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人民堅持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以「護法」
—— 兼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
第一、北洋及各派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的緣由
中國人民在擊敗袁世凱和張勛的兩度公然復辟之後，一是袁、張的失敗，昭示了中華民國國統已為民心所確認。二是全國人民反袁、反張的同仇敵愾之氣，已使得任何有槍有勢而欲奪取中央政權或割據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頂起中華民國的國統，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爭取民心，或擁有民心。但是，也正因為帝制已絕，無君可忠；袁氏已死，無人可服；民主共和，軍閥不通。加之大軍閥要仗武力以統獨江山，小軍閥要擁兵割據以稱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軍閥，11 一為遺朝之兵，二為袁家班底，三為實力雄厚，他們才將袁、張復辟失敗後的中國，推向了復辟和混戰的歷史大混亂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專制、首開軍閥復辟混戰的端緒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國柄，遂於共和名義之下，一是拒絕恢復「臨時約法」與國會；二是藉對德參戰而一再擴大對日借款，藉以擴充皖系軍事力量；三是為借日款而與日本換文，欣然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並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國駐軍並將國家資源作抵押；四是組織安福俱樂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國會，使國會成為他專制權力暢行無阻的「通行證」；五是反對和平統一，高喊武力統一，對孫中山為「護法」而在廣東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實行武力討伐；六是一意擴張皖系，打擊直系，決以武力解決與直系的衝突，從而導致直、奉聯合和「八省反皖聯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發的直皖戰爭，遂成為北洋軍閥長期復辟混戰的端緒。
第三、各派軍閥的連年混戰
直皖戰爭雖以皖敗而直、奉勝以告結束，但由於直系吳佩孚被任命為兩湖巡閱使，直系齊孿元、陳光遠、蕭耀南又獲江蘇、江西和湖北督軍位置，並連續贏得對陝、鄂、川等省的軍事勝利，大大地擴充了地盤，從而引起奉系軍閥張作霖不滿。再者，於一九二零年八月組成的靳雲鵬內閣，始親奉，後又親直。張遂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雲鵬內閣，組親日派梁士詒內閣。但梁內閣既釋放安福系戰犯，又任親日派曹汝霖要職，並參加「山東問題秘密談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國反對，吳佩孚遂與直系各督軍通電反梁，逼梁下臺。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臺，顏惠慶組閣，奉軍遂入關備戰，直系亦調軍隊因應，從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爆發。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因原馮國璋部下西線奉軍一部停止戰鬥，從而牽動整個西線（平漢）奉軍瓦解，加之東線（津浦）奉軍又敗，結果奉敗直勝。北京政府遂在吳佩孚指使下，免張作霖本兼各職，令其聽候查辦。張作霖卻在日本支持下，用東三省議會名義，宣布東北閉關自治，自任東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後，張因不甘，又於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島與直軍戰，卻又因先勝後敗，英、美出面調停，張只好簽立停戰條約。此後，奪取了北京政權的直系，尤為實力派吳佩孚，便一邊打出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旗號，先擁黎元洪復位，以示法統；再迫黎元洪退位，以於法統之下，賄選曹錕。13 曹錕雖賄選總統成功，卻遭遇全國反對。吳佩孚遂以洛陽為大本營，如段祺瑞一樣，打出了「武力統一」的旗號，並且先發制人，首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南抗廣東孫中山，繼命周蔭人為福建督軍，北逼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第一次江浙戰爭遂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開仗 —— 直系軍隊由閩、蘇、皖、贛夾擊盧永祥，孫傳芳則越仙霞嶺由閩入浙作戰。十月十二日盧永祥敗逃日本，直系齊孿元佔領上海。奉繫於九月十五日入關討直，直繫於九月十八日宣布討張。吳佩孚親任討逆軍總司令攜軍北上，赴山海關督戰。第二次直奉大戰爆發。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是直奉兩系軍閥間又一次為爭奪中央政權的戰爭，但因直系第三軍討逆司令馮玉祥外接廣東，陰連奉張，暗叛直系，並在其部將鹿仲麟和北京警備副司令孫岳及直軍第二路軍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師北京發動政變，呼籲和平，趕出遜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軍職。其時，適奉軍又在山海關大敗直軍，馮軍亦在楊村與北倉打敗吳佩孚，吳主力基本被消滅。第二次直奉戰爭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錕辭職，即直敗奉勝為告終。
