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年平均每年10%的增長之後，中國高鐵速度一般的經濟增長正在大幅放緩。長期作為中國經濟奇蹟首要引擎的出口增長因歐洲和美國的問題而受阻。工業產值的增長同樣連續數月減速。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可能會降至8%，之後可能還會進一步大幅下降。雖然最近公布的降息措施和已經十分龐大、又進一步加碼的政府基建支出有可能推遲審判日的到來，但在我們看來，中國高增長概念或許正在瓦解。
野村國際經濟研究部(Nomura Global Economics)去年年底發布了一份綜合性報告，題為「中國風險」(China Risks)。根據這份報告的描繪，至少在一種可能情境之下，中國的增長率將下降一半，至不足4%的水平。
貌似堅若磐石的中國高增長概念正在顯現越來越明顯的裂痕，很有可能使中國無法在不遠的將來趕超美國，甚至是永遠也不能趕超美國。這不由讓人想起25年前，當時日本經濟正繁花似錦，然而卻即將進入長達20年的低迷期。
最直言不諱的中國懷疑論者要數華爾街做空大師查諾斯(Jim Chanos)了。過去幾年他做空重要中資銀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作為中國固定資產盛宴主要供應商的澳大利亞力拓(Rio Tinto)、巴西淡水河谷(Vale)等礦商。說話從不拐彎抹角的查諾斯認為，由於銀行系統不穩、作為整個經濟體支柱的房地產市場即將崩潰，中國即將迎來一場盛大的硬著陸。他對《巴倫週刊》說，如果說中國房地產市場即將到來的崩潰將達到迪拜泡沫崩潰的1,000倍，那還只是保守估計。
當然查諾斯這個調子已經唱了多年，而且事實證明，這類末日預言迄今為止無一成真。
總部位於波士頓的資產管理公司GMO的全球策略師錢塞勒(Edward Chancellor)在中國的未來這個話題上持有與查諾斯相似的看法。他說，唱多中國的人總是說，過去20年出現了八次經濟放緩，每一次中國都實現強力反彈。但錢塞勒堅持自己的看法。他說，我無法準確告訴你低迷期什麼時候到來，沒有誰可以準確預言；我所知道的是，中國擁有典型躁狂症的所有特徵，這類躁狂症最後都將以悲劇收場──它就是一個讓人不由不信的增長概念，誘使投資者參與注定將以不幸收場的投機，盲目相信中國政府能夠安然度過任何週期，並過度投資回報不足、靠信貸擴張支持的固定資產。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一些長期看多的人也在開始擔心中國的未來，受人尊敬的亞洲學者奧弗霍爾特(William Overholt)就是其中之一。奧弗霍爾特曾在亞洲投行、智庫（包括蘭德公司(Rand Corp.)）和學術機構任職，現在是哈佛大學(Harvard)肯尼迪學院(Kennedy School)的高級研究員。
奧弗霍爾特認為，江澤民/朱鎔基時代（1993年至2002年）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運動已在過去10年嚴重廢弛，因此大型國有企業在寡頭壟斷、政府隱性擔保、低成本信貸、稅收減免和廉價原材料補貼的幫助下，在經濟體中佔據了過大的支配地位，如能源巨頭中國石化(Sinopec)、電信巨頭中國移動(China Mobile)、多元化企業集團北方工業公司(Norinco)和一體化鋼鐵生產商寶鋼集團(Baosteel)等。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全國冠軍企業不斷擠壓面向出口市場、創新能力更強的民營中小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同執政黨在人事安排和財務上有著密切聯繫。在中國，權力和財富相伴相生：通過戰略性安插在國有企業、諮詢公司以及各類金融機構的親屬，一批貪婪腐敗的「內部人」在流經中國經濟的數量巨大的資金流中分一杯羹。
奧弗霍爾特表示，除非即將上臺的習近平所領導的新一屆領導班子能夠遏制這種明目張膽的任人唯親的行徑，否則中國經濟將面臨長期停滯的前景，且可能比日本約20年前所面臨的情況要糟糕得多。
日本進入經濟死亡帶的時候已經實現普遍富裕，人均年收入大約為中國的八倍（中國為5,000美元），而且在技術上也達到了更為先進的水平。
奧弗霍爾特繼續說，我在各種學術文章和出版物上力挺中國經濟增長已有30年，其中包括我在1993年撰寫的《中國崛起》(The Rise of China)一書；當我們不知一股偉大的歷史趨勢是否可能改變時，我不想成為一個永遠看多中國的人。
那麼中國是否可能正在接近一個特殊時點──很多曾經高速發展的經濟體在這一時點突然出現經濟減速甚至收縮的情況。1994年，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寫了一篇帶有預言性質的文章，名叫《亞洲奇蹟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這篇文章近距離考察了當時處於衰退之中的日本以及高速發展的中國。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從他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評論專欄文章來看，這位經濟學家的觀點時而不免偏激），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等國之所以能夠取得超常規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大力動員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生產力高得多的製造業崗位，同時在資本設備和基礎設施上投入巨資（克魯格曼用的是「要素的擴張」(expansion of inputs)這一說法），並不是因為這些國家注重效率、創新和最終的經濟回報（也即每單位要素投入導致產出的增加）。
這種國家或政黨主導的「人海戰術」在一段時間內會產生效果並導致產出的大量增加。只要想一想上世紀50年代的蘇聯或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你就會明白。但這些經濟體最終都會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的情況，也從未真正趕超過發達經濟體。發達經濟體更多地遵從自由市場原則，較少為自私的特殊利益集團所主導。
