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國當下的金融風險因素正在積聚,另一方面「中國特色」又可能消解危機,未來的前景取決於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再平衡。
近期,各界對金融風險的關注與擔憂可謂空前。博鰲亞洲論壇上的各路專家不僅擔憂發達國家債務危機的死灰復燃,更是將焦點轉向中國影子銀行和政府債務的安全性。此前野村證券就直接指出,中國已經具備與歐美日爆發金融危機之前的相似特徵。雖說「唱空中國」是國際投行的「別有有心」和「慣用伎倆」,但這次似乎並非空穴來風,因為金融系統的確出現不祥之兆:雖說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普遍位於1%以下的安全區域,但不良貸款餘額卻普遍以兩位數甚至三位數(如平安、浦發等)的速度增長,增速令人咋舌;更讓各界不安的則是影子銀行這個重磅炸彈,其規模被普遍預估為20萬億∼30萬億元,相當於GDP的半壁江山和銀行貸款的三分之一。鑒於影子銀行「龐氏騙局」的色彩較濃,銀監會也坐不住了,開始發文件整頓,國內銀行股也接連遭遇重挫。由此,中國式金融風險是否會集中爆發,就頗值得細細深究。
這些年來,各種「唱空中國」的危機論調竟然都沒兌現,這本身就耐人尋味。亞洲金融危機後的國企危機轉化為銀行不良貸款,學界斷言「中國的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但此後國企改制、剝離銀行不良資產和銀行上市融資的改革紅利卻將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推向全球巔峰;近十年來陸續有專家唱空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但剛性需求卻支撐著房地產的火爆到如今都未熄滅;兩三年前地方政府債務浮出水面,郎咸平隨即預言「中國債務危機正式爆發,政府要破產」,卻不料地方政府債務借道影子銀行得以喘息。雖然各路專家的預判既有經典經濟學邏輯的推導,又有歷史經驗和現實數據的實證,卻每每對危機看走眼。因為危機本身就是多種因素合力的結果,是動態發展與自我調整的過程,以孤立靜態的分析框架和「以過去照亮現在」的思路來預測未來,自然是「計畫趕不上變化」。畢竟「上帝關閉一扇門的同時,也會打開一扇窗」,而且歷史也不會簡單地重複,正如不能以過去「看空中國」的論調都落空了,就據此斷定未來也不會發生一樣。
可見,要預判金融風險的未來前景,還需基於全息全維的動態考量才能探知一二。不可否認,當下的中國金融正進入各種危機因素的堆積期。一則,市場經濟有著金融危機的內在宿命。金融從貨幣中介走向自循環,本身就蘊藏了從膨脹到危機平倉的內在邏輯。當金融理財的體量較小、題材概念有現實紅利的支撐,以錢生錢的遊戲尚有騰挪的空間,而一旦金融過度膨脹、概念被過度透支,則擊鼓傳花的遊戲就會演變為多米諾骨牌的坍塌效應,美國的金融危機正是因為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透支了次級債的繁榮。當下中國的金融大混業浪潮也是緣於金融內在膨脹的邏輯,而一旦理財產品過度膨脹,並透支各種概念,也難逃金融危機的宿命。二則,實體經濟去產能將埋下金融地雷。近期,無錫尚德的破產讓不少銀行的貸款打水漂,而這不過是實體經濟去產能轉化為金融地雷的冰山一角。過去,從傳統產業到新興產業,都經歷了從產能大擴張到產能大過剩後的工業去產能,未來商業地產的過剩也將助推去產能化浪潮,由此金融系統的壞賬和爛賬也將水漲船高。三則,政府過度的債務風險隱患正在積聚。在宏調思維的主導下,政府救經濟卻讓自身背上沈重的債務壓力,光鐵道債就高達2.6萬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更是將近12萬億,「拿什麼來還債」成為明天的重要命題。四則,信息化與全球化放大金融的黑天鵝效應。信息化與全球化時代,資本呈現出高度的流動性、分散性和隱蔽性,從而顛覆了政府傳統的金融管控模式,一旦黑天鵝事件爆發,便迅速大範圍傳播。中國追隨西方金融路線的同時,金融前景的不確定性也在迅速增加。