第二次直奉大戰期間的北京政變，它積極的一面，一是廢了溥儀滿清皇帝的稱號，並驅之出宮，僅年付五十萬圓以維持家用。二是馮玉祥在段祺瑞、張作霖同意下，決定邀請孫中山北上，從而在全國促成召開國民會議的運動，並由之而引發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對軍閥復辟混戰賣國的群眾運動。其消極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馮玉祥、孫岳、胡景翼已發出擁護段祺瑞復職的電報，十一月又在天津會議上共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遂使段政權復活，並由此而產生段氏「善後會議」，14 使民眾所追求的國民會議不能召開。二是馮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組成中華民國國民軍，馮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和孫岳為副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從而在各系軍閥中不僅增添了一個「馮系軍閥」，迅疾地誘發了一場更大的內戰，而且為馮系謀得了「革命」的招牌，為北伐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埋下了又一場分裂與叛亂的巨大禍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結果是奉皖兩系控制了北京政權，段祺瑞重新上臺，段政府遂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敗將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免齊孿元江蘇督軍職務。盧永祥遂與山東軍閥張宗昌引奉軍佔領浦口、南京一帶，齊孿元乃與孫傳芳組織江浙聯軍，進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滬軍使張允明，交戰於無錫。後因孫傳芳突然宣布撤兵，而使齊軍大敗。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齊孿元通電下野。同日，奉軍進入上海。這便是第二次江浙戰爭及其結局。
在第二次江浙戰爭中，孫傳芳雖因背齊而使齊敗，奉軍就此而源源開往上海，卻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軍閥的恐慌和反對。孫傳芳遂決定聯馮反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名義通電討奉，十月十六日攻佔上海，十月十九日佔南京，十月二十三日佔蚌埠，十一月十八日佔徐州，逼使奉軍退守山東境內。孫傳芳遂建立東南五省聯軍，自命東南五省官員，從此於吳佩孚兵敗之後在武漢建立的十四省聯軍中脫穎而出，自成體系，不再聽吳指揮。
一九二五年在奉軍被孫傳芳趕出蘇、皖兩省後不久，其內部曾發生郭松齡倒戈張作霖的內戰。15 郭松齡因李景林的出賣而戰敗亡命。其先，因馮玉祥曾為救郭松齡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熱河，為李所絕，郭死後馮遂發兵攻李，佔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東，與張宗昌結成「直魯聯軍」。是年底，馮又試圖聯吳佩孚以制張作霖。未想吳未忘舊仇，非但拒絕，更致電張作霖，要聯奉討馮。一九二六年一月張學良復吳電錶示諒解，由是直吳與奉張重結，並且聯合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以攻打馮玉祥的國民軍。直吳軍由京漢線北上，直魯聯軍由津浦線北上，奉軍負責關外並助吳軍餉二百萬圓，議定將來北京政局由吳佩孚主之。此次大戰，吳佩孚、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打勝，馮國民軍敗亡大半，後困於西北。大戰期間，一是導致日本軍隊炮擊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國的蠻橫干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發「反奉倒段」運動和國民軍鹿仲麟部發動兵變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慘案的發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魯軍進京，吳佩孚便提出恢復曹錕法統。16 張作霖則提出恢復「臨時約法」，同時召集國會開會，組織由他所控制的攝政內閣。其後，歷經顏惠慶、段錫硅和顧維鈞等內閣，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張作霖自組安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掌控北京政權。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間，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軍閥為爭奪北京政權而迭起的大型混戰以外，各地方軍閥為擁兵自保，同樣是長期混戰不止。其中省與省之間的混戰，和一省之內的混戰，可謂此起彼伏，連連不斷。其間，僅四川境內便有大小混戰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說，這些混戰，在大軍閥雖為爭奪中央政權，以期武力統一和復辟天下；在小軍閥則為擁兵以自保，或奪地以稱王。但在名義上，他們不是假共和以興師，便是借自治或聯省自治以用武。中華民國的國統誰都要搶；中華民國的法統誰都要閹割；國會和「臨時約法」 —— 這兩個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標誌，更是成了各路軍閥或號令天下以稱王師，或奪地稱雄以做霸主的法寶。至於遍及數省，由軍閥標立與標榜「憲法和憲政」，以行封建割據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鮮。此亦足以證明，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實已成為大小軍閥長期推行復辟混戰的一塊遮羞布。
第四、中國人民堅決反擊軍閥的復辟與混戰
誠然，袁、張之後的中國人民，蓋因「懂共和、解民主」，「厭絕專制，寶愛共和」（陳獨秀語），才始終堅持反對北洋軍閥的假共和與真復辟。同時，一是因軍閥混戰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專制一統的局面，從而為反對軍閥復辟混戰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條件。二是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鉗制，又使得軍閥們不敢仿效袁、張以公然復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復辟之實。這就給反覆辟帶來了明確的立場，積聚了正義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後思想輿論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識界以宣傳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廣大思想輿論陣地。四是兼以推廣白話文與文學革命、意在反覆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其後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又在相當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個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質。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變而為再造復辟的大軍閥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和賣國的鬥爭，直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疊起。中國人民反對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鬥爭，可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從反段護法、反段賣國到五四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
