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諾爾曼‧白求恩是位「國際主義精神」的榜樣，和中國的雷鋒一樣。在對雷鋒的造神運動中，瞭解歷史上真正的白求恩，似乎很有意義。不過，這種還原，還得由白求恩的祖國來做比較合適。由加拿大研究白求恩問題專家、歷史學家羅德里克‧斯圖爾特及其夫人莎朗合作編撰的《鳳凰傳奇：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將還原了一個真實的白求恩。
這本由加拿大麥吉爾-皇后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傳記，採用編年體形式成書，從白求恩的童年開始，全面講述了白求恩的一生。其中第14到18章講述了白求恩到中國支援抗戰並在晉察冀邊區工作、去世的經歷。而該書是斯圖爾特40多年研究白求恩的集大成者，從醞釀到完成用了10多年的時間。為確保該書真實、完整地再現白求恩的一生，斯圖亞特夫婦訪問了世界各地所有白求恩生活和工作過的地方，採訪超過300人。他們於2005年專程重返中國，前往白求恩工作、戰鬥過的地區做了大量實地調研和取證。全書披露了很多以前白求恩不為人知的故事。
白求恩於1890年3月3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鎮，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母親是虔誠的長老會信徒。白求恩的故居坐落在著名的旅遊區姆斯柯卡，距離多倫多二百公里。
1923年，白求恩成為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的臨床研究生。此時他遇見了比他小11歲的蘇格蘭姑娘弗朗西絲‧坎貝爾‧彭尼，儘管性格迥異，但在喜歡冒險、固執而瘋狂的白求恩的追求下，同年8月13日，弗朗西絲不顧家人的反對，與白求恩在英國倫敦舉行了婚禮。
1926年，白求恩與弗朗西的婚姻關係走到了盡頭。當時，白求恩得了肺結核，他將弗朗西絲叫到身邊，認為自己快死了，並強迫妻子與他離婚。「除非你同意跟我離婚，否則我決不到療養院去治療。」可能外人無法探究白求恩當年迫使弗朗西絲與他離婚的真正原因，但據白求恩故居所提供的短片介紹，此時的白求恩生活相當放蕩，他酗酒、抽煙，晚上參加各種舞會，生活相當沒有節制。白求恩與弗朗西絲離婚後。在特魯多療養院，採用了當時非常冒險的一種「人工氣胸」的方法治好了肺結核。1928年初，病癒後的白求恩回到了加拿大蒙特利爾，成為皇家維多利亞醫院加拿大胸外科開拓者愛德華‧阿奇博爾德醫生的第一助手，其間他發明和改進了十二種醫療手術器械，還發表了十四篇有影響的學術論文。1929年秋，在白求恩的哀求下，遠居蘇格蘭的弗朗西絲再次回到白求恩的身旁，他們在蒙特利爾復婚了。但幾年後，白求恩又故態復發，1931年3月，他們的婚姻再次走進死胡同。所不同的，這次是弗朗西絲提出來的。
斯圖爾特表示，他瞭解白求恩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光輝形象和崇高地位。因此，他也最擔心中國人民是否會接受一個他書中描寫的真實的白求恩：「我們既不是要創造一個英雄，也不是要毀滅一個英雄，我們只是把他當做一個最有魅力的人去講述他的故事。」
他指出，自己希望盡量準確地講述白求恩的故事，因為許多人都只看到他的一面。中國人認為他是一個完美的英雄，而在加拿大他則因是共產黨人被關在國門之外。事實是，他在生命最低潮的時候不能再回到西班牙戰場，在加拿大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到中國找共產黨是他的一條出路。
1936年9月，得到德意志法西斯支持的西班牙叛軍開始對馬德里發動進攻。為保衛西班牙政權，世界上54個國家的共產黨人組成了「國際縱隊」，支援西班牙共和軍進行馬德里保衛戰，白求恩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11月3日，白求恩來到被法西斯軍隊包圍的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一個月後建立了「流動輸血隊」。1937年初，阿蘭也以戰地記者身份到達西班牙，兩人於當年２月在馬德里相遇。阿蘭發現，白求恩雖然是一名出色的醫生，但脾氣暴躁的壞毛病令周圍人難以忍受。「我有時討厭那傢伙，他昨晚又喝醉了，關門時震碎了玻璃。」這是阿蘭1937年2月在西班牙的日記中的一句話。白求恩經常做噩夢，為此他有時半夜開車（甚至是救護車）出去不知去向，甚至５天杳無音訊，這讓「國際縱隊」方面以及阿蘭感到很尷尬。