中國一直在大量增加對工業產能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支出。此前和亞洲任何一個經濟體相比，中國飛得更高，跑得更快，經濟高速增長所持續的時間更長。野村的報告顯示，過去10年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超過40%，過去兩年甚至超過50%。相比之下，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泰國在經濟快速起飛階段的上述比例均低於中國。七到八年之後這些國家的投資增速就開始停滯。
當然，投資支出迅速增長的同時消費支出卻沒有跟上。在這一點上，中國消費者吃了不少苦頭，消費支出在總支出中的佔比大約僅有35%。而在美國，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接近70%。在中國，多種因素導致了消費的萎靡不振。比如中國人很愛儲蓄，因為大部分醫療成本和退休金要靠居民個人籌集。與此同時，銀行存款利率被政府人為壓低，遠低於實際通貨膨脹率。
儘管中國政府在十二五規劃中口頭上承諾要通過向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轉型來重新平衡經濟，但勢力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卻在阻撓此類變革。國有企業和其它國資佔主導地位的股份制公司在非農經濟的就業和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佔比超過一半。這兩類企業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大的影響力。
這些企業對其資源的利用也不是特別有效。按經濟學界所謂「全要素生產率」（除勞動力和資本投入以外，管理技能和技術創新也被考慮在內）衡量，國有企業的效率遠遠低於民營企業。更何況國有企業還享有諸多特殊優勢，如低稅率、政府設定的低資金成本，水、能源和土地等資源可低價獲得，以及環保和勞動安全法規執行寬鬆等。總之，國有企業對勞動力和設備的使用效率是越來越低下。
基礎設施是中國投資浪潮波及的另一重要領域，這一領域或許同樣在陷入回報越來越低的境地。GMO的錢塞勒談及了高速公路系統車流稀少、機場容量一半閑置、以及國有高速鐵路系統快速擴張(這是技術上的奇蹟，但其票價不足以彌補成本)等現象。他把中國稱作一個建設在不牢靠基礎上的「夢幻之地」。
另一些跡象也表明近期基礎設施建設浪潮當中存在嚴重的資源錯配。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政治學學者、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很大一部分投資資金流入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資平臺，地方政府或地方投資平臺又把這些資金花在各種各樣的建設項目上，從豪華政府大樓、道路橋樑，到特別開發區和高端購物中心，不一而足。不存在整體上的區域規劃，所以很多設施被閑置。李侃如說，更嚴重的是，這些建築大多是靠銀行的三年期項目貸款建造的，而項目卻產生不了足夠的現金流來償還利息、更不用說償還本金了。他斷言說，這種錯配意味著這些貸款將不得不展期多年。
沒有哪個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比城鎮房地產市場更加突出。全國各地的空置高樓堆積如山。查諾斯的說法是，其他泡沫與中國房地產泡沫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和另一些懷疑派喜歡談論「鬼城」，比如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在那裡，街道和購物中心幾乎空無一人，可住100多萬人的樓房空置著。其他城市的衛星影像也顯示出大量新建空置樓盤。上海和北京開發商經常把新建豪華高樓裡的窗簾拉起來，像皇帝新裝一樣掩蓋他們的悲哀現狀。
這一切引起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經濟學家拉迪(Nicholas Lardy)等中國問題專家的擔憂。拉迪指出，去年住房建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為9.2%。相比之下美國在2006年房地產繁榮時期的這一比例也只有6%。在主要經濟體中，只有西班牙曾經達到過這個水平，而那正是在西班牙樓市崩盤前夕。
拉迪等人擔心，如果居住類房地產的銷量和價格大幅下降，中國經濟將有可能嚴重受損。(截至5月份的八個月裡，中國約70個主要城市的平均新房價格每個月都在下降。)鋼鐵、水泥和銅需求下降將使大量勞動者丟掉工作。拉迪認為中國25%左右的鋼鐵都用在了建造住房方面。
據拉迪計算，接近20%的北京居民都在本市擁有兩套或更多套住房。因此如果樓市陡然下降，將對需要鼓勵而非遏制消費支出的中國經濟產生巨大的負財富效應。
當然，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可能會使金融系統遭殃，雖然中國大多數按揭貸款購房項目的首付比率都比較高。一般來說，地方政府年收入的30%到40%從土地出售中獲得，而從技術上講，所有的土地都歸政府所有。
土地還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抵押品。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後用這些錢投資基礎設施項目。事實上，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佔主導地位的銀行體系都被捲入到房地產投機活動中。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估計，中國的全部銀行貸款中，大約有35%將承受中國房地產市場各種不確定性的影響。這個統計還不包括以企業經營名義舉借但卻被用於房地產開發的商業貸款。
