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人與港人矛盾升級後，筆者發現很多內地人評論「沒有中國，香港早就完蛋了！」很多人認為CEPA、人民幣離岸中心、自由行等優惠政策都是北京政府為了讓香港受惠而設。港人也不示弱，反駁香港並沒有依靠內地，內地人願意來香港購物，是因為香港購物便宜，不過是為了逃稅，並非要「拯救」香港。
爭來爭去，話題回到原點：到底香港的經濟發展是不是背靠大陸「這棵大樹」？這個問題如果僅僅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非常容易理解,但是港人情感上的妥協和潛意識的改變才是關鍵。
香港如果沒有大陸這個貿易夥伴，經濟損失一定很大，反過來講，大陸沒有香港這個貿易夥伴，經濟損失也不小，近一兩年來，香港進口大陸物品的價值是出口大陸物品價值的50倍。至於誰對誰更重要，則難以判斷。這就像一對戀人談分手，談對誰的損失更大一點意義也沒有。當然如果你覺得大陸那麼大，多幾百萬人受到損害，並不是大事，那只能說我們對損害的理解不一樣。經濟學描述損害是以多少個體收到多少的損失來衡量，而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貿易雙方要實現帕累托改進，建立互惠關係。所謂帕累托改進，是指在不減少一方的福利時，通過改變現有的資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說得粗俗一點，如嫖客與妓女，妓女提供服務，嫖客收錢，不能說誰幫了誰，大家其實都得利。如果說徹底取消黃色交易，那麼妓女嫖客都有損失。大陸和香港不建立交流，那麼雙方都會更窮些。
當然這只是從經濟上考慮，港人可能反駁大陸香港往來給香港帶來很多無法避免的社會問題。如果港人糾結於大陸遊客帶來的社會問題，那麼解決辦法也不是沒有，但是港人一定要先知曉為此解決辦法所付出的代價。要解決港人心結，可以不修改基本法，只要取消自由行就可以。恐怕很多大唱「蝗蟲」歌的學生的父母，都是直接或者間接的靠內地遊客旅遊消費過活的。如果港人能承受高企的失業率，大加控制內地遊客來港，那麼那些讓人反感的內地人的壞習氣就不會被帶到香港。
港人可能又要反駁，香港沒說不發展旅遊業，而是要發展高端旅遊業，接受「高端」旅遊者。又要說回妓院，如果你要帥氣如金城武這樣的嫖客進妓院，你至少要有一定比例的美艷如林志玲，琴棋書畫無一不精的交際花吧？香港五成成年人只有中三畢業，英語普通話都不靈通，怎麼發展高級路線？
從另一方面說，香港一直以亞洲的國際城市的標準要求自己，那麼如果亞洲的國際城市沒有海納百川的包容度，要按照階級等級或者教育水平來決定誰能來香港旅遊，那麼這個國際城市的名號未免太大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那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就應該「閉關鎖國」，不允許任何人去旅遊，因為哪個國家都沒有美國富有。
另一個問題是很多港人認為內地人來港工作是來搶自己的地盤和資源，心裏頗為不爽。舉例來說，如果只有在倫敦出生的人才可以在哪裡工作，那倫敦不可能是倫敦；如果只讓牛津出生的人才可以在牛津大學讀書，那牛津大學也不會是牛津大學；且不說香港只有七百萬人口，無論政府提供什麼樣的教育，人才的數量都很有限，必須戰略性吸納香港以外的人才，就說香港想做國際城市，但又只容納港人就業或者讀書，那才是矛盾。
當然筆者不是說大陸客的有些行為是可以原諒的，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港人看到大陸遊客不規範行為或者大陸職員不規範行為，自然可以報告相關部門按照當地的法律法規處理，但是以偏概全，一味把社會問題都推在大陸人身上，並按出身論能力，那就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了。以在地鐵內吃東西引起的爭吵為例，香港本地人也有在地鐵上吃東西的，誰都沒有必要上綱上線說什麼文化問題。如果真想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就不能「酌情執法」，有乘客在地鐵吃東西，本來應該被罰款2000元，但是很多人包括執法人員都不聞不問，間接縱容。
不管是香港人還是內地遊客都不能以不清楚或不知道法規，作為不守規則的理由。筆者小的時候，香港亂拋垃圾的人也很多，但是自從很多亂扔垃圾的人被真的罰款5000元後，亂扔垃圾現象明顯減少。制度必須執行才有效。良好的規矩和制度可以使到不同的人都符合基本的禮貌和規則，減少很多的摩擦和衝突，促進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