心在玉壺」。
1951年4月1日，爺爺與其他4人被槍殺在犍為西城門外，均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噩耗傳來，奶奶當即昏厥，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進。爺爺後事，全靠親朋料理。有人乘夜送來上好的楠木棺材。次日匆匆葬於犍為鄉下塘壩之地。今已無從覓跡。
英國史學家伍德沃德於《英國簡史》三版序言中說，歷史學家在追述少數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時，還應永遠記住許多未曾留下蹤跡的人。他們可能是千百年前的農夫或工匠，艱難困頓，隨時可能屈從於入侵者的暴力；他們也可能是千千萬萬個小康境遇的無名小卒，常處於被當時的政權和制度吞噬的危險之中。
現在我講爺爺的故事，也是紀念那千千萬萬在大時代中被吞噬的無辜生民。
據學者辛灝年研究，在中共建政前後，在所謂新老解放區，從沒停止過鎮壓反革命。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約二百萬人，另有特務分子六十萬人，反動黨團骨幹六十萬人，共三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清匪反霸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殺得不夠的中共中央又發下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斷言「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上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偏向，以致猶有大批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份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要求各地「當殺者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
1951年，中共基於朝鮮戰爭和農村土改的需要，進一步發動全國範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當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鎮反必須「嚴厲地大規模地進行」。1951年1月30日毛澤東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殺人較多的地區應停一下以便總結經驗」外，又指示「其它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後來，毛又批示：「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在全國範圍內殺人而論比例，古今罕聞。（張思之老先生當時在北京，是法院的律師，他在這次嘉年華會議上回憶說：「用不著審，法院成了擺設。鎮壓反革命運用的是所謂軍法處的名義。軍事委員會、軍法處一紙佈告，就宣判一個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記錄殺了200多人，我自己經歷過的一天殺70多人。搞掉這些人命，統統都只需要一紙佈告」。）
緊接著，1951年2月21日，毛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該條例將死刑擴大到了十數行，量刑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槍斃，遂在全國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狂潮。所以薛蠻子應該慶幸，他不是落在老毛時代，如果薛蠻子在老毛時代，恐怕連上新聞聯播的機會都沒有，直接斬立決。
1950年代的鎮反運動是非常殘酷的，大約300萬人包括我爺爺在鎮反運動中遇難，絕大部分都是冤殺錯殺。「反革命們」基本都未經公開審判，區一級的軍管會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性命。從抓人，羅織罪狀，到宣判，到執行死刑，只需要基層一級的政權就可以放手做完，可說是「鎮反一條龍服務」，其手段殘忍而愚昧。
那些被鎮反的人，就像無甚價值的紙錢，新政權隨手往火中一扔一大把，然而，他們卻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著各自深愛的親人！
現在來看，鎮反第一個對象，是前國民黨政府成員、前國民黨軍官等群體，這是鎮反最主要的對象。其次是當地士紳，也就是地方的知識精英、商業精英或鄉村精英。然後還有地方會黨、擁有暴力資源的匪徒等。
