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考進了淮南煤礦工業專科學校預科，從此由「走讀」的學生，變成「住讀」。吃在學校，住在學校。那時，這個學校不僅學費全免，還管伙食，甚至每月還有兩元零用錢，一年還發一套制服一套內衣，稱之為「包干制」。
學校的伙食不壞，早餐：稀飯、豆漿（未放糖）、饅頭都不限量，管夠。菜有咸菜、腐乳、油炸花生米等。經常有同學把各桌吃不完的油炸花生米收集起來，課間用以「香嘴巴」。午餐和晚餐是大米飯和饅頭，管夠。菜是每桌一臉盆，八人一桌，均分到各自的菜碗裡。女生多的桌子，餐後，桌子上或菜盆裡常常有不少被挑剔出來不吃的肥肉。可見油水還是蠻充足的。
1954年下半年，發現早餐的稀飯里加了不少土豆片，問生活委員是咋回事？回答說：「現在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每人糧食都定量配給。我們的定量不夠吃，加一點土豆補充。」不過，還好，吃飯還是管夠，沒有限量。
1955年，專科畢業，分配到重慶煤礦學校教書。這時，在食堂吃飯就得憑自己的糧食定量買飯票了。反正每月只有27斤，好在自己掌握，想吃就吃。但是，一到每月下旬總要差幾天飯票。不過，也還好，飯館不收糧票，飯票用完了可以去「下館子」。
1957年由於響應「幫助黨整風」的號召而中了「陽謀」，被冊封為「右派」，發配農村，勞動改造。我是1958年4月下到南桐去的。分配住在岩門農業社一戶貧農家裡，他家共有5口人，夫婦倆帶一個小孩，加上老兩口。我把當月27斤米和規定的幾元伙食費交給戶主，就和他們一起吃飯。只吃了幾天，糧食就沒有了，好在那時正是瓜、豆上市的季節，南瓜煮四季豆湯湯水水每頓可以吃兩大碗，當時還是挺有「飽感」的。但是畢竟其澱粉含量不多，發熱量不夠，瓜、豆不經餓，加上是體力勞動，兩三個鐘頭後，就感到很餓了。於是，向領隊的下放幹部反映，大有戶主「貪污」了我的糧食之意。後來領隊去一瞭解，才知道實行「統購統銷」和合作化以來，他家頭一年分的糧食每年都是吃到三四月份就沒有了。我的27斤糧食5個大人吃，當然幾天就吃完了。現在回想起我向領隊的匯報就臉紅髮熱，只好用「少不更事」無知來原諒自己。
我落戶的那家，的確堪稱貧農，老大爺經常半夜起來，睡在火塘邊的長木凳上，背朝著火塘，烤背。過一刻，再翻過身來，烤前胸。火塘裡的火是保持晝夜不熄滅的。老大爺說：「床上太冷，睡不著。」我到他的床前看過，根本沒有被子，只有一床黢黑的「麻絮」。注意：不是棉絮是麻絮，根本不可能「松泡」，加之千瘡百孔，像漁網一樣，怎能禦寒？已經是五月份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他們寒冬臘月怎麼過。老大爺說：他們還有一個方法禦寒，就是「沖殼子」。我感到很奇怪，「沖殼子」怎麼能禦寒？因為依我對四川方言的理解：「沖殼子」是「侃大山」、「吹牛皮」、「瞎扯淡」的意思。經過老爺子的解釋，我才理解了。原來是這樣的：農村的灶屋多搭有一層閣樓，也就是架了幾根橫樑，密密的排上一層竹竿，權當樓板，上面可以堆放雜物。苞谷（玉米）收穫了，把苞谷棒子外面那層殼子剝下來，堆在閣樓上，燒火煮飯時炊煙透過竹竿間的縫隙，可以將苞穀殼子烘烤乾，同時這些苞穀殼子之間也就儲蓄了很多熱空氣。人冷得遭不住了，鑽到這個苞穀殼的堆裡取暖，就叫「沖殼子」。
唉！翻身解放了已經8年的農民，還如此飢寒交迫，這就是「翻身解放」的滋味？
有一天收工回來，天已擦黑，戶主大媽遞給我一小碗煮熟的豌豆，說：「這就是今天的晚飯。」這豌豆是大媽從隊上堆放在他家屋檐下的豆秸上偷偷地剝下來的。我端著碗，坐在門檻上，望著東升的月亮，將一顆一顆的豌豆放入嘴裡慢慢的咀嚼。豆子剛剛煮熟，沒有煮爛，很有嚼頭，嚼著嚼著嚼出了甜味，好像吃的是兒時父親下班時買回來的糖炒板栗。那時，我們家住在南岸，父親每天坐輪渡過江到重慶城裡上班，糖炒板栗只有城裡才有賣的，那又是抗戰時期，我們這些逃難到大後方的難民，經濟境況都不富裕，每年秋季板栗上市，也就只能吃上兩、三次這種較貴的零食。哈哈，原來煮豌豆有糖炒板栗味道！我像發現了新大陸，將來有條件一定要大吃特吃我發現的這個「廉價糖炒板栗」。1978年以後，成家了，煮了幾次豌豆，卻總也吃不出糖炒板栗的味道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經歷的「瓜菜代」的日子。
