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文革在網上炒得很熱,可在老薑看來,網上發表的不少關於文革的文章,無論是批判文革的,還是讚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當毛病的不少。這些文章著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現的大事件,各種大的政治活動,一波一波的政治動盪,一個接一個的政治花招,卻對文革中國的社會結構鮮有涉及,更缺乏社會學層面的實證分析。政治事件、式樣和花招是什麼?是一場政治運動在水面上蕩出的浪花和水泡,至於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衝擊了一個社會的深層結構,很少有人說到點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會結構來,是因為文革自詡是一場革命,而革命是什麼?就是改變社會的結構。至於改變的範圍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兒。文革雖然榜上了文化兩個字,可按照毛的意思,無非是說:第一,這場革命首先從文化領域開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與文化扯不上邊了,它就是一場社會革命。順便說說,毛髮動這場革命的目的,至少從他公開的言論看,是一場自我革命,他要改變的是自己建立起來的,已「嚴重脫離群眾」、已喪失「社會公平」、「站到了勞動人民的對立面」、由「官老爺」把持的「變修」了的官僚結構。
毛做到了這一點嗎?沒有做到,他的力也沒有朝這個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個方向。結果,一場文革下來,官僚體制並沒有打破,社會等級仍然存在,而且被強化了。
現在有些左派人士,他們在那裡天天說文革的好話,其中有一條理由,就是文革創造了社會平等的奇蹟,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了,農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了主。可我要說的是,這不是事實,這是黑色幽默。文革製造了一大堆的農民尤其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泡沫,這事兒沒錯,可在實質上,在文革期間,中國「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並沒有提高,他們仍是中國社會中身份最低賤的階層,在很多方面,他們作為社會最底層的一群,其低賤的社會身份認同並沒有被削弱,更沒有被剔除,反而進一步被強化和固化了。
我先說說農民。農民總是「勞動人民」吧?可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一紙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卻把這些「勞動人民」打入了另冊。從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國,農民這個概念就不僅僅指的是一種職業了,它還表示一種社會身份,並且是中國除刑事犯罪人員之外的最低賤的一種身份。說當時的中國農民身份低賤,我不是在作一種價值判斷,而是在陳述一種殘酷的事實。又因為它是一種事實,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時代,農民被當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當時的一種社會共識,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說出來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農民當成偉大的「勞動人民」掛在嘴上的當權者,骨子裡也沒把農民當回事兒,更不可能把他們看成與自己平等的社會成員。那時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錯誤」,又不打算判他們的刑,往往就會遣送到農村去。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這些農民的當家人、「勞動人民」的領導者心中,農民生存的農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勞改農場嗎?
農民是一種身份,不准進城謀生,不准在城裡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長期居住,他們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親訪友。農民中也有極少數的人進城找了工作,實現了鯉魚跳龍門的夢想,主要是兩條路,或者參軍,退伍時僥倖碰上了企業招工,或者自己的母親在鄉下,可父親卻是城鎮職工,父親退休後頂了職。除此之外,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身份,難於登火星。
農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親訪友的名義在城市短暫停留,這不是文革期間的創新,文革以前就這樣了。這種身份歧視是野蠻的,更與執政者標榜的理念南轅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國農民,雖然也無法擺脫自己低賤的身份,他們偶爾想以探親的名義去城裡走走時,卻好呆不算太難。他們動了這個念頭,只需選擇農閑季節,跟生產隊請個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間的農民,他們想辦成這種事兒,除了請假之外,還得上生產大隊去開證明,他們只有懷揣這種證明,才能坐上車,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親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認文革期間,中國農民也過了一段逍遙日子,這期間的農民,可能不僅能隨便進城探親,還能參與城裡的造反,浩浩蕩蕩的進城喊口號刷標語。但這段時間非常短,也就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過了這段時間,農民就仍是農民,進城得開證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過他收藏的一張1968年去看望我母親的證明。這種張由他所在的生產大隊開具的證明上,寫有舅舅的姓名、性別、年齡、所屬生產隊、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時間等。一群中國農民,只有懷揣一紙這樣的證明,才能離開自己的家門,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親人,你還說他們在這個國家當了家做了主,胡扯罷。我還要說的是,文革修憲時,乾脆把遷徒自由這一條也給取消了。
文革期間,農民沒多少自由,他們的民生總有所改善吧?也沒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給農民整體性減過稅嗎?沒這回事兒;取消過農業稅嗎?更是天方夜譚;給農民發過什麼補貼嗎?做你的美夢去吧。相反,在經歷過50年代末的飢荒,66年前短暫的一兩年的休養生息之後,一進入文革時期,當權者又加緊了對農民的搜刮,對包括糧食在內的農業實物稅的徵收,在「備戰備荒」的藉口下,幾乎逼近了農民養家餬口的極限。整個文革期間,中國農民不但貧窮,而且總體而言處在半飢半飽的狀態。