一、蓋因段祺瑞在成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後，轉身便要做拒絕恢復國會和「臨時約法」的大軍閥，孫中山立即在全國人民的反段聲中，於一九一七年七月高舉起「反段護法」的旗幟，公開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專制之手段」的復辟本質。隨後，原國民黨議員中商榷系及政學系的一百五十名議員和海軍總長程璧光乃追隨孫中山南下，於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因法定人數不夠），決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並即刻分兵湖南，以發動護法戰爭。
二、如果說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就已引起過日本留學生和國內學生及民眾的堅決反對，那麼，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欲借參戰（指歐戰）向日本借款以圖擴充皖系，並不惜以國家資源作抵押，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同意日本在我國駐軍時，17 中國留日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遂立即在東京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其時，因日本政府毆打逮捕中國留學生，留學生乃宣布罷課並組織救國團體，宣傳愛國反日，同時派遣兩千人急速回國，以聯繫國內各地高校發動反段愛國運動。由是，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繼爆發反對段祺瑞賣國的學生運動，全國各地 「抵制日貨」的運動亦得以迅速展開，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當中國人民得知「巴黎和會」將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 「特權」轉讓給日本時，一場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中心內容的，反對軍閥復辟愛國的偉大群眾鬥爭 —— 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便立即鋪天蓋地地席捲在中國的大地之上。
為了制止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學生即於五月三日晚議決「通電巴黎專使不得在和約上簽字」，並於翌日 —— 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當日下午四時許，學生火燒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學生因此而被捕。於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固言「今日發生之事，乃屬愛國運動，此種愛國運動在各國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驚慌，我當負責營救」，國會亦有代表聲明，表示要贊助學生的行動。始未參預的清華大學代表隨即表示將與各校同時行動。警官學校代表更已出示「殺賣國賊」的血書。朝陽大學的代表則提出了發動抵制日貨的運動。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並再一次致電巴黎拒絕簽字。學生的愛國行動和政府逮捕學生的行為，激勵和激怒了全國民眾。京師總商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聯合全國各商會一起援助學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團體或個人紛紛電請政府釋放學生。山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等四人赴京與山東籍國會議員議決要求釋放學生，並為山東問題失敗彈劾內閣。於是國會提案，誓不承認「二十一條」和段祺瑞與日本簽訂的「順濟鐵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籌款擴兵），已未俱樂部甚至提出要彈劾總統袒護賣國賊的行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願以身家性命作保學生復課，而釋放學生。
然而，五月四日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打曹汝霖，雖迫使曹、章、陸三人辭職，但蔡元培因保護學生而遭到曹、章、陸謾罵，也被迫辭職。前者雖無人為其「鳴冤」，後者則受到廣大教職員工以全體辭職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時慰留蔡元培與三國賊，並更換教育部長，撤換高等學校校長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遂再度決定罷課，並堅持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掀起了更大的運動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採取的監控新聞、禁錮輿論、取締學生活動和為曹、章、陸辯護等做法，特別是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達責斥學生的命令，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演講學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學生八百餘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沒有將「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學生運動鎮壓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的一致反抗。孫中山遂領銜以廣州軍政府七總裁名義聯名通電，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廣東非常國會亦宣言痛詆曹、章、陸賣國；天津、武昌、杭州、青島、煙臺、蕪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學生紛紛成立組織以聲援首都學生；上海、天津、濟南、寧波、廈門、鎮江、漢口、蘇州、無錫、常州、揚州的工商界，亦公開聲明支持學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國賊不開門」。上海商界還決定提倡國貨，不用日輪裝貨，不用日鈔，各著名大報亦聲明不登日商廣告。天津商界還將所訂日貨全部退還。長江流域商人亦同聲排斥日貨。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東工人率先罷工以聲援學生。「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的呼聲響遍國中。