據加拿大人邁克爾•彼得羅在《MacLean’s》雜誌上披露，1937年初，一位美艷驚人，自稱卡莎的瑞典記者到輸血隊總部，要求採訪白求恩。據白求恩的年輕助手特德•阿倫回憶，兩人見面不久就雙雙消失，在一間臥室中共度了兩日。特德不小心曾撞見兩位裸呈床笫；白求恩間或出門露面，對人說該記者正對他進行深入訪談。
除卡莎外，白大夫曾向許多記者求歡，鬧得聲望日隆。加拿大人在國內報刊上讀到他的業績，為之陶醉，於是源源不斷的捐款被送到了白求恩的流動輸血隊。然而，幾個月後的1937年4月，在西班牙內戰結束之前，白求恩突然離開了西班牙。當時公開的文件表示，1937年4月19日，白求恩給軍隊衛生部門的首腦寫了一封辭職信，信上說，輸血隊在西班牙當局管理下工作正常，不再需要他了，所以他將離去。然而回國後，白求恩幾次要求再次重返西班牙，都被國際縱隊拒絕了。白求恩在給他前妻弗朗西絲的信中稱：西班牙是「我心上的創傷」。兩年後，白求恩到了中國，並在那因手術感染而離開人世。
白求恩在戰事仍在進行時離開西班牙，謎底直到60年後，蘇維埃共產國際的秘密檔案解密，人們才發現，白求恩是被當時的西班牙強迫離去的，理由是他被指控為叛逆和間諜嫌疑。一個名叫胡安•艾爾琛塔勒的西班牙共黨官員在寫給上級的報告中解釋了為何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讓白求恩離開這個國家。他列舉了白求恩的一些過錯：「出於行為不端和其他原因，他經常酗酒，其身心狀況一向都不適於領導像輸血那樣細緻的工作。……他曾拿走一些首飾，藉口說是要交給某某，後來又說他要到巴黎去把它賣掉，好為本隊籌資，其實至今誰也不知道他拿那些東西干了什麼。」
「他洋洋得意大手大腳地花錢，從來不想想錢是加拿大無產階級為了表示同西班牙的團結，常常是一分一分籌集來的。……我們一向注意到他對上前線有極大熱情，無論何時，只要有戰鬥任務；但從來不是為了輸血的正當目的。」然後這位官員給出了對白求恩最嚴峻指控：「根據一份已送交我黨中央委員會和軍事衛生部的報告，白求恩有重大間諜嫌疑。」「他經常接受一位瑞典記者卡莎的採訪，而卡莎被懷疑是位法西斯分子。」
1936年9月，著名教育學家陶行知先生為了發動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曾自費到海外呼籲幫助。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應邀參加美國洛杉磯醫友晚餐會，在那遇到了白求恩。身為國際反法西斯戰士，當白求恩聽說陶行知來自戰火紛飛的中國時，立即緊緊握住他的手，並毫不猶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願意到中國去！」不久，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白求恩來到了中國，1938年春到了延安，並在晉察冀邊區擔任軍區衛生顧問。當時的生活很艱苦，沒有了牛奶、麵包和香濃的咖啡，只有山村的粗食雜糧，但白求恩忍過來了。他拒絕了給他的特殊照顧，和其他人一樣，吃住在一起。那時白求恩每天工作18小時以上，他曾在69小時內做了115例手術。……
阿蘭稱白求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他在對待女人和酒精方面存在缺點，脾氣也很糟糕，經常和西班牙醫生吵架，「但他對病人非常溫柔和關心，似乎他的性格會突然轉變似的。」1939年，白求恩在五臺山地區一次手術中遭到感染，得了敗血症。儅中共領導得知此事後，下令全力搶救。當中共上海地下黨得到包括抗生素盤尼西林以及其它搶救藥品的採購單時，傻眼了，一是這麼大的需要量，別說是沒錢了，就是有錢也無法在上海買到這麼多的嚴禁私自採購的藥品。萬般無奈下，他們硬著頭皮找到上海灘的杜月笙幫忙，杜月笙看了這單子後也是半晌沒說話。最後杜月笙緩緩地說道，這次藥單的確有些難辦，與以往我幫忙的小事兒不一樣，不過人家一個外國人能不要命地來幫助我們中國人打小日本鬼子，我們中國人自己還有什好說的呢。請明天晚上黃埔江口接貨吧，所有費用就算我捐助了。當這批急需的藥品運到唐縣黃石村的時候，白求恩已經奄奄一息了。這時，中共內部出現兩種意見，一說這些藥品太珍貴了，就是給白求恩用了也不見得管用，要是不管用就白瞎了。另一種意見是管不管用也要用。最後大家僵持不下，於是一致認為聽聽白求恩自己的意見。於是派了一名翻譯與兩位負責人前去問白求恩大夫。白求恩緩緩地說道：「還是用吧，為了我們的事業，生命也是重要的。」可這話最後傳回來的卻變成了：「還是算了吧，為了我們的事業，生命也是可以奉獻的。」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閉上了眼睛，但一批珍貴的藥品卻節省了下來。