如果像一些社會學家斷言的那樣，人口數據決定一切，那麼中國有理由感到憂慮。由於實施了30多年的計畫生育政策，中國人口正在迅速老齡化。據預計，從2015年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將長期處於下降趨勢，而15-24歲年齡段這一最重要的初入職場群體的人數下降速度最快。城市地區的平均工資水平一直以兩位數的速率上升(2010年就增長了13.3%)，毫無疑問，這表明廉價勞動力從窮鄉僻壤流向城市的速度正在放緩。
新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增大也是一個問題。中國2011年的男女出生比例為120：100。因此，野村的報告顯示，在未來5到10年裡，中國不僅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的前景，而且因為越來越多的男性無法找到伴侶，中國的犯罪率可能會上升。
唯一能增加人們對中國未來信心的，恐怕就是中國金融系統的實力了。中國的銀行體系控制著90%的金融資產。銀行系統很大程度上歸國家所有，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公司在中國銀行系統有少量投資。從賬面上看，中資銀行的不良貸款微不足道。
即使中資銀行陷入麻煩，別忘了中國央行還坐擁著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多數來自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這些外匯儲備可以應對任何銀行擠兌或其他金融危機的發生。根據官方的數據，2011年中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大約為50%。2011年中國的GDP為7.3萬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的債務佔GDP的比重超過了80%。
但是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學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說，表象很可能具有欺騙性。史宗瀚在中國政府內部和外部擁有大量消息來源，他對政府報告、企業財務報表、銀行備案文件和發債籌資說明書的分析比其他西方觀察人士更加深入。
史宗瀚得出了幾個結論。首先，如果把中國政府的直接和或然債務，以及國有銀行系統、鐵道部等各類政府實體、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負債，以及國有企業交叉持有的大量債券這三者加在一起，中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將再增加兩倍，達到150%左右，而且這個比例仍然在快速上升。
其次，金融系統中的不良貸款數量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字，因為聽命於政府的中國銀行系統會拚命通過將不良貸款不斷展期來掩蓋壞賬總額。舉例來說，有關部門為幫助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這四大國有銀行上市而剝離的5,000億美元壞賬如今依舊待在各類資產管理公司的賬上，但大多數不良貸款的賬面價值並沒有降低，貸款也沒有多少被追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銀行業面臨的巨大風險在於流動性危機，這可能會讓很多壞賬像散發惡臭的擱淺鯨魚一樣被最終暴露出來。中國經濟增長神話的任何閃失都可能導致境內外公司和投資者減少其手中所持有的人民幣。這些公司和投資者只要通過餘額轉賬以及巧妙地開具發票將資金轉移至海外的方式就能實現這一目的。目前可以得到的最新數據4月份月度數據表明存在此類資金外流現象，當月中國的資金流出量超過流入量約110億美元。流入中國的資金來自經常項目盈餘和外商直接投資。
腐敗的中共黨員和其它富裕的中國人所抽逃的資金也足以令中國自誇的由3.2萬億美元外儲構成的安全網出現漏洞。美國西北大學的史宗瀚估計，中國最富裕的1%家庭所積聚的流動資金和地產價值高達5萬億美元。澳門的賭場以及中國銀行體系的漏洞為這些資金逃出國門創造了大量途徑。
雖然只有重大的政治動盪才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資本外逃，但有關部門似乎如履薄冰，過去兩年中國在國內安全方面的花費要高於國防開支。
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網際網路監管以及政府對異見人士的壓制令不滿情緒持續發酵。在包括中國中產階級在內的很多人看來，中國的社會體制是為新世襲貴族和其他「局內人」的利益服務的。
甚至就連中國的研發活動，其內容也更多涉及竊取知識產權、從事工業間諜活動以及對西方企業的網路攻擊，而不是同外國公司開展真誠的合作。
中國政府已將其執政的合法性與它實現GDP無止境高速增長的能力聯繫在一起。不過未來幾年經濟的高速增長越來越難以實現。事實上很多人說，如果GDP增速達不到7%可能產生社會動亂，因為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有可能無法為每年數百萬遷移到城市和工業區的移民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
或許今年晚些時候上臺的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能夠推行很多結構性改革，以遏制勢力強大的特殊利益集團，同時為中國社會引入更多公平。
說到這一點，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臺或許具有一些啟示意義。對薄熙來被撤銷重慶市委書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的一種解讀是，這顯示中共不能容忍特大腐敗行為。另一種解讀是，高層擔心他的政治野心過大。薄熙來已故的父親曾是毛澤東的得力下屬。
綜合上述所有因素，中國通過解決自身各種問題而實現成功的可能性確實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