在全國各地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釋放學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陸職務；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大總統明令禁止鎮壓學生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七千多份函電和法國三萬多名華僑及留學生的逼迫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不僅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勝利，而且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的勝利。正是這一雙重的勝利，才決定了五四運動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性質。中國人民反對北洋軍閥及其北京政權 「假共和以復辟」的鬥爭，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個大階段。
第二階段：中國人民為捍衛中華民國國統和法統的種種奮鬥
這一階段，從時間上看，是在直皖戰爭與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就事實上看，則從全國人民反對曹錕賄選，直到全國民眾提出種種「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要求。
一、因直繫在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的勝利而擴大了地盤，充實了武力，劫奪了北京政權，因而，它才在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虛假幌子下，導演了一場「擁黎上臺」、「迫黎下臺」19 和曹錕賄選總統的醜劇。這個醜劇，一方面將他們要恢復中華民國法統的假戲暴露無遺，一方面則將中華民國共和法統閹割得不成樣子，使得深受大軍閥混戰之苦的國民，又一次斷送了要求實現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錕賄選一開張，不僅痛苦憤懣之情激盪民心，而且頓足斥罵之聲震撼全國。上海有國民討曹遊行大會，杭州有討曹救國大會，各省學生再起學潮以討曹錕、誅議員。上海工商界還召開省區公民大會，決議將受賄議員由本省各法團抄沒其家產，削除其籍貫。浙、皖等地的學生，有的搗毀議員家庭，有的發起鋤姦會，擬將受賄議員鑄成鐵像，以留永世之罵形。雖然曹錕一系多方鎮壓 —— 如逮捕記者，封鎖輿論等，但全國人民的反賄選鬥爭仍然愈演愈烈。一百餘名旅滬拒選議員紛紛發表聲明，聲討賄選之罪。其他懷恨直系的大小軍閥，諸如雲南唐繼堯、浙江盧永祥、奉天張作霖、淞滬何豐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後通電反曹賄選。可以說，正是曹錕賄選和其後吳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統一，才從反面促成了全國反直運動的發展，誘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促成了馮玉祥倒戈與北京政變的發生。
二、應該說，自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起，全國民眾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便從來沒有停止過。這個鬥爭，一方面因維護中華民國共和法統而帶有鮮明的反覆辟性質；另一方面又因反對軍閥爭奪中央政權而具有揭穿軍閥「假共和真復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影響，與五四運動勝利成功的激勵，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軍閥中間，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擁憲立憲」和「自治聯治」的運動。這些運動的共同出發點，是要以制定國家的根本大法，來肯定、維護和發展中華民國共和國統；這些運動的共同要求，則是要用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來遏止軍閥混戰、謀求祖國的和平與統一。雖然就地方軍閥而言，此亦無非是又一層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東方雜誌》曾出版兩期「憲法研究專號」，稱「民國已十一年，然兵連禍接，擾攘至今，根本大計，迄未公布」，因而「吾國今後國民之責任，唯促成憲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軌，絕亂源，定國基，然後徐圖興國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適之、蔡元培、王寵惠等亦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提出要組織一個好政府，即「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一個有計畫的政府」，更提出 「組織一個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並且，繼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聯邦制國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報》上發表「聯省自治虛政府議」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亂者，皆由中央政府權籍過高」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虛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適之則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之建議，等等。21 正是上述鮮明反對軍閥混戰的思想和輿論，才一方面導致了「廢督裁兵」等推倒軍閥具體辦法的出現，22 又導致了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為在大軍閥混戰中擁兵自保，而高唱「制省憲、省自治直至聯省自治」的高調，甚至「付諸實踐」。23 雖然他們的行不通乃為勢所使然，但是在同聲相求以反對大軍閥復辟混戰和小軍閥擁兵割據上面，應該說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和發動作用，為嗣後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北京政變」和其後全國人民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直至消滅這一混戰，統一中華民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響。
