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1894—1968），四川鹽亭人。他被譽為超級的「跨學科」人物，其論述方面之廣，層次之多，近世幾乎無人可比。他在哲學及哲學史方面，從先秦儒家、諸子，到漢代經學（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後的理學、佛學（唯識、禪宗）、道學；在中國史方面，從三代以前的古史，綿延而下及宋史；在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邊民族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歷史地理方面，從上古崑崙到四川地方，從《山海經》到《水經注》，他是無不涉獵。至於史學史、經濟史乃至氣候史等，只是其閑暇之餘捉刀。
幼年時的蒙文通即聰慧過人，他五歲入私塾，誦讀《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古文，不到兩年全能背誦，直到晚年都能成誦。1906年，他進入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分設（附屬）中學（現成都石室中學的前身）讀書，1911年被選拔入四川存古學堂（1913年改為四川國學院）讀書，深得經史諸大師之言傳身教。1915年，蒙文通即撰成研究論文《孔子古文說》，其議論精深，發表於《國學薈編》1915年第八期。
1921年，蒙文通到達重慶，任教於重慶聯中和省二女師等校，向學生講授宋明理學等課程。1923年，他來到南京，拜謁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先生，與之商討古文與今文之學。後又進入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主辦的支那內學院，潛心研究佛學。在此期間，他寫就研究論文《中國禪學考》和《唯識新羅學》，深得歐陽大師讚賞。
其後，蒙文通先後在國立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歷史系等任教，並於1927年寫就其平生最為重要的著作《古史甄微》的初稿。在書中，他將上古族群分為江漢（炎族）、河洛（黃族）、海岱（泰族）三系，並由此推導出古史三系之說。
1933年，蒙文通應北京大學教授湯用彤先生之邀請，與錢穆先生共同執教於北大歷史系。在北大他主講周秦民族史、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深受學生歡迎。三年後，他前往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任教。1937年，在日軍全面侵華後，他拒絕撰寫「中日提攜」的漢奸文章，因而率全家向南逃難。後在四川大學歷史系、東北大學歷史系任教，並寫就《周秦民族史》、《中國史學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始》等重要學術著作。
據其友人回憶，蒙文通為人忠厚熱情、古道熱腸、疾惡如仇、不畏權貴。他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事件和行為從不苟同姑息。
可以說，民國時期的蒙文通，就因其淵博的知識和對經學、史學、諸子百家、佛、道、二藏、古代少數民族的極其嚴謹的蘊涵著科學預見的精闢而廣博的論文，以及高尚的人品而受到了人們的尊重，並成為一代國學大師。
然而，在中共建政後，在鉗制思想的專制高壓下，身為國學大師的蒙文通亦無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四川大學黨委有意向將其打為「右派份子」。其中一個叫繆鉞的御用文人，跳出來攻擊蒙文通說：「你為何不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死抱著封建傳統文化不放？」而四川省委出於不願砍掉蒙文通「這面四川國學研究的學術大旗」，出面暫時「保護」了他，但蒙文通還是被迫在大會上做了檢討，四川大學還將他本該評為一級教授的職稱貶為二級教授。
在從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間，「夾著尾巴做人」的蒙文通還是寫下了不少學術著作，如《殷周社會研究提供的材料和問題》、《中國的封建地租》、《中國歷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熙豐變法》、《宋代的商稅》等。
當血雨腥風的文革開始後，蒙文通率先被紅衛兵打成了「封、資、修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並被剝奪了其教職和人格尊嚴，勒令他勞動改造，並強迫他天天打掃公共廁所和做重體力勞動。
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掃四川大學的一個公共廁所，一個紅衛兵公然其身體撒尿。一股「士可殺，不可辱」的衝天怒火使一直以來飽受摧殘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衝上去就打了這個畜生兩個耳光。這下可闖下了滔天大禍，在紅衛兵大喊著「蒙鬍子打人了」後，一群紅衛兵衝了進來將蒙文通打翻在地，並將其拖去開現場批鬥會。著群紅衛兵還拔出手槍威脅和恐嚇蒙先生要他交出他的存款：「蒙文通，放明白點，這是最後的機會，你不交出存款我們就對你不客氣了！」。
當時的情景，正好被四川大學歷史系中年教師伍仕謙和唐嘉弘看見。他們後來回憶說：「我們看見紅衛兵把蒙先生抓進批鬥會場，幾小時後蒙先生出來時手裡拿著被紅衛兵剪掉的鬍子，他的‘愛國鬍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體已被毒打得變形且渾身是傷，他被押送回家後不幾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至死後，紅衛兵還污稱其是患癌症而死。
冤死的蒙文通死後猶未得安寧。據川大唐嘉弘回憶，「蒙鬍子死了，開了一個以鬥爭會代替的‘追悼會’，正面懸掛著蒙鬍子的放大象，加兩條黑叉。台上跪著一個戴高紙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個上去進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兒子……」
悲哉！不知當年迫害這位國學大師的紅衛兵們是否為當年的罪行懺悔過？不知批判自己生身父親的兒子是否為此而痛不欲生？也許，這樣的慘劇我們只能在專制的制度下才會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