鎮反不是群眾運動，雖然也會發動群眾批鬥反革命，但抓捕、宣判、執行的都是政權骨幹成員，而且是貫徹從中央發布的指令。當然地方上也有人趁機挾嫌報復、私自加碼，濫捕濫殺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鎮反看上去是為了朝戰和土改，但我們眼光再放遠點，即可看出它實質上是新政權為了「格式化社會」而必須要做的事。如果地方精英不被摧毀殆盡，國家政權就不可能插入到村社一級；如果個人仍然有士紳社會這個緩衝區域，就不至於直接面對無情的國家機器，而為其任意索求、上下其手。
在傳統皇權時代，中國一直是有社會的。1949年以後社會才基本上被「格式化」了。皇權社會是專制的威權社會，不是專政的極權社會。威權和極權的區別在於什麼呢？在於如何對待社會。威權是要管制社會，極權卻是要徹底格式化社會，也就是取消社會。從皇權專制統治到共產極權統治，漢學家魏特夫將這過程稱為「舊式的農業專制進化成工業極權」。農業專制雖然也有絕對的政治權力，但對社會與知識的控制是有限的。在工業極權政治裡，極權得到充分發展並具備全面控制力，不僅擁有絕對的政治權力，也完全掌控了社會與知識。
也有人問，這麼多年來，一直宣傳說鎮反殺的都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或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難道他們是無辜的？我想這麼回答：那些被鎮反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罪人（至少罪不至死），很多可能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如今人們對那個時代的地主、紳士的認知，很多是中了官方宣傳的毒手。
比如說劉文彩的水牢，比如說周扒皮的半夜雞叫，都是官方製造的神話，帶著臭不可聞的意識形態氣味。如今這些神話多被史學研究者攻破。
劉文彩的水牢是子虛烏有的，事實上也沒有幾個人會那麼變態，在自己臥室外面的地下整個水牢，成天聽別人受拷打的慘叫來催眠。劉文彩為其鄉里是做了不少好事的，比如修水利、興義田、辦義學、行荒政等。
半夜雞叫也被考證出來是假的。其實你仔細想想，一個地主每天都在三更半夜起床，學雞叫催雇工起床，他該是多麼喜歡自虐才做得到呀！根本就沒那麼回事。寫半夜雞叫的高玉寶，智商為負數。
而我爺爺，既是前國民黨政府官員，又是地方精英知識份子，自然在劫難逃。當福祿區長之前，爺爺家裡只有幾十畝田，不敷家用，就開私塾掙束脩，後來還教過高等小學。他去考縣長培訓班，也是想解決一大家子人的生計問題。
爺爺的書法繪畫很好，樂山當代有個畫家叫李道熙，就是我爺爺的學生。道熙先生以前曾跟我說，爺爺多才多藝，不止會書畫，還懂音樂，長得也帥，有點像孫中山，但比孫中山高。他還笑著說我的長相不如我父親，我父親的長相又不如我爺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爺爺被鎮反後，至今我們都不知道他的墳墓在哪裡。這麼多年，我和姐姐只能給奶奶上墳，不能給爺爺上墳。更奇特的是，爺爺的名字都是我工作之後才知道。2000年，我問爸爸，爺爺的事情你怎麼老不跟我講，我爺爺到底叫什麼名字？那晚爸爸就跟我說了，爺爺叫宋森友，森林的森，朋友的友。具體情況沒有多講，只提了一下，1951年，因他當過國民黨的區長，在鎮反運動中被槍決。
幾年前，我父親的兄弟姐妹們團聚（七人還剩六人健在），我執著詢問，他們才分別向我講述了一些舊事。他們的命運也因為我爺爺被鎮反而改變。譬如我父親，是老三屆學生，高考時考了峨眉最好中學的第一名，卻因成分問題而「不予錄取」。我三伯更悲慘，1957年他在西安被打成右派，墜入牛鬼蛇神魑魅魍魎的苦海，20多年後才重見天日。他刻了三個閑章來描繪自己的一生：金陵學子、長安鬼神、渝州人老。民國時期他在南京一所大學就讀，青壯年時在西安任教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初在重慶得到平反，這時他已垂垂老矣。
三伯之前基本不跟我講爺爺的事情，也不講他自己的遭遇。他說，「共產黨要秋後算賬的」。
我現在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給我的家族父輩寫口述史。他們的經歷各自不同，有在最底層當搬運工的，有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做博導的，有在高校被打成右派的，有入伍後被迫嫁給軍隊幹部的，還有我父親，資質超群，卻在小地方當中學老師過一生。
我要盡我所能做好這件事，去採訪、去傾聽、去整理、去蒐集。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也是這代人的義務——記錄歷史中人的歷史，趁他們還健在，記下他們的眼淚，記下他們的皺紋，還有他們的體溫。
這就是我今天的講述，謝謝你們耐心傾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