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倒塌後，東德普通百姓在一夜之間獲得了自由經濟所必須的各項人權自由，而這一點，正是東德經濟很快走出困境融入整個德國的關鍵所在。（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07月06日訊】中國和東德都是原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成員，而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二者又走出不同路徑。因而將二者捉湊一塊兒，看看它們是如何從同流合污到二水中分的，對正在轉型泥潭裡苦苦掙扎的中國而言，自有他山之石的意義。
上世紀九十年代，人類最偉大的事件是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而德國的統一，是其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我們不妨稍加追溯。1990年7月1日，以建立東西德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為內容的兩德國家條約正式生效，西馬克引進民主德國，東德地區隨之為西德所控制。10月3日，民主德國正式按照聯邦德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加入西德，東德原14個專區為適應西德的建制改為5個州。民德的憲法、人民議院、政府自動消亡，總理德梅齊埃到科爾內閣當特別任務部部長，原人民議院400名議員按比例選出了144名代表參加西德的聯邦議院。至此，存在了41年的社會主義民主德國，在不到一年的令人頭昏目眩的巨變中，從世界地圖上消失了。科爾未發一兵一卒，就實現了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需發動三次戰爭才達到德國統一的目標。
兩德分而複合後，原來的東德一度為德國的經濟帶來沈重負擔，並使其增長在統一後數年持續放緩。根據柏林大學所發出的文章，兩德統一的經濟代價約為一萬五千億歐元，比全國的國債還多。當時東德的弱勢經濟狀況及不切實際的兩德貨幣兌換率(當中滲透著政治動機)，令東德工業競爭力大幅下挫並使不少工廠倒閉，導致經濟重大損失。東德需倚仗每年一千億歐元的特殊補助來重建其經濟，而從西德提供的商品資助亦使西德資源緊缺。
兩德統一後，大部分前東德地區被「反工業化」，導致近20%的失業率。高失業率導致以千計德東人移居到西部找尋工作而令當地人口持續下降，以專業人士的流失尤其嚴重。柏林牆被推倒後，西德政府採取了很多措施來支持原東德的經濟建設，首先就是在原西德的公民中徵收眾所周知的「團結稅」，也就是說，兩德統一以後，為了加速東德的經濟建設，在西德的從業者中，按照收入的比例，增收一定的稅款投資東德的建設。德國政府採取了包括平衡社會保障、稅收優惠、鼓勵西部企業到東部投資等一系列促進東部經濟發展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對東部進行「輸血式」財政援助。德國政府從西部引進大量資金、設備、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使東部的工業體系趨向合理，產業結構逐步完善，並初步形成了以化學、電子和汽車製造為重點的經濟發展格局。值得指出的是，東德原來按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工業製造業統一後完全垮了——那種「傻大黑粗」的蘇式產品根本沒有競爭力，也沒有市場。為此，原西德政府毅然拋棄了原東德政府這些沒有用的工業。為了迅速振興東德，劇變之後德國政府採取一步到位的「輸血」政策，以龐大的財政支持包攬了整個東部地區的經濟改革，從1991到1999年，西部向東部「輸血」高達7740億馬克，為東部建立起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前東德公民的個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兌換成西德使用的馬克，這為前東德提供了其他東歐國家所無法企及的優勢，於是僅用了五年時間就全面實現了經濟轉型。前東德因為由統一後的德國政府包下來「買斷」，因而成為整個前蘇東陣營中轉軌代價最小、復甦最快的一員。
除了硬體金錢上的幫助，德國政府更大的手筆是在東部實現了由國家計畫經濟向社會市場經濟的轉軌。德國政府在東部經濟轉軌的方式基本上是以激進、快速實現經濟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和穩定化而轉向市場經濟為特徵的，其核心是快速的、大規模的以重新分配所有權為中心的私有化。這就是「休克療祛」，其結果是帶來了持久的經濟滑坡和經濟危機，但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產權基礎。1990年德國實現了統一。同年5月18日，東西德簽署了《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國家條約》，條約規定：「在社會平等和社會保障以及對環境負責的情況下，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實行社會市場經濟。」按此條約，東西德於1990年7月1日實現了以西馬克為主的貨幣聯盟和經濟聯盟，東部經濟轉軌全面展開。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一個與社會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制度在德國東部建立起來。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以自由競爭為基礎，國家適當調節和注重社會保障的市場經濟，即社會市場經濟是一個由國家保證每個個人在暫時性困難狀態下仍然能夠實現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市場經濟，是社會市場經濟的典範。換言之，東德普通百姓在一夜之間獲得了自由經濟所必須的各項人權自由，而這一點。正是東德經濟很快走出困境融入整個德國的關鍵所在。
