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發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員在《時代週報》（5月11日）撰文認為，為了維持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平衡，北京眼下正面臨道路選擇，它所憂慮的不是農民抗議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層。
作者費多麗（Doris Fischer）認為，中共有兩個目標為政策導向，即「政治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試圖在穩定和發展的兩極之間製造平衡」。
她寫道：「改革以來，這兩個主要目標之間的平衡有兩次受到嚴重危害，即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都是在廣泛而同時富有爭議的經濟改革有待實行時。如今中國又到了這一步，內部正激烈地討論哪條道路正確，所尋求的不僅是一個新的增長模式。……」
作者認為，1989年發生抗議運動，「是因為受過高等教育者對生活狀況不滿」。到了90年代末，在私有化和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引發的危機中，受過高等教育者「不再是潛在的領頭鬧事者」，他們已經成為「改革過程的贏家」。「許多需要大學畢業生的職業收入良好，從1992年起系統地增值。政府在90年代末實行了住房私有化，這步棋走得巧妙，將新生中產階層的能量吸引過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成了經濟和社會精英的一部分，希望社會穩定，因為政治變革不僅會危及現存政治制度，也會危及他們的富裕生活。」
「那麼對那些為數很少的公開的反對派人士，中國政府如今為什麼如此不安呢？難道不能得到中產階層的支持了嗎？並非完全如此：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局勢，中國對全球的金融危機起初掌控的很好，然而最近幾個月，通貨膨脹不斷上升，對金融和貨幣制度進行較大改革恐怕勢在必行。但是人們對此意見不一致，對中國的經濟模式有著廣泛的討論。」
中產階層扮演重要角色
文章指出：「受過高等教育者所影響的中產階層這一次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它是否還將自己視作經濟發展的贏家、因此而贊成政治和社會穩定？還是會成為反對派力量，將農民和工人的不滿力量凝聚起來？似乎一些人認為他們獲得的富裕受到危害，一方面由於基本的經濟模式，更重要的是因為富裕得不到法制保障。
「90年代達成了一個默契：以富裕換取對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忠誠。然而今天勸告政府的呼聲越來越多，要求一個運行良好的法制，以保護個人權利不受國家侵犯。這種觀點有多普及，還不得而知，但是顯然已經很廣泛，足以讓政府陷入動亂並且有力地反向控制。即使現在人們相對富有，但此時任何為所欲為的逮捕行為，都會強化個人的無能為力的感覺。一個類似於當初實行住房私有化那樣的閥門，政府至今還沒有發現。」
作者認為，「在這種處境下，北非和中東的最新發展其實對中國政府有利，突尼西亞尚還引起同情，利比亞或敘利亞的新發展則讓中產階層的所謂搗亂分子看到，會有什麼樣的風險。如果在穩定和混亂之間選擇的話，多數中國人、而且肯定包括受過高等教育者所影響的中產階層，今天也會決定推遲改革。只要還是這樣的話，政府就不必過分擔心地方的工農的抗議會動搖整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