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影片《武訓傳》因超過了保護期，近日低調「重出江湖」。（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著名影片《武訓傳》因超過了保護期，近日低調「重出江湖」，在內地公開發行DVD，卻依然猶抱琵琶半遮面，在包裝上印上了「供研究專用」的字樣。不過，關注這部影片的，專業人士只是極少數，更多的是普通公眾，特別是有關它的歷史的知情人。他們推高了它的行情，出版以後其價格超出一般DVD碟片達數倍，卻依然供不應求。
公眾對它的熱情，一半是對它的歷史遭遇的深切同情，一半是人類好奇心的驅使。蒙在影片《武訓傳》身上的神秘面紗，緣於六十年前它甫一問世，一方面憑藉豐厚的歷史內涵、人文價值和精湛的藝術表現力、感染力，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可謂盛況空前，當年就成為十佳影片之一。另一方面，它被政治狠狠地「撞了一下腰」，從中嗅出別樣味道的毛澤東親自在《人民日報》撰寫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評論》的社論，嚴厲批判了它「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認為武訓是「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人。
《武訓傳》由此開了中共建政後利用文藝作品借題發揮予以抹黑、上綱上線，通過將之鬥倒批臭，以達到特定政治目的的先河。毛澤東對《武訓傳》大加撻伐，矛頭直指當時「思想混亂」的文化界和「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卻「喪失了批判的能力」、甚至向反動思想投降的「共產黨人」。
而《武訓傳》在政治上的遭遇，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創作者主動向「政治」靠攏的結果。影片的導演孫瑜，為了續拍電影，特意徵求了時任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意見，並為了「政治正確」，特意人為地在影片中虛構了反抗者周大這個人物，且將周大帶領群眾起義作為影片的一個重要的輔助線索。這表現出孫瑜導演的天真一面，他以為將政治像符號一樣植入影片，就會自然取得「政治正確」的效果，就會引起政治高層的首肯。正是在這一心態之下，他主動請求國家領導人審看該片，然而朱德、周恩來以及其他領導人對影片的認可和讚揚，並沒有為其帶來好運。時隔不久，毛澤東就把刀砍向了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中的影片創製者的頭上。
其結果可想而知。《武訓傳》從此被禁長達35年，1986年才為之平反，2000年才首度小范圍重映，2005年，其主演趙丹誕辰90週年之際，再次重映一次。而面向大眾發行，還是頭一遭。孫瑜、趙丹等創作人員飽受政治運動摧殘，個人遭際隨時代沉浮，如同秋風落葉。
撥開歷史的迷霧，我們發現，這部影片觸動當時最高領袖之處在於，它首先描述了一個缺乏鮮明的階級特徵、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奮力掙扎、行乞辦學、以適應其社會現實、甚至帶有濃重的階級調和色彩的歷史人物，這個人物在經過多年努力後，實現了當初的願望，並得到了統治階級的承認和表彰。
其次，與這個具有很強的「妥協性」的人物相映襯的，是對統治階級充滿仇恨、堅決主張通過直接鬥爭反抗統治階級的周大和他周圍的形形色色人物。影片對這兩股力量的處理上，將武訓當作主要線索，而以周大為輔線，並都帶有悲劇色彩，前者辦義學多年，最後成果被統治階級「收編」，而在周大鼓動起義的過程中，武訓不斷為之拋冷水，並以失敗而告終。
後者，實際上是影片的主創人員考慮到時代的變化和政治形勢的發展，進行政治妥協的產物，是橫加在影片中的「附屬物」，與整個影片的主旨不搭調，甚至影響了其結構和效果，使得原本可以更為完美的曠世傑作打了些折扣。
即令如此，影片還是難逃政治上被批判、被整垮的命運。它所反映的武訓在現實處境中逆來順受，並力爭通過艱難的個人奮鬥，積極適應時代的主流價值，並獲得成功的敘述脈絡，以及作為主人翁的武訓對反抗統治階級乃至採取武裝起義的方式進行鬥爭，都表現出了悲觀主義態度，最要命的是，與武訓很大程度上的成功相比，周大等一夥的失敗似乎具有某種必然性。而在影片公映後，政界、文化界等主流階層，對它抱著熱烈讚賞的態度，對其深厚內涵和藝術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在周恩來、朱德等上層人物的帶動下，幾乎成為一場全民的盛宴。
正是這些元素讓最高領袖毛澤東看到了其中的「危險」。他所領導的共產黨是依靠「革命」，依靠武裝鬥爭，依靠像武訓、周大這樣的底層「人民」起家，戰勝國民政府，建立了新的國家的。主導影片的階級調和色彩、革命悲觀主義，顯然不符合剛從階級鬥爭中享受了勝利愉悅，並開始新的國家建設的革命領導者的胃口，更讓他不悅的是，他麾下的政界人物以及文化界不僅不對這部影片保持警惕，而且對其大力支持，在廣大民眾中掀起了一場「武訓」熱，活泛了民眾的思想意識。
在他看來，這樣將會動搖這個國家的統治根基。他所希望建立的，是大一統的意識形態、國家領土以及對全國的一元化、絕對化領導，不允許任何事物、任何勢力破壞他的這一計畫，《武訓傳》的播映以及由此帶來的強烈反響，無疑觸了他的大忌。
一場殘酷無情的政治批判從領袖的憤怒中爆發了。從整個國家的角度，它帶來了顯而易見的惡劣後果：泛政治化從此成為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鮮明特色，一切以政治為出發點和歸宿點，以階級鬥爭為核心，將政治批判、政治運動常態化，違反人性，泯滅良知，毀損道德，將經濟、社會、文化等都納入了政治範疇予以審視，並從政治立場、政治理念、政治後果等方面，對經濟、社會、文化生活進行定位，區分對參與其中的人的態度，為中國人帶來深重的災難。