我們下放的右派，一下去就規定每半個月必須向鎮上的公安派出所交一次思想匯報。初初聽到這個規定很沮喪，心想：「糟糕，把我們歸口到公安部門管理了。」後來發現這是「壞事變好事」：每隔半個月可以名正言順地向隊長請假去鎮上匯報思想。到了鎮上，先找一家飯館炒上一份回鍋肉買三兩米飯二兩酒飽餐一頓，殺一殺肚子裡的饞蟲。然後，找一個茶館，泡上一杯茶，攤開信紙，牽強附會地應付寫上兩三頁，如：「感到勞動的偉大，一定好好勞動，改造思想，不辜負黨的期望……」，交到派出所。估計他們根本就沒有看，因為幾個月來他們從來沒有對我們的思想匯報提出任何意見。
我比我的戶主，生活還是好許多，用他的話說：「老李，你半個月就可以去趕場‘炒個盤子’（下館子）打一回牙祭。我們呢……」。我的記憶中，在他家生活幾個月，他們沒有打過一次牙祭。
大煉鋼鐵開始了，也全部公社化了，1958年9月，我被調到萬盛農機廠（公社辦的），搞翻砂，吃公共食堂。這是「大躍進」的年代，是大吹牛皮的年代，是「糧食多得發愁」的年代，人民日報發社論《敞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幹活》。於是，在農機廠的食堂痛痛快快的吃了幾個月的飽飯。
翻過1958年，進入1959年，食堂天天吃糯米飯，說是倉庫沒有秈米了。起初，很高興，因為通常是逢年過節才吃糯米飯，現在可是天天、頓頓都吃糯米飯呀。吃了三四天後，越來越膩味，吃一碗，就不想吃了。但是，兩個鐘頭之後，就覺得餓了。既然秈米已吃光，糯米又能維持多久呢？
正在此時，接到通知，所有南桐的下放幹部和右派集中到桃子凼修公路，在整個修公路期間也是敞開肚皮吃飯的。到1959年10月路還沒有修通，突然宣布全部停止，又分到各個公社勞動改造。我單位分在興隆公社。
轉移的那天，上午收拾好行李，吃完早飯，每人帶上幾個充當午飯的大饅頭，不限量，隨便拿，然後往興隆公社進發。到達目的地，已是下午時分。生產隊長為我們幾個右派分配了各自的住戶。待我們收拾好床鋪已是該吃晚飯的時分，我們拿著飯碗來到生產隊的公共食堂，食堂管理員告知，食堂只開早、中兩頓伙食，晚飯自己解決。傻眼了，後悔早上沒有多帶幾個大饅頭。又一想，即使多帶了幾個饅頭，今晚解決了，以後的晚飯怎麼辦？這才意識到餓肚皮的日子又降臨了。
第二天早上到食堂吃飯，社員們都是一家一戶把飯打回去吃，只有我們幾個右派在食堂吃。打飯時，炊事員告知：「早飯、午飯都是半斤苞谷沙沙，他們（社員）都打回去勻出一些晚上吃。」飯打到我的大碗裡一看，也不過平平一碗，此前，我哪一頓不吃兩大碗飯？上午、下午都要幹活，要出力，半斤包谷沙沙還勻什麼？
由敞開吃飯，一下收縮到只吃兩頓，而且每頓只有半斤苞谷沙沙，這真是「下陡坡」。不吃晚飯，開始兩天經常半夜被餓醒，或者餓得睡不著。飯吃不飽，再加上睡不好覺，還要體力勞動，覺得這樣下去是個問題。清理一下「財產」，還有兩斤糧票，轉到大隊小賣部一看，有餅乾賣，雖然做得很粗糙又不怎麼甜，但填肚子還是很好的東西。花半斤糧票，買了一斤餅乾。每天晚上感到很餓時，就吃一兩塊餅乾。
社員們每家晚上還是要開夥的，屋周邊地裡的瓜、菜加上早 、午兩頓勻出一點苞谷沙沙，湯湯水水煮上一鍋。只有我們幾個右派，沒有鍋灶，也沒有瓜菜，只有干挨餓。後來，老趙想到一個好主意——捉青蛙。他說：「我有經驗，很好捉。晚上，青蛙在田坎上歇涼，用手電筒筒一照，它就不動了，上去一按，就捉到了。」於是，老郭把枕套當口袋，大家照老趙說的辦法，當晚捉了一口袋。第二天，一早起來，殺青蛙、剝皮，置於洗臉盆內留待晚上煮來吃。食堂管理員也很通泰，說：「晚上我們不開夥，你們把火捅開，鍋灶儘管用就是了。」
但是這樣的好日子沒有幾天，因為天氣越來越涼，青蛙不出來歇涼了。
生產隊又宣布，公社沒有糧食了，每人每天供應二兩毛糧。所謂毛糧，即未加工的原糧，例如二兩稻穀，如果加工成大米，只有一兩五錢。可見當時農村的糧食已經被搜刮乾淨到了何種程度！
一天二兩原糧當然是無法活命的。幸好，這時到了紅苕的收穫季節。紅苕不易貯存，不宜做公糧上繳，留在生產隊充作口糧。挖紅苕的時候，生產隊長宣布：大紅苕抬到保管室過秤，紅苕根根背到伙食團不過秤了。隊長開了這個口，於是中、小紅苕都一律作為紅苕根根背到伙食團，作為一天二兩毛糧的補充。
開飯時，食堂煮了一大鍋紅苕，每人每頓一斤半煮熟的紅苕，管理員用秤稱。每當輪到右派去打飯，稱紅苕的秤桿都翹到天上去了。社員們也沒有意見。農民們很憐憫、體諒這些說老實話遭整的右派。私下裡說：「只有你們讀書人老實，提意見。對共產黨老實話都說得嗎？他要我們放高產衛星，放就放嘛！吹牛皮又不要本錢。」