不久毛澤東發表了《紀念白求恩》一文，從此全體中國人知道了加拿大有個白求恩，他是個「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史邁克是加拿大約克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也是一名加拿大基督教的牧師。1960年代末他念大學的時候，那時候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戰爭期間。他們大部分學生也都受到左派社會主義的思想，他也參加很多左派的組織，深受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參加了「加中友好協會」，因此就知道白求恩，也多次帶中國方面的客人到格雷文赫斯特去「朝聖」。在1970年代，加拿大跟中國大陸建交的時候，他讀過加拿大共產黨寫的《白求恩的故事》。但其實這是半小說，按照1949年中國大陸作家周爾復描述的白求恩而成。史邁克說，當時他對白求恩也是很崇拜的。但因為他認識另外一個加拿大人喬治·萊斯里·馬偕，也相當出名。白求恩跟馬偕有一個共同的一點：白求恩出生的地方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的父親是一個長老教會的牧師，白求恩是在牧師館出生。加拿大著名的傳教士馬偕，也是長老教會的傳教士。
史邁克關於白求恩的真實故事，就來自於馬偕。白求恩小時候在牧師的家庭長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一個外科醫生，也相當有成就，賺了不少錢。白求恩的祖先是蘇格蘭的貴族，祖先曾經是聖工會蒙特羅的主教，所以白求恩習慣和上流社會在一起，他那時候並沒有任何社會主義和關心社會思想。大概是到了1935年，他去蘇聯參加一個國際醫學會；那時是西方經濟大蕭條時期，但蘇聯並沒有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影響，所以白求恩覺得蘇聯共產主義很不錯。因為對民主國家，對西方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完全失望，所以那時像白求恩這些知識份子都覺得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法西斯主義，一個就是共產主義。當白求恩從蘇聯回來，就開始接近很多左派的人。剛好第二年西班牙爆發了內戰，西班牙左派跟佛朗哥的一個法西斯政府。當時西班牙的戰爭在西方人的眼裡是善惡之戰，白求恩就去西班牙幫助西班牙左派政府。
但是，白求恩的私生活很有一些問題，西班牙共產黨把他趕回去了。白求恩回來後，作巡迴演講，也幫共產黨在美國、在加拿大的社會地位提升不少。白求恩很有口才，也很會寫文章。1936年7月，日本侵略中國。共產國際覺得白求恩既然引起那麼多人對西班牙的關心，派他到中國可能有同樣的作用。於是他1938年1月就起程往中國。他到了中國之後開始並沒有去延安，而是在「國統區」待了一段時間，而且有一段時間失蹤了。
史邁克介紹，白求恩從香港進入中國，慢慢到華北，到開封附近。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已經在延安，八路軍去接他要帶他進入延安八路軍區。在開始等船要渡黃河的時候，他就跑掉了。當時在中國華北也有加拿大傳教士，裡面也有一個醫生在中國服務有20多年了，而且對抗戰也相當有貢獻，他的名字叫羅明遠（Robert McClure）。共產黨就找羅明遠想辦法。羅牧師那時在中國的工作是在鄉村作醫療，關係相當廣，很快就找到了白求恩。原來白求恩已經喝了好幾天的酒，幾乎爬不起來，而且邊喝酒邊玩女孩子，在鄉村的娼寮；羅牧師就把他抱出帶回來。這兩個人都是醫生，都是要幫助中國人抗日。而且羅明遠在中國行醫25年，對中國醫學或者救死扶傷這方面作了很多貢獻。然而，中國大陸人卻並不認識這個羅醫生。日本曾懸賞數萬要要羅醫生的命，但中共建政以後卻被趕走了。
白求恩到達延安之後，這部分的故事大部分中國人都耳熟能詳。但史邁克說，這段期間，白求恩看起來似乎有很大的變化。白求恩是愛作秀的人，很喜歡跟記者寫文章，很會作演講，也愛喝酒，愛玩女人。但到延安，沒有什麼記者，沒有什麼葡萄美酒，也沒有什么女人好玩。這種自然環境本身也侷限了他不能做他原來喜歡做的事情。所以，應該不懷疑白求恩在那邊所作的貢獻。但即使是這樣，在白求恩死後很長一段時間，其實並沒有人宣傳他。包括中共自己沒有大力的宣傳，而極力的宣傳或者使每一個中國人都熟悉這個名字，是從1965年之後，在這之後由於大力宣傳毛澤東的「老三篇」，其中提到了他，讓全國人民大力學習。由此，白求恩才開始慢慢被神化。
