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14日訊】透過歷史的層層迷霧，回望一千多年前屹立於東方大地，強大而繁榮的大唐王朝，蒼涼之情，唏噓之慨，不禁油然而生。
在輝煌的七世紀，大唐王朝的疆域；最東涵括朝鮮半島，最西亙至咸海之濱，最南抵達越南全境，最北綿延到廣袤的西北利亞。大唐王朝，君臨天下，威振八荒，並以海納百川的博大，恢宏自信的氣度，在華夏的土地上生長成為一個無比輝煌，無比強盛，無比榮光的盛世。八表九極，神韻悠揚，令人魂牽夢縈，無限神往。
追尋煌煌大唐王朝的輝煌蹤跡，必須從「貞觀之治」開始，是「貞觀之治」成就了輝煌的大唐王朝。
所謂「貞觀之治」，是史家們對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後的貞觀年間（公元626-649年），天下大治的稱謂。
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是治世，最起碼可以從兩點考量：一是人民是否安居樂業；二是牢獄在押人口與國民人口的比率。一個靠鐵拳和鐵窗治理的社會，肯定不是治世。《貞觀政要》載：「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其意思為：到了貞觀四年（公元630年），被判處死刑的，全國只有二十九人，刑法幾乎要閑置不用了。這就是治世。
治世必先治國，治國重在治官。距今己近一千四百年的唐太宗皇帝是如何治理官吏的呢？
貞觀元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對房玄齡說：官員貴精不貴多。濫竽充數的官員，如同畫地作餅，徒勞無益，請你們認真想想這個道理。要編定官員的職數，據此裁汰官員。房玄齡們立即行動起來，將全國文武官員定編為六百四十人（此前為二千多人，壓縮了三分之二）。《新唐書.百官志》載：「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省內」是指中央部委，「外官」是指地方要員。雖然六百四十與七百三十在數據精確上有差異，但官員總數包括中央和地方應無異。全國僅七百三十名（按多的計）領導，就能玩轉大唐，並能左右世界，簡直是天方夜譚般的奇蹟，但歷史確是如此。按現今我國東部沿海某省廳局級幹部就達到三千八百八十四人來計，是唐貞觀年間全國官員總數的五倍多。唐初全國官員的人數與如今的官員人數比起來真是小小兒科了！如果唐太宗重返人間，不知他會作何感想？他一定會搖頭嘆息，這不符合他的幹部科學發展觀。
好的政策需要制度來保證。《唐律疏儀.職制》規定：「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後人知而聽者，減前人置等一等；規求者為徒坐，被征者勿論。」也就是說，唐朝對中央和地方，通過編製「職員令」，實施官吏總量限制。如果設置官署超編以及不應設置而設置，就要動用刑法。超編一人，打長官一百大板；超三人，罪加一等；超十人，處徒刑二年。後任的官員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聽之任之，比照前任的罪行減一等查處。對於違規求官的人，處以徒刑。被迫違規做官的，不予處罰。依法行政，唐太宗成功地解決了官吏的數量問題。
除瞭解決官員的數量，唐太宗對官員的品德質量同樣極為重視。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太宗對吏部尚書杜如晦說：「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己受其弊。」可見，選擇官吏不能光看其是否能說會道，而不察其品行。否則，數年之後，其劣跡彰顯，雖處其刑罰，但當地百姓卻己深受其害了。
貞觀六年，太宗對魏徵說：「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法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用人之難在於識人。用了正人君子，則好人能得到勸勉；用了惡人，行為不端的人就會爭相鑽營。魏徵回答太宗曰：「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作用。」其意為：若用好人，即使其能力不夠，也不會成為地方大害。若用品行不好的人，再假設其能幹，則為害更多。亂世時重才不重德，太平時必須德才兼備，才能使用。這就是為什麼唐太宗特別重視官員必須德才兼備的原因。
貞觀年間，為何唐太宗身邊會彙集如此之多的經天緯地之人才，除了唐太宗的會識人，能容人，善用人，寬容大度以外，就是選人用人的「慎擇」，決不允許濫竽充數了。正是唐太宗這「千古第一」的幹部政策，使唐朝從初建時的百廢待興，迅速呈現出了「貞觀之治」；而蓬勃的「貞觀之治」，又成就了中華第一朝---煌煌大唐王朝。
一千多年過去了，中華大地經歷過數次四分五裂，但對煌煌大唐的想往與渴望，卻深植於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靈魂與精神中，讓人無時無刻不魂牽夢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