現在回想：在那時（1958年），共產黨賴以打天下的基本群眾－－農民－－就對自吹為大救星的共產黨不信任了。它幾十年來的統治，不是靠老百姓的擁戴，而是靠「忽悠」。然而，農民是很講實際的，忽悠得了一時，忽悠不了長遠。昨天把田分給人家，今天就把田收回去。弄得飯都吃不飽。很多農民都這樣說：過去，給地主「幫長年」，不要說吃飽飯，初一十五還要打牙祭；農忙時，要「打腰臺」（打尖）。
不開晚飯的問題依然需要解決。聽說鎮上有一家糖廠，用甜蘿蔔熬糖，倒掉的糖渣有人用來充飢。於是我到鎮上，買了一個熬中藥的砂罐，每晚煮一砂罐糖廠的垃圾－－糖渣－－吃。伙食團燒煤，不息火。不用火了，用煤把火封起來。我每晚都把火捅一個小孔，坐上砂罐，煮好後，再把火封好。糖渣真是「味同嚼蠟」，但是，心理得到了撫慰。一是它有一定的體積，足以撐起肚皮，驅逐了飢餓感。二是心想：總不會把甜蘿蔔的營養全部榨盡吧？總會殘留一點點吧。哪怕一丁點也是好的。
晚上，農村也不開會，睡早了也睡不著。一天晚上出去溜躂，不知不覺來到一間炕房。火炕上正在炕花生。炕花生的社員正在剝花生吃。看見我去了，說；「來，吃花生，自己剝。」哎呀，這花生真香呀！剝了一顆又一顆。吃了十多分鐘，聽見外面有人在說話，他說：「書記來了。」我一想：「糟了，大事不好，要挨罵。」開開門，拔腿便逃。遲了，一道手電筒筒的光束射到我的臉上。書記是五十開外的老農民，態度很溫和，說：「跑啥子嘛？不就是剝幾顆花生吃？……我知道你們晚上不開夥……這是集體的，下次不來就是了。唉！去吧！」後來，也沒有在會上批評過。對比後來在長壽湖受到的對待，我常常想：「中國的農民真是很厚道的。」
隊上常常派我們右派出公差，如：到集鎮去運種子、化肥、交公糧之類。雖說這是重體力活，但是，隊長知道我們城裡下來的人，身上一般都有點錢和糧票，這也是成全我們去下館子「炒盤子」，補充營養，是「公私兩利」的事情。早在1958年，重慶的飯館已經普遍憑糧票買飯。社員們哪有錢、糧票？年終結算，掙的工分，刨去買糧食的錢，不倒欠隊上的錢，你就算是能人了；糧票更難搞到。如果派他們去交公糧，挑上100斤的擔子走十幾里路，辦完事，沒有錢和糧票到飯館吃頓飯，還得餓著肚子走十幾里路回家吃飯。
我們的錢是原單位按月發的生活費。手頭的糧票就只有靠家裡支援了。我是單身漢，在重慶無親無故，只好向在北京工作的大哥求救。好在大哥經常出差，在火車上用餐無需糧票，省下來一些，每月給我寄來兩三斤。在那年月這可真是救命的寶貝。我校有一個右派老師呂聲振，老婆是家庭婦女沒有工作，靠他一個月70多元的工資，養活一家5口人。打成右派後，一個月只發15元生活費，要養活5口人吶。只有盡量刻苦自己，省下儘可能多的錢寄回去，哪有錢下館子？每次我們去出公差，他投過來的那道羨慕的目光，現在想起都令人心酸。他就是由於缺少這類補充，沒有拖過1960年，餓死了。
1959年12月，傳說我們可能要轉移到國營農場去改造。1960年1月，國營長壽湖農場來了一個幹部張有餘，說我們將轉移到他們那兒。他還帶來一株麥穗，宣傳他們那裡麥子長得如何好。一月份的南桐，麥子不過是像韭菜一樣的麥苗，而長壽湖農場的麥子已經抽穗了，大家都為前景的美好而欣喜。
1960年2月轉移到長壽湖農場。
1957年、58年的反右運動以及幹部下放運動，其實就是搞的一次幹部隊伍大清洗。凡是在整風中對共產黨提意見的，一律打成右派份子；不便打成右派，而又不足以信任的（如：家庭出身不好、歷史有問題、工作消極……）則以幹部下放鍛練的名義調離工作崗位。這些清除出來的人需要有地方安置，於是就設立了許多農場。長壽湖農場是其中之一。
長壽湖是修建獅子灘水電站形成的人工湖。農場的任務就是開墾湖區周邊的湖水消落帶土地。農場的組成人員除了右派和下放幹部外，還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和孤兒院長大安排來的青少年。
由於我是學機械製造的，我被安置在場部的機械廠勞動。吃飯在場部食堂。每月糧食定量21斤，平均每天7兩，再分配到早、中、晚三餐，就只能是2、3、2了。中午三兩米飯打到大碗裡只有半碗，兩三筷子就扒拉完了。原來在南桐興隆公社的食堂，秤桿翹上天，一份午飯起碼有兩斤熟紅薯，吃下肚，有八九分飽意了。這里根本沒有秤桿翹上天那回事，干飯用小木瓢舀飯，一兩一瓢，稀飯用鐵杓舀，一兩一杓，決不會多舀。每頓飯都是只有四五成飽。干的活是打鐵，當「下手」，掄12磅的鐵錘。上午10點以後，下午3點以後，肚子就空了，鐵錘掄起來，掄到最高點，由於肚內空虛，搖搖晃晃，鐵錘落下總是砸不到點子上，經常遭到師傅的斥罵：「你眼睛瞎啦？」「你沒有長眼睛嗎？」