而且，對《武訓傳》的批判是這個新生的國家一系列錯誤的開始，可以說開了個「好頭」，隨後就一發而不可收拾，政治批判、政治鬥爭此起彼伏，並最終演化成為文化大革命，成為整個毛時代的鮮明特徵。
歷史上的這些影響仍然流毒後世，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識中陰魂不散，時而借屍還魂，時而露出猙獰。近幾年發生在中國西部的事可為例證。
因此，光靠那些冷冰冰躺在紙上的結論，並不能徹底消除其影響，特別是難以杜絕它一代傳一代地延續下去。如果不在這個問題上進行「驅魅」，不讓人們從根本上認識到它的錯誤以及錯誤的原因，不讓人們自覺地與這樣的思想和行為保持距離，不讓人們在遇到它們的時候隨時予以警惕，就像對待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之，就難保它不會繼續蟄伏在一些人思想深處，難保它不會有朝一日死灰復燃，危害人類。
正是因為這樣，我們認為，對《武訓傳》的開禁，是個好兆頭，特別是在剛剛發生西部事件的情況下，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作為後代人，我們不能永遠讓那段歷史埋在地底下，無視其對一代代人潛在的毒化作用。這個社會是複雜的，總有一些野心家、居心叵測者妄圖從歷史的陰溝裡撿拾殘唾，蠱惑人心，撈取好處；總有一些人對民眾的覺醒以及積極參與國家政治和社會事務感到不舒服，希望重新建立以威權主義為特徵、將自以為絕對正確的東西全方位滲透進民眾生活乃至思想意識，以期永恆執政的統治方式。
以《武訓傳》的重新開放為契機，進一步突破藩籬，在思想界、知識界、文化界、輿論界全面參與下，本著求實、理性的態度，針對包括批判《武訓傳》在內的一系列歷史錯誤，在全民中循序漸進地展開深入的持久的大討論，對當代史進行深刻的反思和重估，以正本清源，廓清事實，啟蒙當世，警醒來者，使中國航船在變革的潮頭上永續動力，是時代對我們的要求，也是我國繼續存留在這個紛繁往復、瞬息萬變的世界的必要依據。
當代中國正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關頭，舊的思想、觀念和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現實和人民需求，而新的思想、觀念和體制仍然處在孕育生發階段，遠未成形，更毋庸說體現於國家政治生活和國民意識之中了。在這個大轉型時代，除舊布新，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人們翹首以待，改革早日提上政治日程，如旭日東升，溫暖人心。
誰也無法逆潮流而動，那些利用人們的善良和盲從、行齷齪之事的無良政客終究會被歷史淘汰出局。但也由此讓人想到「驅魅」的重要性，在改弦更張、開創新局的前夜，首要的是弄清為什麼舊的思想、觀念和體制在歷史上會形成那麼多敗筆和錯誤，在新的形勢下繼續沿用老一套會造成哪些危害，從而明乎其理，實事求是地回顧、剖析、反思乃至重估當代歷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下一步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認識到必須按照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行事，而不能試圖螳臂擋車，人為地改變歷史行進的航向；認識到唯有以人民利益為重，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否則只能導致脫離人民，被歷史所拋棄。在此基礎上推動思想革命，為在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領域革故鼎新創造必要的前提。
換言之，實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向前看，是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主張推進實質性改革、以實現國家良性變化的立足點和歸宿點。對歷史進行「脫魅」，實事求是地對歷史作出反思，重估其價值，得出其結論，吸取經驗和教訓，是在思想領域進行革命、以達到思想解放目的之必然前奏。沒有歷史的「脫魅」，就沒有思想革命和解放；沒有思想革命和解放，就沒有真正的改革，就沒有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改革，就沒有脫胎換骨的改革，也就沒有中國的未來。
《武訓傳》的解禁尚不徹底，什麼時候去掉碟片上「供研究專用」字樣，特別是讓公眾看到批判《武訓傳》背後的真實底色，並由此揭開過往歷史中的一切傷痕，讓人們看到傷痕被撕裂的情景以及緩慢複合的過程，使得人們從痛徹心肺之中得到歷史的啟示，更要讓當政者以歷史為鏡，深刻體認到，錯誤必有因由，不從錯誤的源頭上去解決問題，而自欺欺人地採取修修補補的方式，頑固地堅持已經被歷史驗證了是造成錯誤之禍端的東西，將自己置於人民利益的對立面，終將自絕於天下和人心。
反思和重估當代歷史，是「主權在民」原則的重要體現，是衡量政治人物歷史責任感的重要標尺，是對當政者政治勇氣、政治良知和政治道義的重大考驗。當代史是不是敏感的界域，關鍵看一國開放、透明以及公眾享有知情權的程度，在那些開放、透明以及公眾享有知情權比較充分的國家，歷史都是清清楚楚的，對於不清楚的歷史事實，不論是媒體還是學界，都會想盡一切辦法弄清楚。像尼克松的水門事件是罕見的，但最終也難逃歷史公正的判決。而在那些相反的國家，歷史上敏感的東西多，檔案袋裡的東西多，國家秘密多，而唯獨人民權利少。
對象批判《武訓傳》這樣的歷史錯誤進行解禁，「驅魅」是必然環節，反思和重估歷史是必然環節，這一切都必須仰賴於政治的自由和寬容，歸根結底取決於當政者將「主權在民」原則置於何地，將歷史真相置於何地，將道德良心置於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