農民不行,工人老大哥總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十年嗎?這也是大忽悠。不錯,文革中的中國工人,是有點「地位社會」,但那是相對於農民和城市無業人員而言的;況且工人對農民的這點「優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農民的生存狀況不斷惡化凸顯出來的。50年代初期,中國的農民還有自由,溫飽不成問題,許多農民就不願進城當工人。後來農民的日子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餑餑。但除了農民和城市無業人員外,在城鎮階層中,當時的中國工人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中國工人的低賤社會身份,並沒有因為文革中震天價響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聲,得到絲毫改善。
文革期間,中國實行的也是計畫經濟,「一大二公」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種體制下,擠進了體制內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費醫療,不用擔心失業,這些都是事實。但這種保障只能說是極低水平的,僅僅在生存線之上而已。根據這樣一種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導出工人的社會地位有多高,實在有點誇張,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種保障,就成了一種引以為傲的職業,還與社會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於說工人成了領導階級,就更是扯淡,那時的中國工人,領導了什麼?誰能說出哪怕一件事來?文革期間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只不過是一張畫餅,永遠在畫上。
還要說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這點保障,也不是文革賜予的,這種計畫經濟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幾年了,文革也沒有給它增添任何東西。另一方面,工人作為一種社會身份,在體制內的地位是最低的。這種身份等級制雖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為一場自詡的革命運動,卻沒有對它進行過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農民這個詞,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工人這個概念也有雙重含義:它既是一種職業,也指稱一種身份。作為一種身份的代稱,在計畫體制內,工人是與國家幹部對應的一個概念,並且它的社會等級低於國家幹部。在計畫體制內,中國人也是分等級的,這種等級不是由收入區分的,也與人的工作職務或職業不完全對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純社會身份的區別,是社會等級制度的產物。在體制內的這種社會等級制中,工人處在最下端。
什麼是國家幹部?它指的是某些職業,又不完全是這麼回事兒,甚至主要不是指職業,而是某種社會地位或等級的指稱。改革開放前的國家幹部,包括了現在所說的國家公務員,又在企業內廣泛存在。國家幹部的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早期參加革命」的人,他們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時「參加了革命」,構成了非技術類國家幹部的主體;二是技術型知識份子,主要是大學畢業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紙中專畢業文憑,基本上就會成為國家幹部;文革後期,中專生貶了值,變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許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學(包括大專)生畢業就成為國家幹部,這一條一直沒有發生變化。
除「老革命」之外,國家幹部的主要來源是大學畢業生。與此相對應的是,工人成了幾乎世代相襲的一種身份。對於個人來說,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沒有機會讀大學,這輩子更是很難榮升為國家幹部,一輩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與這種身份或等級制相配套,在那時的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著兩個部門:勞動工資處(科)管理工人,負責工人的檔案管理,工資的發放,工人工作職務的安排、調動和辭退等,人事處(科)則專管企業裡的國家幹部,被稱為幹部之家。
與農民有所不同,如果說在當時的語境中,農民這個詞還具有實在的雙重含義,既指人的職業,又涵蓋了人的身份,那麼工人的概念,則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職業含義則是次要的。由於這樣,在當時的企業中便出現了一種怪相:一些大學畢業生,進了車間,下了礦洞,幹起了工人的活兒,身份卻是國家幹部;而工人中那些當上了車間主任,技師,科長,甚至廠長礦長(通常是副職)的人,身份卻仍然是工人。他們中的極少數人,碰上了好運氣,或許能轉成國家幹部,但大部分人一輩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們是工人,卻當上了領導,職業是企業的管理者,就有了一個特殊的、不倫不類的稱謂,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幹部的活兒,身份是工人,職業或職務是幹部。文革時期,這種不論不類的以工代干人員,更是構成了企業中低層管理人員的主體,原因是文革的很長一短時間裏,大學停止了招生,大中專畢業生斷了檔,企業管理人員也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於是許多工人頂了上來,擔任了車間主任、工段長、各科室的科員科長,甚至技術部門的負責人(這跟「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扯不上邊)。以工代干滿天飛,當時的統治者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突擊搞過幾次工人正式轉干的活動,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變成了國家幹部。但終究大多數以工代幹過的工人沒碰上這種好福分,最後還是以工人的名義退了休。