第三階段：從國民會議運動到三一八慘案
雖然在反曹錕賄選之後，一方面出現了群眾運動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識界又提出了種種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隨著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尤其是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卻迎來了又一個更大的和更加持續的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群眾運動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馮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軍事會議，在段祺瑞和張作霖的表態歡迎下，決定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時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孫中山遂以中國國民黨總理的名義發表「北上宣言」，重申國民革命的目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由是，全國立即出現促成召開「國民會議運動」的高潮。穗、京、滬、津、漢、濟、寧、徐州、張家口等地的人民團體紛紛通電，擁護召開國民會議；滬、粵、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北京還成立了「婦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以推動國民會議的召開。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執政府卻公布「善後會議」條例（參見注十四）。由於該條例凸顯了各派各地軍閥只想實行聯合執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民黨遂通電首先反對召開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廣東國民會議促成會組織十萬人遊行，以反對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孫中山指示國民黨員拒絕參加善後會議。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於善後會議召開之際（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會各界聯合在北京召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公開否認段政府的「善後會議」，重申打倒軍閥的主張，決議指出：「中國國民欲求恢復民族獨立與自由，即在以國民會議產生革命政府，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雖然孫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絕召開國民會議，造成了國民會議的流產，但由於召開國民會議以決國是的要求已經深入人心，由於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與法國簽立中法協定承認「金法郎案」，24 由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發生，由於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雖然召集關稅特別會議卻無從實行關稅自主，首都國民遂連續地推起了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高潮，並立即得到了全國民眾的響應。於時「打倒媚外政府」的呼聲此起彼落，各種倒段反奉的要求響遍全國，種種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的行動紛至沓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眾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通過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國民制裁和解散關稅會議、召開國民會議」等一系列決議案。要求「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和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由是響徹國中，從而形成「五四」以後全國民眾又一次反對軍閥復辟賣國的持續性高潮。尤其當日本軍艦炮擊我大沽口炮臺的消息傳來時，25 這一反對北京段祺瑞軍閥政府的群眾運動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勢。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與北京學生總會、北京市總工會等發起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緊急會議，議決「嚴正駁斥日通牒，不許日艦攜奉軍入口，驅逐八國公使出京，請國民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戰」。並於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門召開了三萬餘人的「反對八國通牒國民示威大會」，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熱血，反對帝國主義之聯合進攻，26 反對軍閥之賣國行為，同時決議廢除辛醜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求在津的外國兵艦立即撤退並懲辦大沽口戰爭禍首。會後又組織兩千多人請願團赴鐵獅子胡同向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段祺瑞的執政府遂以「聚眾謀亂危害國家」為名，命令開槍射擊請願隊伍，製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餘人受傷的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立即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滬、津、穗、桂林、長沙、南昌等地群眾，包括海外留學生及華僑，立即發起了反段愛國的運動。首都民眾於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門前舉行國民大會，並通過「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權，交由國民裁判；解散關稅會議，宣布通過關稅自主；組織國民政府臨時委員會，召開國民會議」 等決議案。從而將中國人民堅持了十一年的，反對北洋軍閥假共和以復辟、混戰、賣國的鬥爭，推向了最後的高潮期。正是在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臺，27 廣東革命政府乘勢吹響了北伐打倒軍閥的進軍號角，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終於在北伐的勝利進軍中得以重建，中國人民亦終於迎來了十七年反覆辟的歷史性勝利，更迎來了中華民國和平與統一的初步實現。