雖說危機因素正在積聚,但對沖危機的因素也同樣存在,「中國特色」可能消解金融危機。
一、強大的行政力量可以給危機補窟窿。雖然「大政府」導致低效率和潛在危機,但同時也是堵截危機的力量所在。相對於西方,中國式的行政力量空前強大,強有力的行政監管與宏觀調控、龐大的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都是為危機補窟窿的潛在彈藥,就連擅長做空的索羅斯都盛讚中國的金融管制,表示「很放心」。
二、改革空間釋放危機緩衝的空間。一旦危機露出苗頭,將倒逼市場化改革提速,從而釋放制度紅利,如溫州的高利貸危機倒逼民間金融改革的試水,這種以改革來緩和危機的「特色」在西方卻難以尋覓。
三、戰略縱深提供危機緩衝的餘地。中國曾依靠從沿海到內地的戰略縱深推動產業轉移,而如今的人民幣國際化又增添了從國內到國際的戰略縱深,金融承受外部衝擊的同時,也開闢了向外轉嫁危機的渠道。
四、新經濟(310358,基金吧)與金融的嫁接化解危機隱患。事實上,中國正在成為新經濟的弄潮兒,2012年中國授予的專利同比增長25%,創新的威力可見一斑。一旦新經濟與金融得以結合,虛擬貨幣沉澱到實體經濟中,也就解決了「錢到哪裡去」的苦惱,化解貨幣自循環的危機隱患。
顯然,金融風險爆發的前景如何取決於上述正反兩大力量的較量。這兩種力量都是長期存在且自我強化的,因此,不可能出現一方完勝另一方的狀況,而只會是犬牙交錯、此消彼長的格局。中國式金融風險的前景也就呈現為「整體橫盤,局部危機,消化與轉化並存」的基本態勢,難以出現全面的危機。首先,有些領域的危機爆發不可避免。這往往是那些游離於行政管控之外的領域,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野蠻生長,並遭遇盛極必衰的瘋狂洗牌,如民間金融的高利貸、網際網路金融等領域,淘金貸、優易網、眾貸網等P2P網貸最終都紛紛倒逼。其次,有些領域的危機以「市場平倉+政府兜底」收場。如光伏危機中,江西地方政府就以財政兜底(如墊付工資等),但怎奈窟窿太大,政府力量也是杯水車薪,還是敵不過市場平倉。影子銀行量大面廣,一旦引爆後果難以想像,政府同樣不會坐視不管,但一些泡沫嚴重的理財產品還是難逃被蒸發的命運。最後,有些領域的危機以內部消化和外部轉嫁的形式來化解。如鐵道債、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等領域,政府本身就是金融的參與者,無法容忍危機的爆發,將會走「行政力量+市場化運作」的路子,要麼是靠財政注資、增加稅費實現危機的內部消化,要麼是搞債轉股、資產剝離來轉化危機,如從股市上圈錢來填補窟窿。但這些只是權宜之計,若危機的根子不除,日積月累之後,發達國家眼下的債務危機就將是中國未來的前車之鑒。
可見,無論金融的風險因素以何種形式收場,都離不開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之間的抉擇與平衡。因為,中國現存的危機和未來的潛在危機,既有市場化過度的成分,又有市場化不足的成分,歸根結底是沒能界定好政府與市場的各自邊界。由此,危機爆發與應對的問題,本質上就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失衡與再平衡——政府是選擇行政干預來對沖市場力量,還是讓市場化的危機來自行清理,還是以危機倒逼市場化改革,平衡政府與市場?按理說危機會倒逼市場化改革,但危機之後的溫州金改試點對外以市場化示人,內部卻依然是行政管控,金融領域的國民待遇還未開始兌現,民資進入金融領域的障礙猶存。由此可見,局部的危機很難對金融市場化有實質性鬆動,非市場化因素所累積的更大危機,才能真正推動未來的市場化改革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