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渡過當前的難關，需要做的應該是重振民營經濟，加強產權的保護，否則企業家不能預期未來，就不會有長期的投資計畫，也不會投入資源進行研發與創新。
在「中國奇蹟」的歡呼聲中，我們的GDP增長從2010年一季度12%的頂點一路下滑，到今年一季度的8.1%。我認為這不是常規的經濟體系循環，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標誌著投資驅動的傳統增長模式已告終結。我最近拜訪了東南沿海的一些企業家，他們認為現在的形勢較2008年更嚴峻。在經濟下滑之際，人們又將希望寄託在財政刺激上。
就像吸毒上癮，每次討要鴉片，而且劑量一次比一次大。但這一次真的不一樣了，不僅我們的鴉片存貨見底，而且到了真藥難救的地步。
在過去十年間，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約為GDP增長的1.3倍，形成了大量的過剩產能，供需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為此，我們不得不大力開拓海外市場，但是現在外部需求萎縮，傳統的投資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
此時，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因素不再是資金，而是投資機會的缺乏。當大型的鋼材企業種菜養豬、當造船廠因訂單不足而裁員停工，銀行的貸款對他們有什麼用呢？即使企業使用這些貸款投資，也不過是在增加一些沒有銷路的產能。
要渡過當前的難關，需要做的應該是重提市場的作用，重振民營經濟，加強產權的保護。否則企業家不能預期未來，就不會有長期的投資計畫，也不會投入資源進行研發與創新，因為他們不知道風險巨大的投資創新能否得到應有的回報。
用諾貝爾獎得主諾斯的話說，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並非因為它當時的蒸汽技術最為先進，而是因為英國第一個建立了保護私人產權的制度，有效的產權保護，刺激了民間的投資和金融創新。諾斯因此稱「工業革命」的實質不是技術革命，而是制度革命。工業革命的成功已經證明是和私人產權的有效保護密切相關。沒有私人產權的保護，就不會有工業革命的產生，也不會有持續不斷的革命性創新。
回顧我國產權保護的狀況，我們很遺憾地看到，趨勢與願望是相反的。
首先，在法律上和現實中，國有產權和私有產權的地位和待遇不同。近年來國內就發生過多次侵權事件，地方政府以低價強行收購民營的油田、礦山和企業，有些地方甚至動用了公檢法沒收和處置民間資產，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在弱化。
第二，由於司法改革的滯後，司法體系不能獨立有效地運行，產權糾紛的界定往往因當事人和官員個人關係決定，而官員個人利益的捲入和個人判斷的任意性，實際上使法治成為可望而不可及的「水中月」、「鏡中花」，法律不能提供可靠的產權保護。
第三，在加強征管的政策背景下，各級政府開展收稅和收費的大競賽，巧立名目，或者執行過時的規定，企業不堪其擾。據我所知有企業成立專門的辦公室，負責打點各類收錢的官員，這類競賽已經成為侵犯企業的方便工具。
第四，政府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制定了日益繁瑣的管理方法。為了生存或獲得發展所需要的資源，企業不得不按照潛規則與政府打交道。我非常贊同企業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業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為娼」還不是最可怕的，回過頭來的「掃黃」才是致命的一擊！
第五，社會上的仇富心理嚴重，民粹主義氾濫。國內目前財富資源分配狀況在不斷惡化，原因是資源和市場佔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機會不平等。國內各種因為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別，是起跑線上的不平等，是第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去糾正，而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重點線上，用行政和稅收的手段進行二次分配，則治標不治本，非但無法縮小貧富差距，反而會削弱社會對產權的尊重，鼓勵隱性和顯性的「打土豪分田地」。讓資產所有者沒有安全感，
對經濟的發展和轉型不可能有長遠的打算。
經過30多年的市場經濟發展，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擁有財產，因此產權保護就是保護我們每個人的利益。如果我們一味地空談，拖延時間，經濟和社會的問題不斷積累，有可能超過我們脆弱的社會結構所能承擔的範圍。所以，我再次呼籲及時啟動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政策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