四 中國人民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運動
第一、新文化運動是在思想文化上反覆辟的革命
如果說袁世凱、張勛的公然復辟，因全中國人民的「共擊之」而先後歸於敗亡，那麼，當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於馬場誓師到執掌國柄的轉瞬之間，就又成為再造假共和真復辟的大軍閥時，應該說，它給予國人的強刺激，實不亞於袁、張的公然復辟。尤其是北洋軍閥製造一系列混戰和混亂的行徑，不單使國人痛心疾首，特別使得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們「寶愛共和之心，因以勃發；厭棄專制之心，因以明確」（陳獨秀語）。
再者，如前所說，辛亥之後清王室的宗親貴要就曾到處成立孔教會、孔道會、經學會等等，以宣傳「非復辟不能救中國」。而袁氏復辟帝制的先聲便是「通令學校祀孔，親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聖公暨配禮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所謂「欲遏橫流，在尋正軌」，試圖以獨尊「孔教」，來改變所謂「波邪充塞、法守蕩然」的「共和現實」。康有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又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張勛復辟時，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長」（院長徐世昌），而親擬宣布復辟的上諭。並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儀廉恥收潰決之人心」，實際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實現復辟。至於滿清的遺老遺少們，不僅為推動復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讀經，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學」，而且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地從辛亥前一直鬧到辛亥後，甚至從袁氏復辟一直鬧到北伐推倒軍閥乃止。由是，國中賢者便不難發現，凡復辟，必與獨尊孔教有關。孔教不僅是為專制復辟鳴鑼開道的精神法寶，而且是專制賴以復辟的政治法寶，更是專制已經實現復辟的一劑「思想保和湯」。因此，國中賢者們也就不論他們是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新型思想家，還是要反對文言文和舊文學的新型文學家，便都將孔教當作他們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狂飆伊始，就會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無疑是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時代的思想產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復辟思潮的一場必有較量，更是辛亥前那兩場批判封建綱常名教和專制改良的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在辛亥後的繼續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國統之下的數度專制復辟，又給社會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混亂和痛苦，28 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提倡者們，不僅能夠認識到批判專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夠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質，進一步普及共和主義思想的重要性。特別是他們又在一個特殊的痛苦時代 —— 革命與復辟艱苦較量的歷史時期，獲得了思想靈感和文學創造的深厚生活基礎及豐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確和更堅決的反覆辟時代條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先後兩聲吶喊，既開啟了對「孔家店」的大膽批判，又開始了對革命與復辟較量時代社會生活的文學表現。前者繼承辛亥前共和主義思想運動對封建綱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戰線上為反對專制復辟、推進民主革命而盡其功；後者則以晚清的文學革新為前瞻，繼承和發揚了它敢於批判現實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會生活，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如是，一場在後來被托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兩個方面，並在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中國大地上，被轟轟烈烈地推動開來了。