在長壽湖農場的處境與南桐農村公社相比惡劣多了。下放幹部都是被組織上（中共）認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弄下來考驗的。他們自己很清楚，所謂下放鍛練，就是考察、考驗，表現好，可能早點調回原單位；表現不好，長期勞動鍛練。所以，這部分人都極力表現出立場堅定，與右派界限分明，對右派嚴格監督。在他們那裡聽不到一句同情安慰的話語，聽到的總是訓斥（還講一點道理）或呵斥（一點道理不講）。右派們處於被專政地位，只能沉默，不敢反抗，否則說你右派翻天。孤兒院來的，基本上是未成年人，不懂事，在「右派右派，是個妖怪，當面說好，背後說壞」一類兒歌的熏陶下，又耳濡目染，看到下放幹部是如何對待右派的，於是也跟著欺負右派。再有，就是一部分所謂的「歸隊幹部」，又稱摘帽右派。為了表現他已經回到人民隊伍，已經是人民的一份子，已經又有了對敵人專政的資格，也常常對我們吆五喝六。在長壽湖的歲月是我人生最屈辱的時期。以至於使我認為人的本性中潛在著壓迫別人的慾望：騎在別人脖子上拉屎。一旦有機會有條件，他就會去付諸實施。都是喝那個「階級鬥爭」狼奶的結果。
提出「博愛、平等、自由」理念的人太偉大了。
場部食堂有供農場領導幹部的小灶伙食，他們不必在窗口排隊打飯。他們在一個小房間裡，圍著一張大圓桌用餐，早餐：牛奶、饅頭、稀飯；午、晚餐：有魚、肉和蔬菜。主食：一大洗臉盆飯，自己去舀，沒有限量。農場有一個捕魚隊，天天都要送魚來，所以他們是天天都有魚吃的。那個時候（1960年）農場尚未在水庫內大量養魚，捕魚隊也就是用小漁船撒旋網捕撈，數量很少，除了供應場領導幹部食用，餘下的就送到湖濱飯店去賣。大食堂是沒有葷菜賣的。
共產黨的集權制度其實質就是等級特權制度。其實那些所謂場部領導多是科級幹部，場長最高不過處級，隊長多數原來就是一般的科員，現在他手下有幾十上百號人，他就是統治者。他們在大食堂吃小灶我們只有乾瞪眼。大家都是一樣的定量，他們吃飯沒有限量，還不是多吃多佔了我們吃大灶人的口糧。我們名義上每天7兩糧，實際上有6兩就很不錯了。
一個多日沒見面的難友見到我說：「哎呀，才兩個月不見，怎麼瘦脫形了呀？」我到湖邊以湖水當「鏡子」照了照，真的，臉變形了。走路時，兩個小腿像綁了砂袋一樣沈重，拖不動。
機械廠的木工房經常有製作木匣子（棺材）的任務，是各個生產隊餓死了人來要的。和我同一個學校的難友呂聲振分配在紅旗生產隊餓死了；煤礦設計院的焦光復餓極了，煮一鍋馬齒莧吃，吃多了得腸梗阻死了，死時才19歲；四川人藝的王恆餓極了吃馬桑耔，中毒死了；拉小提琴的曹亞其餓死了；設計院的劉光明也餓死了；……我不能不考慮「生存策略」。定下一個原則：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命要緊。
我比起那些分在島子裡的生產隊的難友幸運得多。我先分配在機械廠，後來調到基建隊，都是住在獅子灘，獅子灘是場部所在地，是水陸交通要道，能經常買到一些吃食。場部食堂憑糧票也可以多買飯。島子裡很多生產隊的食堂，有糧票也不能多買飯，只有吃那點點定量。
在獅子灘偶爾可以買到「鴨娃蛋」。「鴨娃蛋」就是養殖場孵化鴨子的廢品鴨蛋，弄來煮一煮賣給我們吃。由於這些蛋都經過一段時間孵化，所以都不同程度的腐敗了。剝開來臭熏熏的，但是在那種長期飢餓的狀態下，這可是難得的「高蛋白」呀！有的蛋，已經有鴨子的雛形了，甚至長出了一些羽毛。有的人買到這種蛋，覺得難以下嚥。我卻不然，由於那羽毛在嘴裡總也嚼不碎，翻來覆去的嚼，很像咀嚼沒有煮爛的瘦肉纖維，有一種吃肉的感覺。我每遇到賣「鴨娃蛋」總要買十幾個。
湖濱飯店也經常有「魚油花生米炒飯」賣。每當收到哥哥寄來的糧票，一聽下班的鐘響，原來覺得像灌了鉛似的沈重的腿，現在卻「健步如飛」往湖濱飯店趕去。這大概也是求生的精神力量吧。「魚油花生米炒飯」一份三兩糧票1元5角錢，其中大約有15粒花生米。魚油就是把原本該丟棄的魚內臟，加上水煮，將面上浮的油水撇出來熬製得到。有一股濃濃的魚腥味，若是現在肯定覺得很難吃。但在那時，惟其因為有魚腥味，才使人感到吃下肚的是「貨真價實」的稀缺的「高脂肪」！雖然飯裡只有15顆花生米，那也是不可多得的稀缺食品呀！
那時,還有一樣令我十分羨慕的調味品－－「油鹽巴」。有的難友家屬來探望，或難友回家探親會帶來一小瓶「油鹽巴」。就是將鹽炒熱，滴幾滴菜油，再翻炒，直到所有的鹽粒都染成乳黃色。每當吃稀飯的時候，只見他們掏出小瓶瓶，撒一點在熱稀飯中一攪，立刻飄出一股油香，三五公尺遠都能聞到。在那大飢荒的年代，食用油和鹽都是定量配給，吃食堂的，糧、油、鹽等等都撥到食堂去了，個人是無法弄到的。只有城市居民在家中開夥的，才能有點配給的糧、油、鹽。我由於在重慶沒有親人，所以「油鹽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這是現在的青年人難以想像的。