這種事兒很重要嗎?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種重社會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聲或虛榮的環境中,一個有「事業心」、抱負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奮鬥成為國家幹部,簡直可以決定此人一生的成敗感。在一大二公的體制下,國有與「集體」企業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體制內的人。但體制內中又有體制內,只有國家幹部才是體制的中間力量,才是毛所說的「穩坐釣魚船」所依托的那個核心階層。就如一個特權家族,在這個家族內服務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屬於該家族,但只有那些與該家族有血緣和姻緣關係的人,才是這個家族真正的主子。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工人,如果他們這輩子不能轉型成為國家幹部,充其量就只是體制內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們曾經代理過這個體制的某些管理類事務。
我父親就是這種人。我父親這個人,工作非常勤奮,能吃苦耐勞,他也因此幾乎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勞模也當過好多次,並在後來當上了企業的中層管理者,成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勞動工資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親以工代干,旗下卻管著好幾名國家幹部。搞笑的是,這些人當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眾手中」的准右派、右傾分子、壞分子等,這些人曾經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但因為沒有判刑,也沒有開除公職,又都有大中專畢業文憑,所以都是國家幹部。父親以工人的身份當領導,還是能管住這些國家幹部的。這些人都有「政治污點」,平時都很低調,點頭哈腰的,父親也能因此產生一點點優越感。不過這種事兒終究不靠譜,關鍵時候就會露出馬腳來。比如,那時經常有些「中央文件」傳下來,這些文件都有傳達的範圍,哪些人有資格聽到這些文件,哪些人沒有,才真實反映出一個人當時的社會等級、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規定只傳達到國家幹部,這時就出現了尷尬的情景:當領導的父親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聽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傾分子等,因為是國家幹部,都跑去開會了。當然,山高皇帝遠,有時企業的頭兒也會做出變通,假裝不知道國家幹部是怎麼回事兒,把父親這類以工代干者也叫去聽文件。但走進會場的父親,看到那些國家幹部們,早已正兒八經地聚集在一起,再聽到「本文件傳達至國家幹部」之類的宣讀詞,心中終究不是滋味。
父親也因為種種此類現象而終於頓悟了,晚年他回憶這段經歷時,就多次對我們說:毛澤東真「聰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帶紅花,又是發獎狀,又是要我們到處做報告,但他還是把我們當成了外人,用過之後就不管了。結果,工人還是工人,幹部還是幹部,連右派這種人,只要沒坐牢,也比我們強多了。父親還說,這也能理解,現在修個橋要畫圖紙,造個機器要搞設計,會畫圖會設計的人,終究比我們強,毛澤東為什麼要重用我們,不重用他們?不怪毛澤東,只怪自己沒讀書。大概因為這些事兒的刺激,父親對我們的讀書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幾個知識份子。我現在讀了一些書,成了知識份子,不能說與這些事兒無關。
應該說,這也是當時的工人們的普遍心態。中國的工人並不愚蠢,他們自己的身份值幾斤幾兩,自己心裏都有數;中國工人也很精明,他們雖然也懂得跟著時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階級領導」也經常掛在嘴邊,但腦子裡想的卻是另一碼事兒。他們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終還是希望去掉代字兒,憑一紙紅頭文件脫掉工人的外衣,轉型為國家幹部。文革後期,大學開始恢復招生,工農兵大學生成為香餑餑,為能被推薦上大學,走後門拉關係一時熱火朝天。已經是工人階級了,已經以工代干了,為什麼還要爭著讀大學?熱愛讀書是假,藉此脫掉領導階級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複一下,無論是通過戶籍制度把農民打入另冊,或是把工人變成一種低等級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創舉,這些東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後就存在了。還要說的是,這些包含了明顯的身份歧視、社會等級區分的制度,雖不是文革的創造,卻是毛澤東的作品。國外沒這些東西,中國幾千年的王朝專制時代也沒有這些東西。王朝時代,中國有些朝廷限制過農民拋棄土地,併進而限制農民離開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時期。但古代朝廷這樣做,主要還是為了防止土地荒廢,朝廷稅賦減少,身份歧視的因素不多,實際的限制也並不嚴厲。而50年代以來的這種身份區隔和限制,則創造了一種空前絕後、唯我獨有的等級制度。尤其是在企業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國家幹部,這種劃分又與人的實際職業或職務脫鉤,就成了一種赤裸裸的身份歧視。按照這種身份等級劃分的邏輯,現在有些農民工(這種稱呼本身也那個時代遺傳下來的身份歧視的稱謂)做了CEO、董事長、甚至私企的老闆,是不是也該稱他們為農民工CEO,農民工董事長,農民工資本家?
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與文革扯在一起?不為別的,就因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說這是一場革命;就因為現在還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認定文革取消了特權,創造了社會平等的神話。其實文革根本沒做到這一點,因為它根本沒有去做這些事兒,它的的興趣根本不在這裡。城裡人還是鄉下人,工人還是國家幹部,與宏大敘事的革命相比,當然只是小事兒一樁。不過,這些雖是小事兒,卻直觀地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某種社會結構,凸顯出這個國家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文革不是標榜要革特權的命嗎?毛不是希望通過文革創造一個平等的社會嗎?那麼請從這些小事兒做起吧。尤其是在企業中搞出工人和國家幹部兩種身份來,這些身份又與人的實際職業和職務脫了節,已徹底淪為身份等級制度,就更該革它的命。這一制度既然已經淪為純粹的身份等級制,改起來也不難,憑毛當時的衝天威望,他想取消之這一制度,動動它,更是舉手之勞。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文革之風沒吹到這件事上來。這種身份等級制不僅沒有在文革的風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發揚光大起來。有了這些事實,說文革是一場以追求社會平等為目標的革命,很難叫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