第二、新文化運動是以民主批判專制、科學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為新文化運動主體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動於袁氏復辟的歲月，呼喊於張勛復辟的前後，如潮如湧在軍閥復辟混戰的年頭，結果於北伐成功的輝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陳獨秀已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以「敬告青年」為題，為這一場反對復辟的思想革命，豎起了「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他說，「國人而欲脫朦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後覺悟」一文中，公開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治的國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對著復辟派非難《新青年》「破壞禮教、禮法、貞節、倫理」之等等罪名，他又發表了綱領性的「自辯書」，宣稱「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並誓言「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國……若因為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能辭」。29
由是，面對著在辛亥之後已經墮落為復辟派的康有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復古、讀經」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陳獨秀則在「孔子之道德與現代生活」等文章中，嚴正標明瞭「封建禮教與民主政治不可兩立，孔子之道與共和制度直接對立」的思想立場，豎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釗乃大聲疾呼「君與民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並存。是故君主生而國民死，專制活而自由亡」。30 吳虞則繼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對於綱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進一步清算「維繫了二千年專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禮教的吃人本質。
魯迅亦尖銳地抨擊了要借保存國粹而維護專制政治的「國粹派」們，指出「我們要保存國粹，須得國粹也能保存我們」。同時還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革新派們，批判了他們「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的兩重思想。
可以說，既高舉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對專制政治和整個專制制度；又高舉起科學的大旗，以反對數千年來專制思想、專制觀念和專制文化所造成的種種愚昧 —— 這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與專制激烈較量的時代，不僅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新文化運動，而且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反覆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運動的成就和影響
顯然，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先導部分和主體部分，乃是一場在政治上反對專制復辟的思想革命，這個革命在它一開場，便帶頭對於一切復舊、復辟的思潮和行為，進行了大膽的、並且是堅決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組成部分的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才有可能在一開場便生機勃勃地高舉起「反文以載道」的文學革命旗幟，更只在短短的幾年中便獲得了那樣大的成就。說到底，幾位留學生在美國關於「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閒話，31 之所以能夠在國中誘發起「文學革命」的時代大潮，無非是這個關乎文學的「閒話」，適應了辛亥之後國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對專制復辟的時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為 「一點因由」，而被「著意點染」，從而在反覆辟的思想革命已經蓬勃開展的時代條件下，推動起了一場真正的文化和文學革命，結出了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的碩果。這也是胡適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來的「文學改良芻議」，到了陳獨秀的手裡，便不僅還了胡適之先生「新潮之來不可擋，文學革命其時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學革命論」，並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設」之文學革命主張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成就是白話文運動的勝利，即白話文的被正式公開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廣普及。33 這不僅對於文學革命和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成形具有決定的意義，而且對於推動民主理念，普及科學知識，提倡革命精神，號召反對復辟，即在更為廣泛的規模上批判專制思想、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推廣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和新知識，直至推動北伐在全國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無以低估的歷史作用。
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個成就是文學革命的實績。首先，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便是在批判「吃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中應運而生的。緊接著，魯迅又從批判專制政治的「上下」兩個方面入手，以對孔乙己命運的深刻描寫，猛烈地批判了專制統治之精神枷鎖 —— 「科舉制度」的罪惡；又在對鄉村遊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專制制度之所以能夠維繫其長期統治的社會基礎，即中國傳統農民無思想、無文化，卻有著根深蒂固之封建專制觀念的本相。