吃飯的餐具也很重要。首先，口徑要大容量要大，大有兩個好處：一是打稀飯時不擔心溢出，也不會拋灑到外邊；二是期望給舀飯的人造成錯覺，顯得量很少，沒打夠，再補舀一點。其實他已「見慣不驚」，哪會補舀？其次，材質是金屬製品，便於熬「鍋鍋宴」。比如：打上三兩飯，加些開水，三塊磚頭架個灶，撿點柴火一煮，體積變大煮成湯飯，再撒一點「油鹽巴」，哧溜哧溜的一邊吃著一邊感嘆：「一熱當三鮮吶！」那時，最令人羨慕的餐具是搪瓷湯盆或者20公分口徑的小鋁鍋。這可是當時的稀缺物資！我還記得那時一個家屬拿著一個帶著把子的像痰盂一樣的白色搪瓷製品去食堂打飯，很耀眼，不少人投以羨慕的目光。1979年我結婚，妻子帶過來的傢俱中也有一件這樣的東西。我問：「這是啥子？她回答：「尿罐。」
中國傳統餐具的另一樣東西是筷子，但那時許多人都改用西式湯匙，俗稱「瓢羹兒」的小飯杓。因為吃稀飯，吃到最後碗的內壁上那一層糊糊，是不能放棄掉的。用舌頭舔碗，只能舔碗沿的一圈，舌頭長度夠不著碗的中心部分，再者，舔碗看起來也不雅。用筷子刮，筷子是直線，碗是曲面，筷子端部和碗的內壁是點接觸，一刮一根線，用小飯杓則不同，它和碗內壁是弧線接觸，一刮一大片，可以把碗上沾的糊糊刮的干乾淨淨。再用開水涮一涮，把涮碗水也喝下去。從前吃飯都習慣用筷子，現在想用杓子，卻買不到了。大躍進、大煉鋼鐵，輕工業幾乎都停頓了，全民都去煉鋼了，頭髮卡子、火柴都不容易弄到，到哪裡去買小飯杓？獅子灘建電站時，是用楠竹蓋的工棚，留下許多楠竹筒筒，楠竹筒壁很厚，於是人們就用楠竹塊塊自製飯杓。用隨身帶的小刀，削成飯杓的大致形狀，然後用石頭慢慢打磨，像石器時代的古人製造工具。歌劇團的羅XX有一隻美軍用的不鏽鋼湯匙，很耀眼。我問他：「在哪裡買的？」答道：「買的？我用三斤糧票外加五塊錢才換給我的。」五塊錢可是一個月的伙食費呀，至於三斤糧票就不好用錢來衡量了，關鍵時刻是可以救命的。而且，這糧食是從自己的牙縫中摳出來的啊。後來為了減少打飯的隨意性，改為罐罐蒸飯，每人一小罐，小飯杓的刮罐罐的功能愈顯突出實用。真正做到顆粒不留。
一次抬石頭，感到扭了腰，到醫務室去看病，醫生給我開了100毫升的XX酊（記不起叫什麼酊了）。拿回去一喝，濃濃的酒味。喲嗬！是藥酒。酒可是糧食做的，可以補充能量。於是我就常常謊稱扭了腰去醫務室開一小瓶XX酊喝。
有一次聽到一位家屬說，給小孩打蛔蟲用「寶塔糖」，我馬上想到這個蛔蟲藥是糖做的，可以搞來吃，補充糖分。但是，農場都是成年人，醫務室沒有供兒童吃的寶塔糖蛔蟲藥。於是，寫信給遠在安徽合肥的母親，請母親幫我買寶塔糖。母親以為我要打蛔蟲，給我寄來的是十幾粒驅蛔靈藥片。也好，糖份補充不成，消滅營養大盜蛔蟲也不錯。服藥之後接連兩三天大便都解在野地裡，用一根小棍兒撥拉解出的糞便，清理「戰果」。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三天總共屙出大大小小一百二十多條蛔蟲。
長時期的飢餓，使人腦子裡成天想的就是搞吃的。那是地地道道的「飢不擇食」。地里長的番茄、蘿蔔，「順手牽羊」弄一個，在身上擦一擦泥巴就啃。有時支援生產隊，去挖地，地裡有殘留的紅苕根根或野荸薺，撿起也不洗，搓一搓泥巴就吃，怎能不長蛔蟲呢？
回憶交流以往吃過的美食，是常有的精神牙祭。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大家都喜歡「夾沙肉」，下面一碗糯米飯打底，上面蓋著十幾片五花肉，每兩片中間夾著豆沙，上面撒滿白糖，既是大油大肉，又有糧食和糖，真是高脂肪高能量呀。還有一樣菜就是「轟炸東京」。難友老丁作了詳細介紹：據說此菜是抗戰時期引進到四川的江浙菜，上菜時，跑堂的左手托著「東京」－－一盤剛出鍋的油炸糯米鍋巴，右手端著「炸彈」－－一碗熱氣騰騰的燴三鮮，把「東京」放在桌子中央，「炸彈」劈頭蓋腦的傾倒下去，炸得「東京」絲絲作響。此乃「鍋巴肉片」是也。這個菜也是既有肉又有糧食。即使是打精神牙祭也忘不了糧食。
報紙上介紹，有一種藻類叫「小球藻」，富含蛋白質等營養物質，極易培養，可以彌補營養的不足。於是農場把培養製作小球藻的任務交給了右派盧光特。每天早餐時，盧光特端來一大盆小球藻，隨意取用。那是一盆清水，上面有薄薄的一層綠色漂浮物。我試著吃過兩三次，一股尿騷味。既不抵餓，也看不出營養效果，搞了一個來月，就停止了。後來右派改正了，碰見盧光特，我問過他：「以前，你搞那個小球藻，真有那些營養嗎？」他答：「我不過是按照介紹的資料做的，又沒有經過分析化驗，誰知道？」我問：「怎麼一股尿騷味？」答：「培養液的主要成分就是尿。怎能沒有尿騷！」又問：「你喝嗎？」他笑了，「我親手加的尿進去，我怎麼會喝。」「你整我們喝尿，良心大大的壞。」「嗨，老弟，黨報宣傳說那個東西有營養，領導上喊我搞，我能不搞嗎？不說這些了，你我活出來了，就是命大。」
