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現實重複歷史的時候，往往會引起人們對歷史慘痛的記憶，54年《紅樓夢》大批判距今已經五十年了，這個歷史事件已有不少人評說，但是各種猜測式的評述使人覺得歷史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近讀孫玉明《紅學：1954》（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1月），瞭解到作者花費了數年之功，查找了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資料，也採訪了當事人和知情者，以翔實的史料，敘述了這場運動的發生、發展直至結束的整個過程，挖掘了這場運動由學術研討轉化為思想改造運動的成因，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文化和紅學研究諸多領域，對於這個歷史事件，我不清楚別人是如何理解的，但我更願意對它作思想史的解讀。看罷那個「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歷史舞臺，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事件的真實還原，而是一個殘缺的思想史的還原。
中國知識份子向來健忘，好了傷疤忘了疼是司空見慣的事，從十七年到文革十年以至於後文革時期有多少知識份子不是一邊整別人又一邊被別人整？有幾個人真正吸取了那個時代的慘痛教訓？在今天，《紅學：1954》重新審視那段歷史和那個歷史事件，依然具有當下意義，從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歷史事件（或歷史文本），那麼「當下」就變成了審視的目的。在這樣一個目的下，歷史事件本身的真實性，其實並沒有真實的作用，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蘊藏在這個歷史事件（歷史文本）背後的思想史價值，這個思想史價值就體現在54年《紅樓夢》大批判運動是當代思想史的現代性展開，它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建立新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工程；二是要以新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重新解釋《紅樓夢》。在思想史上，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發生變革之後，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領域也要隨之變化，對於毛澤東來說，意識形態的革命要遠比經濟基礎的革命更重要。所以54年紅學大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平伯過不去，也不只侷限於《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批俞的真實目的是為了批判胡適，49年以前胡適被認為是國民黨「罪大惡極的幫凶」之一，49年後胡適與蔣介石就成了「一文一武」的人民的公敵，批判胡適就是要從文學、哲學、歷史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適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統治地位，奪取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李、藍兩位小人物的文章只是被毛澤東作為批判「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的導火索，今天看來，即使沒有李、藍的文章，清算胡適的運動也肯定要展開。孫玉明《紅學：1954》對毛澤東的胡適情結有自己獨到的解釋，胡適是「五四運動」時期中國青年的精神領袖之一，毛澤東也是胡適的崇拜者之一，他在北大要求拜見胡適時遭到冷遇，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49年以後，毛澤東依然希望胡適能夠留在大陸，但胡適不僅和蔣介石一起去了臺灣，還接連發表反共言論，胡適的影響力毛澤東是深深知道的，由於俞平伯是胡適的弟子，毛澤東就借批俞來批判胡適，一方面了結了昔日的恩怨，另一方面也鞏固了文化領導權。
不過孫玉明的詮釋只是這場運動和這個歷史事件的本質化的詮釋，真正值得關注並引人思考的是這個歷史事件的複雜性和戲劇性的變化，當時深陷其中的精英知識份子命運的變化，成為由歷史苦難積累起來的思想史資源。這場大批判所造就的歷史苦難，是當代思想史永遠無法吞嚥的苦果。
記得牟宗三先生曾經說過，我們這一個時代的中國人的命運會和吉卜賽人差不多，整個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的命運尤其像吉卜賽人，《紅學：1954》通過大批判這個歷史事件的敘述與審視，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漂泊的命運，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解讀歷史事件的角度，發現了一些被遺棄的或是被舍棄的文獻與史料，這就使得對這個歷史事件的另面描寫成為可能，這個另面描寫就是知識份子的兩面性和犬儒主義。
任不寐說中國知識份子有三大精神缺陷：道德功利主義、政治極端主義和生活機會主義。這個評價用於54年《紅樓夢》大批判一點也不過分，除了極少數有真正良知的知識份子以外，大多數的受難者同時也是施難者，這也許是他們當初根本沒有想到的，如周揚、馮雪峰、林默涵、胡風、何其芳、丁玲、舒蕪、周汝昌等，對他們的人格、品行既要全盤否定，也要抱著同情理解的心態，實事求是地辨析、闡明，中國的政治力量太強大了，正如金耀基在《中國傳統社會》所說的那樣：「在中國，政治在文化因素中是最重要的，甚至可說是唯我獨尊的。」在那個極左的時代當政治權威者擁有不可撼動的權力時，傳統文人的犬儒人格就物化為一種保全身家性命的應急本能，也奴化為一種攻守自如的生存策略。在舒蕪等人的身上，就發生過這種精彩的演出輪迴。這種變異的人格在權力的操縱下，不僅成為權力施虐的工具，同時也成為權力魔杖的祭品。面對極端的歷史我們就無法說清楚批判者如何在現代性歷史進程中，這些最有「知識」的知識份子是怎樣採取反人道、非道德的野蠻手段，來徹底顛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把人當作人看的常識性價值理念，也許誰也不願意做「思想領域裡的階級敵人」，誰也不願意把脆弱的頭顱伸向無堅不摧的革命的鋼刀；《紅學：1954》以還原歷史還原思想史的方式，讓我們從歷史事實和文獻材料中感受知識份子曾經遭遇、同時也主動參與的文化悲劇。這不止表現作者銳利的學術眼光，也昭示了還歷史真相的道義力量和學術勇氣。
但丁說人生是一枝不能回頭的箭，其實歷史才是一枝不能回頭的箭，所以反思歷史，清理一個歷史事件，是需要「第三隻眼」這種獨到眼光的，這種眼光俗稱「鬼眼」，具有「鬼眼」的作者是一種貓頭鷹式的非凡的惡鳥，用非凡超前的嗅覺，在平凡的事物上嗅出死亡的氣息，最後發出不祥之音，以儆世人。《紅學：1954》是一本能讓人在靈魂深處發生海嘯的書，回過頭來看這段熱鬧而又蒼涼的歷史，真是應了莎士比亞的話：天地大舞臺，人類是俳優。
五十年後再看這場歷史悲劇的時候，它為我們對當代知識份子的精神黑洞的進行深層探究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也為我們在現代性倫理語境下，重構失落已久的道德信仰，提供了支撐價值體系的元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