胡適、劉半農、郭沫若開始以白話詩歌的形式詠嘆社會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個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魯迅為代表的一批文學新人，則以重大的社會問題作為自己創作的主題，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歌、新戲劇終於爆發開來，其作為一場文學運動，不僅為白話文的迅疾推廣與普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為我們民族現代語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勛，而且它開山之日便是結果之時，誕生了迄今為止，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藝術上都無愧於後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的時代，作為那一場反覆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個部分，確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療救的注意，引發並堅定了人民、特別是青年反對專制復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這一切無疑都是文學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成就是它對於整個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由於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雖由少數知識份子所倡導，卻又為廣大青年和普通民眾所參加。加上辛亥之後中國人民已經擁有相當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分裂混戰中的軍閥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專制一統，以強行取締這一自由，因而，這一場反覆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學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獲得了廣泛的響應。其影響之深，之廣，之所向披靡和只進無退，實是將革命與復辟公開較量時代的整個社會生活氛圍，引向了一個空前的質變階段。不僅予舊思想、舊文化以重創，特別予剛剛誕生、還在鮮血和痛苦中掙扎的新中國，在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注進了新鮮的歷史氣息，使之迅速地出現了推陳出新的思想文化局面。尤其是它所表現出來的「崇尚自由、反抗權威，排斥專制、追求民主，批評傳統、肯定現代，破除迷信、推崇科學，深懷理想、一意求新，和要積極、不要消極，要個人主義、不要專制主義」之種種嶄新的時代精神，不僅在迅疾地改變著那個時代的面貌，而且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歷史影響。因而，在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與更為久遠的歷史範圍內，將它視作在各個方面均要推陳出新的一場「思想啟蒙運動」，也就言之不過。
第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方面的負面影響
其一、文學革命方面。由於中國數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成份 —— 專制的思想文化體系，絕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批判、清算得了的；由於剛剛認同科學和民主理念的批判清算者本身，同樣揹負著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由於辛亥之後的中國正處在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特殊歷史時期，他們既身置其時，又身在其中；因而，他們對於時代發展的本質，也就很難認識得十分清楚。由是，那一批在舊時代為舊文化所培養起來的新文化人，即「新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會把由專制復辟所造就的社會災難，和由剛剛覆滅的專制王朝所遺留下來的社會痛苦，與辛亥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聯繫起來，甚至反轉過來認為，這一切都是辛亥革命沒有獲得成功所致。這就使得魯迅等一批作家於文學革命後期，將對數千年專制社會的批判與辛亥革命所必然要引起的時代陣痛劃了等號，不僅混淆了辛亥前後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區別，而且混淆了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的政治界限。從而為不僅要推倒專制制度，甚至要否定辛亥革命的錯誤思潮，作了文學上和心理上的鋪墊。比較一下法國波龐王朝復辟時代的巴爾扎克、福樓拜等偉大作家，重新認識一下他們在文學上一心要批判的復辟貴族，竟恰恰是他們在政治上一心要維護的心愛者 —— 這樣一個「根本矛盾」，我們就能明白，他們對復辟時代社會心理與時代風情的描寫，實在是對那個「革命與復辟正在艱難較量的」時代，作了相當本質、相當鮮明，即相當深刻和準確的文學概括。於連·索黑爾，包法利夫人，德·拉·木爾侯爵的女兒馬特爾小姐 —— 應該說，正是從這些不朽的文學形象身上，我們才看到了法國社會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激烈衝突，以及這個衝突之必然要解決和必然能夠解決的歷史前途，即 「聖·瑪麗街修道院裡的共和主義英雄們」一定能夠戰勝專制復辟的勝利前景。這固然是法國文學已經走向成熟的表現；同樣是法國民主革命前漫長的思想啟蒙運動，曾對專制主義實行過廣泛深入批判的一個積極成果；更是法國傳統農業社會已經並正在解體，民主與科學已經先走一步這一歷史進步性，所帶來的進步文學現象。
其二、思想革命方面。由於新文化運動在思想革命範圍內，沒有能夠積極地區分傳統思想文化與其中「專制思想文化成份」的界限，從而將所有的傳統思想文化都當成了批判和打倒的對象，這就不僅為對手的反擊帶來了可乘之「理」，而且表現了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不公正態度，更為嗣後在共產革命思潮的侵擾下，不加鑒別地動輒便要否定和打倒傳統文化，甚至以批判和打倒傳統文化來取代對於當代共產專制思想文化的清算，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在中國大陸出現的，某些人不能、不敢、甚至是不願批判共產專制政治，卻樂於批判、直至全面否定民族傳統文化，並堅持鼓吹民族虛無主義的奇異文化現象，雖然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而已，但是，這一改良主義的文化現象，卻在維護共產專制制度，鼓吹共產專制體制內的政治改良，淡化共產專制制度的罪惡，特別是它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上，對新一代青年所產生的惡劣影響，實在不能不說是新文化運動「負面影響」的一個至為悲哀的歷史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