人們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還遭到政府的「打劫」。1960年8月31日下午，接到哥哥寄來的一張5斤全國通用糧票。已經一兩個星期兜裡沒有糧票了，收到這5斤糧票，真是「雪中送炭」，晚飯時到窗口去加二兩飯。遞上5斤全國糧票，找補給我4斤8兩四川省糧票。晚上9時，傳來四川省糧票作廢的消息。頓時如五雷轟頂，急急忙忙跑到伙食團詢問，回答說：「剛剛接到通知說，從今晚9時起，四川省糧票一律作廢。明天用新糧票。」聽到此話，眼冒金星、腦袋要炸裂一般。這不是活搶人嗎？有這樣的不要臉的政府嗎？有這樣無賴的政府嗎？這還叫人民政府嗎？這分明是坑民政府、害民政府、搶民政府、強盜政府。當晚，一夜沒有睡著。天麻麻亮就起身，趕往距離獅子灘20里的雙龍場，期望那裡還沒有接到通知，把手中的糧票用掉。到館子一問，都說：「昨天晚上就接到通知了，昨晚9點省糧票就作廢了。」仍不甘心，又走十幾里路趕往回龍場，各個館子都是一樣的回答：省糧票作廢了。沒轍了。死心了。心想：因糧票作廢而被搶走的糧食又豈是我一個人的4斤8兩，何止千萬斤？這些都是老百姓從牙縫中省出的呀！比人民幣還要金貴的呀！就這樣被搶走了。遇見這種「人民政府」，我能奈何？我能奈何？只有自認晦氣。
後來從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寫的大事記中得知，那一次四川全省被作廢的糧票共有4800萬公斤！該大事記還破例地以充滿感慨的文字說明：這些糧票「實際是四川省幹部群眾從很低的糧食定量中節約下來的」。（《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1949—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207頁）。
學習時，有人批評我：「飯打到碗裡，總嫌打少了，沒打夠，嘀嘀咕咕，斤斤計較。」我聽了，氣不打一處來，說：「一頓飯，總共就二兩、三兩，我才沒有那麼大方，斤斤計較，我要兩兩計較、錢錢計較。」於是招來更猛烈的批評，說我惡毒攻擊社會主義。
到1961年秋季，食堂已經買不到米了。糧站配給的是胡豆粉或豌豆粉。依然用罐罐蒸，因為沒有發酵，體積只有米飯的一半大小，就像一塊糕點。這怎能算是一頓飯呢！伙食團一看不行，改變「策略」，煮麵疙瘩，一兩一大鐵杓麵疙瘩湯，大約有兩三坨核桃大小的麵疙瘩，其餘就是像米湯一樣的麵糊糊湯了。這玩意兒喝下去當時確能撐起肚皮，但是，一兩個小時以後，一泡尿一屙，就空了。
管理幹部經常斥罵右派：一付餓癆相，恨不得喉嚨管里長出手來。其實何止是右派顯出餓癆相，下放幹部還不是一樣。這是長期飢餓造成的，是人的求生本能。
公安局的一個下放幹部，其妻來看望他，帶來一方臘肉，這位幹部拿到臘肉後也等不及煮就生吃了。結果，得急性腸炎，第二天就死了。
作協的右派張X，其妻寄來一個包裹，打開一看，內有一封書信、兩張烙餅和其他一些食品，於是他先狼吞虎嚥的將兩張烙餅吃掉，然後才消消停停的拆開書信觀看。信中開列了帶給他的物品，並說，有兩斤糧票，放在兩張餅的中間。看到此處，這位老兄頓足捶胸，懊悔不迭，恨不能用刀剖開肚皮找那兩斤糧票。此後兩三天，他都在野地裡解大便，便後用一根細樹枝撥拉屙出的糞便，希望找到那兩斤糧票。哪裡找得到蹤影！
難友顧大，我在東風凼工地看到他時，瘦得來猶如蒙了一層牛皮紙的骷髏。1961年春節，他留守工地。臘月29日，他從伙食團借了一隻麵粉口袋，到集鎮上花7斤半糧票，買了15斤餅乾，裝了滿滿一麵粉口袋，打算好好過一個春節。買回去的當晚，打了一暖瓶開水，取出餅乾，一塊接著一塊的吃，控制不住，不到天亮，居然將滿滿一麵粉口袋15斤餅乾吃個精光。而且，沒出任何問題。仔細想想，也不奇怪，他雖然吃得很多，但吃的速度很慢（吃了八九個小時）餅乾也不難消化，在長期飢餓的狀態下，消化和吸收功能都特別強，身體各部分都眼巴巴的等待著輸來的營養，於是，邊吃、邊消化、邊吸收、邊輸送，一條龍。這大概也是那大飢荒年代人體的「應急機制」吧！
