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年不見的安徽水電學院老同事吳增棟問我：「您對懷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我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肚子餓」。
作為大學教師的我，為什麼會餓肚子？餓到什麼程度？
可以這麼說：從我1959年9月18日到懷遠縣安徽水利電力學院報到的第一天起，至1962年3月20日隨學院搬遷到合肥市時為止，長達兩年半的時間內，沒有吃過一頓飽飯，天天餓肚子。
先說主食。我的糧食定量開始是每月25.5斤。後來糧食越來越緊張，定量減為24斤，到1961年春天，安徽農村大量餓死人，我們有幾個月定量中糧食只有15斤了，其餘的以水草曬乾後磨成的草面充數。所謂糧食，大米很少，只有過年過節的時候才吃一次。懷遠地處淮北平原，當地主要出產紅薯和小麥，還有就是高梁、豇豆等雜糧。我們的糧食由當地供應，當地出產什麼，供應什麼，我們就吃什麼。我到學校報到後的第一頓飯吃的是高梁麵糰子。以後連續幾天都是吃這種糰子。剛收下來的高梁，連殼磨成面，做成糰子蒸了吃。這種糰子，因為含有大量的外殼，非常粗糙，難於下嚥。最大的問題還在於大便拉不出來，肛門都掙得出血了，還是拉不出來，不得不用手去扣。我是貧苦出生，不是嬌生慣養的人，但用手扣肛門的事，我是生平第一次。當時年輕，身體各部位器管都很正常。平時大便大概只需一二分鐘就完事了。而吃這種糰子卻使我痛苦不堪。
吃了一段時間帶殼高梁麵糰子後，接著就開始吃新鮮紅薯。紅薯甜甜的，味道好，體積大，吃了有飽腹感，但不禁餓，又由於定量限止，不允許多吃，很快肚子就餓了。而且連續吃好幾個月，天天吃，頓頓吃，吃到後來，吃得反胃，吐酸水。到冬天了，新鮮紅薯吃完了，就換成天天吃紅薯干。紅薯干泡漲了，在鍋上一蒸，就成了我們的主食。紅薯干吃過一段時間後，就吃紅薯干磨成面做的糰子。這種糰子，看起來黑呼呼的，吃起來倒是甜絲絲的。紅薯麵糰子吃過幾個月以後，有時就吃榨過油的豆餅。將整塊的豆餅砸碎、泡漲，蒸籠上一蒸就成了。這種豆餅，很不乾淨，中間常常夾雜著豆夾、豆葉、草棍等雜物。有一次，水力學講師張長高在教研組辦公室說了一句：「在過去，我們那裡豆餅是做肥料或者是餵豬的。」有人聽見了，還向領導匯報，說這是污蔑社會主義。夏天，小麥收割了，我們也能吃幾天白面饅頭，但時間非常短。我不明白，淮北出產小麥為什麼淮北人吃不到白面？
上面提到的1961年春天，我們開始吃水草面。學生們到池塘、河溝裡撈來水草，在操場上曬乾，然後磨成面，就成了我說的草面。草面特別輕，和面時飄在水面上，和紅薯面等摻和不到一起，要用手反覆把草面壓到水裡去，泡漲了，才能捏成糰子。這種草麵糰子味苦，難聞，衝鼻子，粗糙，難於下嚥。
主食品種是這樣。副食又怎麼樣呢？天天吃煮白菜、煮蘿蔔，沒有一點油星。雞、魚、肉、蛋等葷腥根本看不到。這樣的飯菜，越吃肚子越空，不管吃什麼東西，很快肚子就餓了。瀋陽人稱陳錫聯為陳三兩，因為陳錫聯做瀋陽軍區司令員時，瀋陽人食用油每人每月的定量是三兩。而我們可能連一兩都沒有。
當時我二十五六歲，正是飯量大的時候，這一個月20多斤的雜糧，沒有油水的飯菜，更本就吃不飽。一頓比雞蛋大不了多少的兩個（16兩制二兩一個）糰子，兩口就下肚了，吃到肚子裡，一點感覺都沒有。有時，真想再買一個糰子吃吃，但考慮到飯票就那麼多，現在吃超過了，到月底怎麼辦？因此，我不敢在食堂多停留，買了飯，立即就回宿舍去吃，眼不見，心不想。但是，當飢餓折磨的時候，人的意志力會變得很脆弱，我還是有好幾次控制不住自已，第二次回到食堂去買。不僅如此，我還變得斤斤計較。每次去買飯，總覺得廚工拿給我的糰子比旁邊的要小，心裏責怪廚工為什麼揀小的給我？現在想來，這完全是心理作用，責怪廚工更是毫無道理。