原來東德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經濟，其基本模式是計畫經濟。計畫經濟體制的特點是國有制經濟佔絕對優勢；國家壟斷所有的經濟活動；社會經濟結構不合理，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比重過大；企業、國家資金嚴重缺乏；平均主義觀念統治人們的思想。在這樣一個經濟不發達，經濟制度缺乏活力，政治上帶有封建烙印的國家中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轉軌必然有其特殊的方式，這就是快速實現經濟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和穩定化而轉向市場經濟為特徵的。德國《明鏡》週刊曾刊發題為《失去的東部》的報導，指出統一以後德國東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差距依舊巨大：東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西部的73%，且大部分集中在公共事業部門，經過轉型，當前東德經濟水平已經達到西德地區的80%。兩德統一後，東部居民的收入普遍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全日制就業者的毛收入，由1990年7月平均1232馬克提高到1995年10月的3233馬克，提高162%，其中全日制就業女性的平均毛收入由1990年的1085馬克提高到1995年的3003馬克，提高177%；而男性則由1990年的1329馬克提高到3386馬克，提高155%。女性平均收入是男性平均收入的90%(西部為72%)。
因為東德的成功轉型融合，使得東德的礦產人力資源和西德的資本技術強強結合，盤活了整個德國經濟，與此同時，由於土地、人口發增加消費的增加，德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為強勁的國家之一。德國聯邦統計局發布報告稱，2010年德國經濟強勁復甦，增長率高達3.6%，超過政府原先預計的3.4%，為兩德統一以來最快增速。相比之下，2009年德國經濟下滑了4.7%。《經濟學人》曾對德國在歐洲和世界上的地位進行了評定，最終定位德國為世界上少數正在經歷強勁的經濟復甦的富裕國家之一，和少數不存在巨額赤字危機的富裕經濟體之一。德國嚴謹的財政紀律和強勢出口競爭力令它成為了如今的歐洲經濟火車頭，2010年的數據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反觀我們中國。在硬體方面——具體說，就是資金引進方面，我們做得並不比東德差。早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就通過招商引資方式廣泛引進外資：先是港澳，接著是臺灣，而後是東亞的日本韓國，最後是歐美發達國家。大致說來，從鄧小平1979年提出讓中國過剩勞動力與國際過剩資本相結合的「引進外資」政從策，到2008年外商大舉撤資，中國吸引外資正好經歷了一個駝峰型變化，其中2007年是駝峰的最高點。這一年，中國已連續16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達7,630億美元，世界500強中有480餘家到中國投資，不少國際金融巨頭還成為注資中國銀行業的「戰略夥伴」。較之西德從1991到1999年向東部「輸血」高達7740億馬克，中國的引資力度一點也不遜色。然而，為什麼中國至今沒有像東德融入西德一樣完全融入世界市場體系順利完成社會轉型？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沒有進行與市場經濟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或者說，中國的老百姓並沒有像東德人民那樣獲得完全的自由經濟所必須的各項人權自由。
中國人現在都把富裕作為第一要務，卻沒有想到有權利才能爭得和保住自己的利益。沒有權利的富裕只是沙上建塔水上畫畫，不說建不起，就是建起來了，也會瞬間化為烏有。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胡適才有「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從來不是一幫奴才建成的」的名言。所以，改革的價值追求為「基本權利的實現」比「富裕」更為科學。在個體人的幸福範疇中，富裕其實並不是最終目的，充其量不過是換取幸福的籌碼。用這種籌碼砌起來的維護幸福的堤壩對多數人來其實很脆弱，一場大病足可以讓這種堤壩頃刻坍塌，一套住房足可以透支終生的幸福。因而，以富裕作為改革所追求的目標並不科學。必須回歸人的基本需求，立足於有限的資源去看待改革的價值追求，把基本需求在需求系列中劃出來，變成一種人人皆有的平等權利。這些基本需要就是《聯合國人權宣言》中所包括的那十九條基本人權。
沒有權利的富裕不是真正的富裕，也不是長久的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