聽說重慶城裡人上街吃東西要謹防「抓揪兒」（諧音）。就是當你正在吃饅頭或餅子等食物時，突然有人從你手中奪走食物，邊逃邊吃。你追上去，捉到他，打他，他不躲閃，他只顧加速的吃。等你歇下手來，食物已經吃下肚了。這種餓極了的不顧人格和尊嚴的只搶你手上那點食物因而不足以稱之為強盜的「強盜」，就叫「抓揪兒」。我所在的農場也出現過類似的事。有一個右派，一天拿著一個大搪瓷盅去食堂打飯，半路上碰見一個人挑了兩桶苞谷糖（飴糖），他將大盅盅插進桶內，舀了一盅苞谷糖，邊逃邊喝。待到捉住他，揍了一頓之後，發現一盅苞谷糖已進了那個右派的肚子裡。「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不假。那年頭既有「抓揪兒」，也有伙食團長用饅頭、糧票勾引女人亂搞而被抓的。
1961年冬，難熬的日子，水腫的人越來越多，島子裡餓死人的消息越來越頻繁。周圍農村公社也大量餓死人。聽說中央在調整政策，農村在搞「退賠」，貫徹劉少奇、鄧小平的「三自一包」政策。農場也將分散在各個生產隊的右派統統集中到同興島生產隊，改稱學習班，半天學習半天勞動。伙食團已經配不到大米，每人每天配給7兩蠶豆。吃飯時，打到碗裡，一數，一兩大約74顆左右。早晚每餐約150粒胡豆，午餐220粒。用餐時，為了延長用餐時間，蠶豆已經嚼得很細，也捨不得下嚥，偶爾不慎，咽到喉管，反嘔回來再嚼，有如牛羊的反芻。也是這個時候，哥哥來信說：他們設計院的人都到秦皇島去大辦農業，他們也在採橡樹籽做代食品。當然沒有糧票再支援我了。我只有向遠在合肥的母親求救。母親來信，信中附2斤糧票，信上說：合肥市民也是吃公共食堂，這2斤糧票是東拼西湊搞到的，以後不可能再給我寄糧票。後來得知，我的在農村的伯父和叔父都在這個時期餓死了。
現在有材料披露，在這大量餓死人的時期，蘇聯和美國都曾表示給以糧食援助，被毛澤東一口拒絕。毛澤東向其保健醫生李志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不又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好一個「偉大」領袖，真是視人命若草芥。
沒有外來的糧票支援，又離開了獅子灘，一天只有500多粒胡豆維持生命，我也浮腫了。到醫務室看病，醫生給我開了一塊「康復糕」，其實，叫糠麩糕更貼切，是糠、麩加上一些黃豆面和紅糖做成。醫生囑咐：分成9 份，一日三次，三天吃完。因為有糖，味甜，像糕點，也是控制不住，當天就吃完了。弄得當夜拉肚子，上了三次廁所。可能是糠麩不易吸收之故。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劉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包產到戶）政策有如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才幾個月，1962年一開春不久，市場上就有嫩胡豆賣，伙食團立馬派人去採購。那時，大夥兒身體都垮了，能背幾十斤胡豆走十幾里地的人很難找到了，幸好我們班有一個大漢，身體沒有垮掉。此人姓蔡名子奎，是體委的右派份子，原來是西南軍區籃球隊「戰鬥」隊的隊員。身高約一米九。本來，在那個大飢荒年代，越是大漢，需要能量越多，越容易餓死。但由於農場供銷科長郭廣是從軍區轉業到地方的，很憐惜這個原「戰鬥」隊的運動員，把他要到供銷科扛米包子（150斤一麻袋）。供銷科掌握全場物資供應，「近水樓臺」，所以蔡大漢身體沒有垮掉。每天一大早蔡大漢提著空麻袋出去，10點來鐘，扛回幾十斤嫩胡豆。伙食團煮熟了賣給大家，6毛錢一斤每人可買一斤。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這回真是以糧為「鋼」，不出一個月，害浮腫病的全好了。
收割麥子了，去支援當年水庫移民現又返遷回來組成的包產隊撻麥子（脫粒），「老右」們，先到老鄉家買一斤胡豆炒熟，裝在荷包裡，撻完一把麥子，往嘴裡塞一粒胡豆。邊勞動邊吃胡豆。請不要譏笑他們這幅餓癆相，可以想像一下，連續三年的飢餓，會怎樣使人產生沒有盡頭的絕望感！那時最大的慾望，就是能盡情的吃一頓飽飯，只要一頓便此生足矣！誰能料到，一兩個月前還餓得害腫病，現在卻可以不停的吃，豈能放過？雖然不是大米飯，胡豆也是土里長的糧食啊！糧食啊，生命的源泉。