為了把每粒糧食都吃到肚子裡去，吃飯的碗總是括得干乾淨淨的。有一次，教務處長談松曦和我同桌吃飯，他把碗括乾淨後，把舌頭伸出來把碗舔乾淨了，一邊還解嘲地說：「我們家鄉有舔碗的習慣。」我們職工食堂門口放了個木盆，裡面盛了一盆井水（當時學校沒有自來水），是供大家飯後洗碗用的。但每頓飯大家洗碗後，盆裡的水還是清清亮亮的，不用換水，下一頓還可繼續用。吃的既沒有油水，碗又舔得這麼乾淨，還有什麼可以洗下來的呢？
我記得1960年春節時吃過一次肉，方方正正一塊，大概有二兩吧。早在春節前幾天，食堂貼出佈告，年三十晚上，每人供應大米飯6兩（16兩制），豬肉一份。這天終於到來了，我早早地到窗口排隊了。只聞到一陣陣的肉香刺激著我的嗅覺神經，真好聞啊，好幾個月沒有聞到肉香了。輪到我的時候，廚工給我打上米飯。我一看，不是白米飯，是摻了一些豇豆的米飯。這也罷了，比平時吃的紅薯糰子好多了。然後廚工把一塊紅燒肉盛到我的米飯上。當他轉身去給我盛蔬菜的時候，我已急不可待地把那塊紅燒肉用嘴一吸，一口吞了下去。人還沒有從窗口轉過身來，碗裡的肉就沒有了，光聞到肉香，連肉的味道也沒有嘗出來。
人餓急了，凡是能塞到嘴裡的到東西，都向嘴裡塞。有一次，我和一些同事一起到學校農場勞動鍛練，干挑糞、澆水、鋤草等農活。餓著肚子，那裡還挑得動？休息的時候，水力機械課老師胡令伯捉了一些螞蚱，在火上一烤，就塞到嘴裡，一邊爵一邊還說：「好吃，好吃。」於是，我們大家都去逮螞蚱烤了吃。農場種了些蓖麻，蓖麻籽還沒有成熟。我在晚上值班的時候，肚子餓極了，就將嫩蓖麻籽剝了吃。當時覺得不難吃，嫩嫩的，沒有特別的味道。但是，到下半夜，我就開始肚子痛，不斷地拉肚子，折騰了兩三天才好轉。
餓肚子的當然不止我一個，人人都餓，輕年人尤甚。有一次，我們教研組的青年教師姚知儉，到食堂買飯，偶然發現在盆底粘回來一張飯票。原來，買飯的時候，廚工隨手把飯菜票放在窗台上，然後盛好飯菜，又把盆放在有飯菜票的窗台上。有一次，我們教研組青年教師姚知儉的盆底有些水，就把飯票粘回來了。這給他以啟發。從此，他每次去買飯前，有意把盆底弄濕了，大多數時候都能粘回來幾張飯菜票，他也可多吃一點。但是時間長了，被廚工發現了，就把這件事反映到河川系，河川系就要我們教研組開會批評他。姚知儉先作了檢討，交代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樣做的，共做了多少次等等。然後大家發言批評他。我自已肚子也是空空的，但也和大家一起批評了他。現在回想起來，一個大學教師，在長期飢餓下，做出這樣的事，也是實出無奈。這責任應該由誰來負呢？
教師的情況如此，學生又怎麼樣呢？學生的定量比我們多，每月35斤。但是，在沒有葷腥、沒有油水，成年累月吃紅薯、雜糧，同樣肚子餓。從1960年下半年，有的學生家裡餓死了人，自已在學校又吃不飽，就開始逃亡。有的逃到黑龍江三江平原，有的逃到煤礦上去挖煤。學校（或許是學校的上級）覺得學生逃亡名聲不好，因此派人到各處去找，從黑龍江找回幾個，但大部分沒有回來。
我大學畢業前稱過，身高1.76米，體重128斤。1961年，我又稱了稱，體重只有105斤了。我的同事、俄語教師王宗愛曾經描述過我的形象：頭尖、脖子長、肩膀窄，胳膊、 腿細長，像高腳鸕鹚一樣，一陣風吹來，就要被吹走似的。
有人私下議論，過去革命鬥爭艱苦，有時也餓肚子，但是沒有像現在這樣長期餓肚子的。以前餓一二頓或餓一二天，等打下土豪，或者繳獲敵人的給養，也能殺豬宰羊飽吃一頓。張劍鳴副院長曾在某種場合說：以前，大家回憶萬里長征，回憶革命的光榮歷程、艱苦的鬥爭精神，以後說不定大家要回憶現在這段餓肚子的歷史了（大意如此，1963年批判他時有人揭發的）。50年後，我現在來回憶這段經歷，不幸被張劍鳴副院長言中了。
不過，不管怎麼說，我們這些有城市戶口的人，每月還能供應一定量的糧食，肚子雖餓，我們終究活下來了。那些農民就沒有像我們這樣運幸了，他們只有一條路，就是餓死。我當然不知道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但是，我親眼看到餓死的人倒在懷遠到蚌埠的公路邊上，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實。