史邁克說，白求恩在加拿大一般瞭解公共事務的人都聽說過這個名字，除非加拿大的共產黨。現在加拿大人知道白求恩，歸功於1970年中國跟加拿大建交，在建交過程裡中國方面不斷地提出：「我們很喜歡加拿大人，加拿大人是中國人的最好的朋友」，所以那時候有一家報紙出了一篇漫畫，加拿大外交部長扛一個推車，滿推車都是加拿大小麥進入中國的大門，在外面有英國商人擋在外面，說進入中國的密碼就是白求恩。所以後來加拿大人對白求恩的瞭解，就是把中國人的瞭解又外銷到加拿大去。1971年中國大陸官方就已經開始談白求恩在加拿大的歷史地位，該不該立一個紀念碑。而加拿大有一個委員會負責討論該不該立一個小的歷史紀念碑，紀念這個人還是這件事。1971年這個委員會是覺得白求恩並不是那麼重要，不必立什麼紀念碑了，加拿大沒把他當成回事。但是1972年當時的總理去中國，一天到晚聽到的都是白求恩，他說這個白求恩就是打入中國市場的一個秘訣，我們一定讓中國高興。所以他說，我們要做一個適當的白求恩紀念館。那時候白求恩出生的牧師館有一些中國的代表團會到那裡去看，那時還是一個教會的牧師館，教會覺得很煩；加拿大外交部說，我們外交部把這個房子買下來。
當時的加政府為討好中國，要出口小麥到中國，所以就建立了這麼一個紀念館。
但到紀念館去的，絕大部分卻是中國大陸人。觀眾留言比如:「白求恩在抗戰的時候，幫助過中國人民很多事情，因為他是大夫，救過很多中國的傷員，救死扶傷，最後不幸犧牲在中國了。對於中國人來講這是一個從國外來到中國的這樣一個英雄式的人物，所以我們大家對他都比較崇敬，比較尊重他，有機會會過來看一看他。」；「記的我們中學課本都學過《紀念白求恩》，我應該還能記的住前面幾句：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了中國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想中國人很多都會過來看一下他的故居吧。這我已經是第二次過來了。作為中國人來講呢，我們都要感謝這位奉獻自己生命，為中國人民奉獻了自己生命的國際主義戰士。」；「我們從年青的時候就受白求恩精神的感染，受白求恩精神的激勵。到加拿大來以後，白求恩故居必須要看一下。加拿大政府自從設立了白求恩紀念館以後，重視中加的友誼，加拿大政府和中國政府一起，共同來營造一種比較和諧進步的氣氛，推動世界和平事業的發展。」……
然而加拿大人認為，白求恩並不代表了加拿大。他可能是個不錯的醫生，他自己決定去中國，在那兒做了許多好事，所以人們感激他；但是從任何意義上來講，他都不代表加拿大。原因是他們並不讚同共產主義，相反是很喜歡加拿大現有的制度，都非常珍惜這一點。而加拿大人的價值觀，也是全世界人所關心的，「很顯然，我們在這裡享有比中國人更多的自由，如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新聞自由，有比中國人多的多的自由。希望中國人與我們一樣享有更多的自由。」
史邁克覺得，白求恩在中國的那段經歷後來被神化了。「為什麼要這麼紀念他呢？它不是為了白求恩，而是為了共產黨自己。共產黨當時已經有腐化的現象，所以共產黨都需要它的聖人來做一個榜樣，叫別人應該去學習他。此外是因為毛澤東當時在延安這個地方，大概不要說外國人沒有什麼印象，大概北京上海人也沒有什麼印象，所以能夠用白求恩這個名字提高自己。白求恩對他有用處，既然已經死掉了，那就更好了，你說他怎麼樣都可以，可以隨便。」
在《白求恩》這個電視劇裡面有兩句話蠻有意思，說是白求恩說的兩句話：「我拒絕生活在一個充滿屠殺和腐敗的世界裡，我拒絕以默認或忽視的態度面對那些貪得無厭之徒。」；「讓我們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來發財當作可恥的事情。」
面對中國的現狀，這個電視劇選用的這些話，很有意義。假如白求恩活在今天，還在中國大陸，看到今天的中國，其批判和厭惡是否如同他對當時的加拿大1930年代的社會一樣，會說這是一個非常沒有公義的一個社會？！他非常關心的就是醫療問題，說加拿大那時候沒有社會醫療，沒有由國家出錢隨便再貧窮的人還是可以免費看病的制度。現在中國大陸也沒有，大陸醫療制度已出現很嚴重的問題，貧窮的人根本看不到醫生，而有錢人有很豪華的醫院。這是否就是白求恩加入共產黨前看到的情形，就覺得這很不道德，很不公正？！現在他看到中國，會否覺得中國大陸完全違背了他去中國的這些理想？！
但無論如何，他說的「我拒絕生活在一個充滿屠殺和腐敗的世界裡」，尤其「讓我們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來發財當作可恥的事情」，仍具有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