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不僅帶來生產的大好形勢，政治上也給人帶來希望。上邊說，我們集中起來半天學習半天勞動，是休養生息，準備重返單位工作。5月份還給了半個月的假期，讓右派們回家探親（那時還沒有法定的探親假）。我由於重慶沒有家，母親遠在幾千里外的合肥，路費無著，探親只好作罷。但是，我不甘心浪費這個難得的假期，還是要出去走一走。我找到了青灘附近一家農戶，他原來是在農場做工的木匠，後來農村搞「包產到戶」，就回去種田，吃飽肚子要緊。全家就只有老兩口，約莫五十來歲，沒有壯勞力。我和他講好，在他那裡打兩個星期短工，只管飯，不要其他報酬。晚上在灶屋鋪些谷草當地鋪睡覺。白天幫他們挑糞淋苞谷。其時剛收過麥子，每天都是吃新麥子做的麥粑（全麥粉麵塊），加上一些四季豆，煮了一大鍋，敞開吃。夢寐以求的「敞開吃」居然在這十幾天的假期實現了。假期滿了，該回同興島了。「東家」撮了一升小麥（五斤），磨成粉，全部烙成干麥粑。讓我帶在路上吃。這是我這一生中唯一一次打短工，受農民「剝削」的心滿意足的舒心日子。之所以心滿意足是因為有了毛澤東製造的大飢荒作為參照系。
到了六七月份，苞谷成熟了，星期日難友們紛紛到附近的農民家買苞谷粑吃。到八月份新米也上市了，於是伙食團派一個採購，住在白家場收購農貿集市上的高價大米（每斤0.65元，糧站配給的大米每斤0.1元）。伙食團可以不用糧票，憑人民幣加飯了。到了十月份挖紅苕了，人們完全敞開吃了，飯後，一個個肚皮撐園了，彎不下腰，只能「正襟危坐」。
好景不長，農民們紛紛傳說：上面說這是倒退，要「拿攏去」。即：把包產分下戶的田又收回到集體。
果不其然，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警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接著1963年開始搞「四清」運動，派工作組下來開展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些帶領農民搞「包產到戶」救民於餓死邊緣的基層幹部，被戴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批鬥，有的甚至「上綱上線」被指控是地主富農篡權搞復辟。遭到捆、綁、吊、打，逼得上吊自殺。於是又「拿攏去」了，重新回到 「毛式社會主義」的軌道。
自由市場被取消了，所謂集市貿易，只有農民賣幾個雞蛋和葉子煙，或者掃把籮筐之類，糧食再也看不到有賣的。我們又回覆到吃定量的日子。經過國家的「調整」，我們體力勞動者，定量調整到30斤，但依然吃不飽，也餓不死。
我是抬石頭的四條漢子之一，抬石頭既要有爆發力，也要有持久力，糧食不夠，依然需要哥哥支援糧票，或在挖紅苕的季節，大吃紅苕，或多吃含澱粉的蔬菜（如南瓜），省下糧票調劑缺時。難友顧大也是抬石頭的漢子，當然也不夠吃。早餐的菜，常賣豆腐乳，他常常是掏出三毛錢，一買就是15塊（2分錢一塊），作為工間休息時「打尖」。人們問：「你不怕咸死呀？」他端著一大盅開水，邊吃邊喝邊調侃：「這是補充高蛋白。鹽，可以稀釋，體內稀釋和體外稀釋效果一樣。」
農場所有職工都是城市戶口，吃國家配給的商品糧，有定量。農民比我們還要苦得多。修魚池時，我們的宿舍在馬路邊。常常在凌晨三四點鐘，聽見上山打柴過往的農民。他們是從20里開外的雙龍赤腳經過這裡，還要再走十幾里路，到達華中山上，才穿上草鞋，進山打柴。打好柴往回挑，經過我們這裡時，已是下午三四點鐘。家裡常常提著一缽午飯在這裡迎接，一邊歇氣一邊吃午飯。那一缽飯，我們稱它為「滿天星」，是一缽碧綠的青菜，宛如蔚藍的天空，滿天的繁星就是那星星點點散佈的飯粒。
即使是城市戶口，一個月也只有二兩菜油半斤肉，得了肝炎，憑醫生證明才能買到白糖，一年只有到了春節，才配給一二斤糯米磨粉吃一次湯圓。1975年冬，我回合肥探望母親、過春節，路過河南信陽，早晨出去吃早點，排隊買油條，我前面約有五六個人，快到我了，我前面的那人掏出三斤糧票，買30根油條。這等於在我前面又排了十幾個人。我問：「你買這麼多油條，幹啥？」他答道：「過年做餃子餡兒。」我又長了一條見識：油條可做「代肉品」。……這種餓不死也吃不飽的日子，在大飢荒之後又持續了15年，直到毛澤東死了，搞「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才算結束了20多年的飢餓時代。
我的飢餓經歷，也折射出那個時代普遍的民生狀況，說明完全是執政者的錯誤政策所致，而這樣明顯的錯誤政策竟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裏無法糾正。這在實行「西方那一套」的國家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201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